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西南联大的故事（郑天挺95岁女儿口述）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1899—1981）自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战全面爆发后，郑天挺组织安排北大师生南下，先后任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并任联大总务长，负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事务。

近日，由郑天挺子女授权、中华书局整理校订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即将出版。日记自1938年1月1日起，至1946年7月14日讫，除少数缺失外，基本完整记录了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工作、教学、交游、学术研究和生活状况等。尤其幸运的是，作为史学家的郑天挺，非常注重史实和细节的记录，因此为后人留下诸多宝贵资料。

郑天挺中年丧妻，抗战期间只身一人南下，将几个仍在上学的子女留在北平。郑天挺小女郑晏当时担任“小管家”，对那段生活记忆深刻，现年已95周岁的她将这段经历口述，并由女儿黄培记录整理、弟弟郑克扬审订。借由《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的契机，郑晏特此将此份口述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另，澎湃新闻经中华书局授权，又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相对应内容穿插在文中，试图将史实的两方面呈现出来。

“七七事变”前家里的情况

我叫郑晏，1923年的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长乐。

长乐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长乐郑氏家族历史悠久，我的高祖父郑迋珪是道光甲辰年（1844）进士，我的祖父郑叔忱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在北京国子监晚清进士碑上有名字），授庶吉士，长期在翰林院任职，后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任教务提督（教务长）。郑迋珪和郑叔忱祖孙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

我父亲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1938年8月9日郑天挺留影

按照长乐郑氏的族谱排序，我们这辈人是第二十世，名字排“日”字头，如我叫郑晏、我大弟叫郑克昌，二弟叫郑克晟，小弟叫郑克昜（揚/扬）；唯独我姐姐叫郑雯。

我母亲是江苏泰州人，按照中国旧俗，母亲很小的时候，由长辈做主与父亲订的娃娃亲。她比父亲大两岁，结婚之前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到了结婚年龄女孩该出嫁了，周家就把姑娘送到了北平。周家清朝时是泰州的盐商，家庭生活富裕，拥有一套八十多间房屋的大宅院。清末民初，周家开始败落，外公是当地较有名的画家，靠出卖字画和出租祖屋生活。按当地习俗，女方陪嫁要带很多东西，春夏秋冬四季成套的衣服，首饰、丝绸和梳妆台等，连马桶都带来了。周家怕姑娘嫁到北方生活不习惯，还特意带个老保姆过来照顾她的生活。

1921年秋天，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在泰州读过私塾，虽文化水平不高，但知书达理，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婚后两人相亲相爱，关系极为和睦。此时父亲还在北大文科门读研究生，家庭负担较重，便开始各处兼职。父亲母亲携手共建温馨家园，生活幸福美满。

那时北大教授时常举办家庭聚会，父亲受邀后总是一个人前往。一次校长蒋梦麟的夫人问他为什么不带夫人来，父亲说母亲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不太习惯社交活动。几位教授夫人就动员父亲以后带母亲来，还对母亲进行了穿衣打扮的指导，带她去商店买了西式毛皮大衣、呢子大衣和皮鞋，嘱咐她以后外出再不要穿斗篷了。母亲第一次参加聚会时完全变了个样，穿着西式呢大衣和皮鞋，朋友们特意在学校二院给她和父亲照了张像留作纪念。后来父亲再参加教授们的家庭聚会就都带着母亲，母亲也与那些教授夫人成了好朋友。

1937年农历大年除夕那天，全家人正准备欢度春节，母亲突然肚子痛。痛的很严重，家人急忙将其送往医院。母亲住院期间，我和姐姐轮流照顾她，我上午值班，姐姐下午值班。当天上午，母亲精神状态还很好，与我说了些家常话。后来姐姐来接班，我就离开医院回了家。大约下午4点钟，姐姐提前回到家。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请？”她说：“不知道。”是大人们让她回家的。将近天黑的时候，父亲回到家里，神情非常沮丧，一句话也没讲。陆陆续续地，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章川岛、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等人的夫人都来到我家，客厅里坐满了人。我们五个孩子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五个孩子一听，抱在一起大声痛哭。那年姐姐和我13岁，大弟10岁，二弟6岁，小弟只有3岁。世上只有妈妈好，过去在母亲的爱抚和养育下，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没有母亲了，我们再也无法享受母爱了，今后的日子该如何过？……想到这，心里更加难过。

郑天挺夫人和五个孩子

在场的朋友极力主张与医院打官司。父亲说：“人已经死了，如果打官司能将人活过来，我就打，否则打这场官司有什么用？”一场医疗事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我家，全家笼罩在悲痛之中，父亲更是沉痛不已。母亲骤逝，父亲毫无思想准备，悲痛万分，每天除了按时上、下班，回家以后就一个人进入书房念佛，怀念母亲。我们五个孩子仿佛一下子都长大懂事了，大家商量好，在父亲面前不再提“娘”（我们管母亲叫娘）任何话，怕增加父亲的痛苦。此后若干年里，曾有多位亲朋好友劝说父亲续弦，以便照顾他的生活，照顾我们健康地成长；而父亲怕续弦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受委屈，坚持不再结婚，一直过着鳏夫的生活。

