苏联生化武器专家被杀是哪集（苏联时期的生化危机）

“满目橘红的绚烂光晕，我感到头顶像敲钟一样出现幻觉和耳鸣。”一次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实验室防护事故，导致苏联化武工程师安德烈•捷列兹尼雅科夫为之付出健康与生命的昂贵代价。深受疾病折磨与器官衰竭搏斗6年后，安德烈猝死在早餐的饭桌边，死时与妻子早已离婚，身后亦无子女。

安德烈只是众多苏联生化武器受害者之一，和其他默默忍受的受害者不同，他过世前不久大胆坦陈了苏联化武的秘密，堪称俄罗斯人民的英雄。

曾与德国合作用活人做实验

世人皆对苏联的巨大核武库叹服，但在莫斯科尚未掌握核技术之前，化学武器才是克里姆林宫用来威慑对手的大杀器。苏联的化武研发继承了沙俄的衣钵，且其间还得到了纳粹德国的大力援助。

1921年，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红军弹压暴动时就曾动用刺激性的化学毒气。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明确提出一个任务：扩建化学武器研发和生产基地，将化武年产能提高到一万吨。但是，沙俄留下的有机化学工业基础薄弱，直到1933年，苏维埃利用与纳粹德国的蜜月期，专门请来了德国化学武器专家建设新的研发机构方才解决产能不足问题。到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的化武产能已经提高到年产10万吨芥子气和1.2万吨路易氏气等糜烂性毒剂，苏军击败德军后又缴获过大批德国生产、性能更致命的塔崩神经毒剂。

战斗民族的化武研发还创下不少世界级记录。为了掌握化学武器的效力，苏军在炎热的黑海和里海地区、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以及阴冷的列宁格勒等各种开放自然环境下进行过测试，而其他国家为避免泄漏和残留确保居民安全，类似的环境试验只在机库的模拟场景下进行。

前苏联生化武器实验室

不仅如此，苏联化武研发还曾多次用活人作为测试对象。上古历史传说中，曾有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炮制毒药让自己的女仆以身试毒的故事，堪称史上有记载最早的活体化学武器试验。苏联NKVD领导人贝利亚领导的化学毒药研发机构“第1实验室”（克格勃中央特种技术研究所前身），负责研发暗杀用的化学毒剂，这些毒药需要具备无色无味当场见效的特性，毒杀对手后还要能够迅速分解消灭线索，为此不惜用活人做毒药实验。

“第1实验室”负责人玛拉诺夫斯基曾撰写过论文《塔崩毒剂对人体皮肤组织的生化效应研究》。作家迈尔（Meier）在《苏联情报机构中的美国人》一书中曾揭露说，“古拉格”秘密用囚犯活体测试过芥子气、蓖麻毒素、氰化物等多种毒剂。苏联化武研发机构还针对40岁以下、40-60岁和60岁以上年龄组的中毒效果进行过对比试验。

死亡之城，化武之河

将上述惊悚做法单纯理解为刻意惩治囚犯，那就太过于片面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海军就曾在化学战演习中用轰炸机向一艘驱逐舰布撒芥子气，而舰上士兵不知何故却未佩戴任何防护用具。这些年轻士兵的健康情况被无视了。

化武生产过程也危险重重，苏德战争进行时，由于缺乏经费，苏联全境的几十个化武工厂只好用1920年的老旧设备生产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新式化武毒剂。最为危险的当属灌装车间，工人身着橡胶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用简陋的金属水壶向化学炮弹空壳里灌注挥发性液体，一不小心就会中毒。

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萨拉托夫附近某秘密基地工作的德国化学专家

1942年，萨马拉地区恰帕耶夫斯克的第102化武工厂年产4000吨路易氏气，但也是在同一年的前6个月中，这个厂发生了280多次事故，177名工人中毒死伤。有工人上岗第一个月就遭遇事故，在医院治疗好以后还要继续回来灌装弹头。每一班工人需要穿着沉重闷热的防化服工作长达11小时，如果同伴中毒入院，其他人只好连轴转顶班来替补他的空缺。糜烂性毒剂是一种致死速度较慢的第一代化武，不少受害者工伤病休很久后才会被病痛折磨致死。第102工厂所在的恰帕耶夫斯克因此被居民称为“死亡之城”。

20世纪50年代，苏联开始掌握新的神经毒剂技术，第一代化武的糜烂性毒剂需要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方能起效，这种第二代毒剂更为高效，每立方米弥散一滴就能致命。V系列毒剂生产需要带有增压的防护服避免自伤，但苏联厂方依然沿用第一代化学武器的橡胶防护服，工人弯腰时神经毒剂通过L-1防护服的缝隙和褶子，沾染在内层衣物上，产生慢性损害效应，导致心衰、神经疾病等职业伤害。

化武生产的废料同样难以防备。苏德战争期间，类似第102工厂等地车间中的芥子气废气直接排入大气，废水则倾入伏尔加河，整个工厂所在地区周遭1500米内氯气含量超过安全标准20倍之多。

苏联化武工厂转产第二代神经毒剂后情况仍然在延续。1965年，斯大林格勒附近一处化武工厂被暴雨洪水倒灌，生产沙林和VX毒剂的废液流入伏尔加河，从斯大林格勒到里海上千公里的河面上遍布死鱼和白色泡沫。这些废弃的剧毒废料对婴儿畸形和智力发育迟缓都颇有“贡献”。

