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编辑应该学习哪些知识(融媒时代如何正确地)

融媒体编辑应该学习哪些知识(融媒时代如何正确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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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元,新闻学博士,编审,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曾任英文《上海日报》记者、编辑。主要从事新媒体理论和传播哲学研究。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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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元: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大家一起来讨论近年来在学界和业界都很热门的话题——非虚构写作。第一个问题是,非虚构写作或非虚构叙事,为什么会成为日益受重视的问题呢?

石力月: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来看,非虚构写作都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国外它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作品《冷血》(In Cold Blood)的问世,在国内不少研究者则将其与从传统媒体时代而来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新闻报道、特稿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然而它的持续走热无论在文学界还是新闻界都的确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非虚构写作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日益受重视的文体”,实际上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今天走热的非虚构写作究竟与早年的相关现象/实践有什么不同”,另一个是“今天的非虚构写作究竟与当下的社会状况有什么关系”。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想最直观的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非虚构写作主要是基于互联网环境的内容生产,这与过去基于传统纸媒的写作不仅仅存在写作平台的差别,还存在写作主体、传播过程以及传受关系等方面的不同。相比传统媒体而言,互联网面向更多的写作主体敞开,容纳了更为复杂多样的传播过程,以及动态变化不确定的传受关系,既为非虚构写作本身提供了内容和视角上丰富的可能性,也为其与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潜力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其实连接了后一个问题,即正因为开辟了与社会互动更大的空间以及具有走向深远的潜力,既不抽离也不超然,是一种对社会生活诸多面向有着回应与介入的写作,这是其他类型的内容生产所不能取代的重要形式,所以它会成为一种日益受重视的文体。

邓建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信息超载改变了用户心理,大家在庞杂的信息面前倍感疲惫。于是,“讲故事、听故事”就逐渐成为克服信息超载,增强网民理解、分享和记忆信息的最有效手段。尽管在上世纪20-30年代,信息爆炸现象就出现了,而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急剧加速,但直到21世纪初的Web2.0时代,普通人对信息爆炸带来的“信息超载”才有了亲身感受。信息从丰富到超载,其负面影响也日益让人烦恼和疲惫,频生摆脱之意。如在社会性媒体推特上,由于信息庞杂,相关性低,体验差,其用户黏性和新注册用户数量已经出现下降。为了保持增长势头,这些社交媒体的功能和界面变得越来越复杂,让用户不知所措,反过来又加剧了用户的逃离。由于信息过载,网民应接不暇,其有效注意力时间在进一步缩短。随着信息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应的递减,用户对“信息丰富”的态度也已出现了变化。

我认为,网民对信息量的态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Web1.0阶段:内容稀缺但有序,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在Web2.0阶段:内容多样但无序,喜悦于拥有更多的信息;在We1.0 Web2.0 阶段:人们疲于应付过多的信息,希望找到好的应对方法。于是出现了各种信息筛选机制,如“群体过滤”,“大众点评网”或“豆瓣”等信息互荐、编辑替用户精选内容限量定时发布“策展新闻”;微信用户通过朋友圈分享信息等,都是信息过滤机制。

这其中尤为有趣的是,在21世纪最有效的信息过滤机制却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沟通方式——讲故事和听故事。人类自远古时代就喜欢讲故事听故事。说故事和听故事展现的都是人类的生活和人性。在新闻传播中,通过讲述“故事”,记者能在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信息环境中吸引公众注意、增进理解、加深记忆和触发分享。《纽约时报》2017年2月推出了新闻播客栏目《每日新闻》,其主持人迈克·巴巴罗表示,声音能够更加真实和生动地传递故事和情感,这是文字和算法无法替代的。由此看,今天非虚构叙事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是有原因的——即在信息的海洋中,通过深入阅读一种浸润性的故事,让自己重新获得意义、感染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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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元:那么,非虚构写作与通讯、报道、特写等新闻体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石力月:“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文学界与新闻界共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在两个领域中展开的路径不太一样,原因在于许多讨论都在各自领域的历史与传统中展开。例如文学界的许多讨论都与纪实主义小说、报告文学等相关,而新闻界的讨论则重启或者延续了其对“真实性”这个永恒的命题的回应。不过虽然看似不同,二者之间实际上是有连接的,鲜活的经验现实如何与文学化的表现手法对接既是它们共同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它们共同面对的实践问题。因此,我认为在非虚构写作的问题上,两个领域有交叠的部分,不是泾渭分明的,也没必要泾渭分明。这并不等于将文学创作与各类新闻稿混为一谈,而是想要强调,抽象的命名与边界划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之间的交叠与区别需要在流动变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解析。