生化切尔诺贝利

与化学武器相比，苏联时期的生物武器同样规模宏大，克格勃还曾阴谋用鼠疫杆菌刺杀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苏联生物武器的保密程度比起化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1979年春天的一次疫病却揭开了冰山一角。这年4月初，位于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医院突然收到成批类似肺炎的恶性传染病例，每天都有五六名患者死亡。4月10日市政部门确诊：这是一次炭疽病毒疫情，但患者死亡情况直到4月底才得到控制。

叶卡捷琳堡，1979年4月2日，这里发生了军事设施的炭疽杆菌孢子意外泄露事故，由于当局销毁记录，真实受害人

苏联官方表示，炭疽病毒的菌株来自被溃疡污染的西伯利亚牛肉。由于克格勃等安全部门的插手，不少死者的病因被隐瞒，至今无法确认死亡人数。时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一书记、后来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负责处理这次疫情，多年后他签署总统令，承认这次事件其实是一次生物武器实验室事故。

乌拉尔地区遍布核工业设施、坦克和枪炮工厂，在苏联体制下这里就是一座巨型的军镇，各种工业事故屡见不鲜。苏联国家微生物研究所下属的细菌防护中心（对外代号19号研究所）就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郊。

19号研究所利用苏军从日本731部队起获的炭疽菌株，培养了更为致命的836型炭疽病毒，它可以作为SS-18“撒旦”弹道导弹的弹头撒布到美国本土。为了形成有效的气溶胶进行撒布，炭疽菌株需要先干燥成粉末，干燥后的废气用滤芯过滤，然后直接排入大气。

1979年3月30日星期五下午，一名维修工拆除了被粉末堵塞的滤芯，没来得及换上新滤芯就到了下班时间，工人给上级留了一个纸条，但19号研究所的主管切里舍夫却未做备案。4月2日一早上班后，炭疽干燥设备继续投料启动，几个小时后有人才意识到没有装滤芯，但含有微量菌株的废气已经顺风飘向东南，散布长达4公里。一座兵营最先遭难，不少军人离奇死亡。另一个瓷砖厂由于车间通风装置的吸入效应，损失更惨重，105名工人陆续感染炭疽死亡。

所幸这天风向并未吹向市区，避免了更大的生化灾难。1992年，叶利钦担任总统后下令将19号研究所搬出市区，并对受害者给予国家赔偿，相当于承认这次事故的事实。当事的负责人切里舍夫却并未遭到惩处。

“新手”系列化武

年富力强的工程师安德烈•捷列兹尼雅科夫出生在一个化武世家，其父尼古拉耶在苏德战争时期就管理着苏联芥子气、光气和氢氰酸的生产。子承父业的安德烈供职于苏联有机化学研究所，利用老鼠、犬类和猴子等活体测试苏军装备的梭曼等化学毒剂。研究所的待遇相当优厚，研发人员还经常能获得国家配给的进口家电等紧俏物品。

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关系趋向缓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诺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销毁苏军化学武库。但安德烈的饭碗却没有丢，因为苏联背后又在秘密研发新一代“诺沃乔克”（意味“新手”）系列化武，讽刺的是，竟动用了西欧援助的销毁化武经费。

“诺沃乔克”不仅毒性超过VX和梭曼等毒剂数倍，还能骗过北约防化侦察器材，并可穿透橡胶防护服。为了避开《禁止化武公约》的核查，“诺沃乔克”二元神经毒剂采用更低毒的常见化工原料，一般化肥厂或农药厂就能生产，分开储存原料也比屡屡出事伤人的老式毒剂更稳定更安全。

1987年5月的一天，安德烈在实验室测试“诺沃乔克”神经毒剂时，噩梦降临，排风扇失效出现泄漏。只是几秒钟，他的眼前立刻出现光晕并耳鸣不止，“我中毒了！”跌坐在椅子上的安德烈向同事求救，但喝下的茶水又被吐了出来。

医生马上为他注射解毒针剂，安德烈自行撑着回家休息，只走到市政广场就倒地不起，在昏迷10天后方才醒转，6个月时才能站立。安德烈从此神经受损，眼前常出现幻觉，完全不能阅读，在病痛中熬了5年去世。

不仅仅是历史

为了掩盖破坏《禁止化武公约》的秘密，克格勃对外宣称安德烈是因为吃下了腐坏的香肠才患病，同时每年给予安德烈经济补偿，希望他保持沉默。苏联在谢幕之际给自己做了一个了断，按照公约对库存的4万多吨化武进行销毁，但随后的俄罗斯军方及情报机构中仍然保留有类似的秘密毒剂武器实验室。

随着苏联分崩离析，化武研发人员旧日的优渥生活不再。1995年，安德烈的同事列昂尼德•林克（Leonid Rink）把少量“诺沃乔克”神经毒剂卖给了黑社会，却没料到刺客用它毒杀了俄国银行巨头基维利季（Kivelidi）及其秘书，这种毒剂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2002年，莫斯科东方剧院人质事件中，俄军再次动用鸦片提取物毒剂灌入剧场，导致一百多名人质死亡。分析人士认为苏联时期研制的麻醉性毒气对健康人体不致命，但受困脱水虚弱的人质吸入后却会窒息。

东方传统文化讲究善恶有报，制毒者的归宿往往不会很好。用女仆试毒的埃及艳后，最终也用毒蛇自杀；人类善于自残自戕，而生化武器的研发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