邓建国:“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准确地说是“非虚构叙事”(non-fictional narrative)。但即使翻译成“非虚构叙事”,也很让中国读者费解。因为它既然是“非虚构的”,那么它就应该是真实的,但其实它又使用了文学手法(因此是“叙事”或者说“故事”),并因之与枯燥呆板的新闻报道相区别。虽用了文学手法,但它却不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的故事线严格基于事实。所以“非虚构型叙事”是介于文学和新闻,并偏向于新闻的一种报道体裁。但由于“非虚构叙事”这一中文翻译的问题,很多人对它有误解。我认为误解的关键原因在:不应将narrative 翻译成“叙事”,而应翻译成“故事”。在英语中,narrative 就是“story”,而故事一般都是虚构的。所以,“非虚构叙事”也就是“非虚构故事”。既然是非虚构的故事,那么一方面是非虚构的,这让它接近于“新闻”;另一方面,它是可读的,接近于“故事”。在英文中,也将新闻报道说成“news story”,也是强调新闻要有可读性。而“非虚构叙事”则是news story更具文学色彩的版本。

弄清了“非虚构叙事”的内涵,我们就能区分非虚构叙事、文学创作以及新闻稿(通讯、报道、特写)之间的关系了。非虚构叙事:真实内容加上文学叙事技巧,注重主题、视角和人物刻画等;文学作品:虚构内容加上文学叙事技巧;新闻消息:真实内容加上理中客的呈现方式,如倒金字塔方式;新闻通讯(特稿):传统上,新闻特稿,如著名的华尔街日报体,是以一个个体报道对象的具体事件或场景开篇,接着是一个从微观个体过渡到宏观大图景的“主题段”,再接着就是铺陈引用大量篇幅来支撑这个主题段。但特稿与非虚构叙事有时候无法截然区分。

夏德元:越来越多的媒体话语把我们这个时代指认为“后真相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非虚构写作”?

石力月:无论在文学界还是新闻界,直到今天“非虚构写作”的概念都在被不断地阐释和争论。所以,对于“如何正确地非虚构”这个问题来说,难点首先就在于究竟什么是“正确地非虚构”。同样地,如何理解“后真相时代”也是一个难点,既难在如何理解“后真相”也难在如何理解“真相”。但无论如何理解,今天“后真相时代”的命名都描述和表达了一种对于“真相”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也导致了“非虚构写作”的不确定。与“非虚构写作”相同的是,“后真相”的命名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近年来成为热词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社交媒体是今天信息生产与交换最为活跃的场域,但丰富性同样也带来了复杂性。社交媒体的信息生产主体多样且其生产方式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所要求的一系列严格把关与查验的操作完全不同,这里面既有各类机构基于商业运营要求及压力的信息生产,也有个体基于各类诉求的信息生产,还有它们之间各种纷繁复杂的交错,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这个复杂的生态既构成了对写作本身的挑战,也构成了对其传播的挑战。

邓建国:2016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牛津词典将其定义为这样一种“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诉诸客观陈述事实更能影响民意走向”的情况,传播固然能塑造现实,但它毕竟不是现实,但现在有人认为它不仅是现实,它还是超现实,比现实还现实,比真实更真实。导致“后真相”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就包括公众对传统媒体失去信心。还有一个原因是,误解和误用“非虚构叙事”概念。例如,“标题党”往往着力于制造悬疑、诉诸情感,用词具有趋向性和指引性,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各种“病毒式”内容无不具有强情感、惊奇、愤怒、焦虑和悲伤等特征。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营销往往没有优质内容的支撑,极大地恶化了互联网生态,令人可叹可憎。

互联网给了我们比纸媒更好的讲故事的呈现平台和传播手段,让传播者可以不受纸媒的介质和空间限制讲述深度和互动的故事。新近涌现的VR和无人机都让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方式讲出更好的故事,所以非虚构叙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和创新。但我们要记住,在非虚构叙事文本中,“非虚构”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叙述(故事)是其得以广泛传播的凭借。好故事需要传播,传播需要好故事,两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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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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