“七七事变”，父亲离开北平

时间很快到了夏天，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冲突，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去庐山开会，不久学校教务长樊际昌及法学院长周炳麟等人也离开北平南下，当时北大的事情全由父亲一个人负责。事发突然，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下，情况十分危急，北平各大学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应付新的局面。当时学校留在校内的学生多数经济上非常因难。最后经大家研究后，父亲决定留在学校经理诸事。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趁日军没进北大校园，父亲组织人力将学校的一些图书和仪器等装箱，以备南运保护。日军进城后，面对日寇的威胁、恐吓，父亲临危不惧，坚持每天上班，沉着镇定地与敌人周旋，维持学校局面。那时北大校园有三个校区，理学院在景山东街的松公府，文学院在沙滩红楼，法学院在北河沿。当时人心惶惶，已无人上班，多数教职工都想尽早撤离危城，但苦于没有路费而已。

郑天挺日记1940年8月31日：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

8月8日，传说日本宪兵队要逮捕父亲。父亲的表姐夫力舒东即把父亲安置在西长安街自己开办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代。但他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瞒过护士悄然离去，因为北大校内和校外许多事情还等待他来处理。那些日子父亲没有回过家，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在何处。直到10月18日伪维持会把学校贴了封条，父亲才不去上班，学校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他。

10月接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的通知，父亲又给长沙写信催促汇款，10月底一万元汇款寄到，父亲当即分送给各位教授（当时北大只发给了教授个人的路费），并送同仁陆续南下，留在北平城的同仁也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北平没法呆了。

郑天挺日记1946年7月7日：（民国）二十六年今日，倭虏启衅，其年冬，余将北平北大诸事结束，并协助教授同人南下，资遣职员同人及工友毕，余遂只身南下，留儿辈于北平，含辛茹苦者九年，而气未尝稍馁，固知必有今日。九年中所怀念，惟儿辈耳。余诗所谓“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即当时之心境。

11月17日清晨，天气寒冷，父亲留下我们几个无人照顾的孩子，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南下。那是停运后北平开往天津的列车，乘车的人很多，包括许多日本人。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多派辆车，让姐姐、我和大弟一起送父亲，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身边没有一位亲人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父亲告诉我说：“每月到东城一位叫沙鸥的女老师家去取100元钱，作为每月的生活费用”。大家正在依依惜别时，突然两个日本人走到父亲面前命令跟他们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更是惊慌失措，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默默地想：“不好了！日本人在家都没有抓住父亲，在车站把父亲抓住了……”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祈盼父亲平安归来。火车快开了，我们看见父亲沉着镇定地朝我们走来，因为站台和车上还有许多日本人，父亲也不便多说话，泰然自若地向我们点头示意“安全了”。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火车开走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们是北大教授中最后一批南下的人，以后他们乘船达香港，又经梧州、衡阳达长沙。父亲苦撑北大残局，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普遍赞誉。当时湖南《力报》连续报道《沦陷后的平津》述及“北大郑某支柱艰危，忍辱负重……”上海《宇宙风》等杂志也都对父亲“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与报道。

叔叔承担重任，成为监护人

父亲离开北平第二年，我们家开始由叔叔当家。我叔叔郑少丹北平民国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夏天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他在日本同中国学生参加“抗议日军侵华游行”等活动，受到日本警局监控。1932年一批爱国留日学生集体回国，其中就有叔叔。他回国后供职上海法院。

1937年末南京失守后，叔叔也失去了工作，撤到湖南。这时北大正准备从长沙迁往昆明，父亲即邀请叔叔在株州相会，表示一个人实难分身，劝叔叔返回北平，代为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叔叔许诺，遂几经辗转，于1938年春回到北平，为保持中国人的骨气，对抗日军的统治，他坚持不去为日伪政府工作，始终在家闲居。

当年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3号前院。小酱坊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的路东，是一条“之”字形胡同，南端西起西单北大街，北端至大酱坊胡同，长960米。明代称为酱黄胡同，因酱菜作坊而得名。我家23号院，位于胡同西端，紧靠马路。隔壁22号院是邢瑞（字勉之）家住宅，庭院也很大。往东北拐不远处有个神秘的大院是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家。

小酱坊胡同23号院在满清时是个公主府，三进院落，院内宽绰疏朗，各室都有走廊相连，居住起来十分方便。特别前二进院子都有花园，我家住前院，院落栽了个大藤萝架，还有果树和花坛，使我们尽享大自然的美好。最有特点的是屋前有个宽走廊，像个戏台子，上面摆着桌椅，充满文化气息，夏天可以在那儿乘凉，也可以摆上桌子请客吃饭，坐满两桌客人也不觉得拥挤。此宅院的主人是中国著名的大律师张耀曾。解放后小酱坊胡同23号的门牌号改为31号，现为中组部幼儿园，前院房屋末改，院子变成幼儿游戏场。

郑天挺日记原件（1938年1月1日）

好景不长，日军要强占小酱坊胡同23号院，使全家顿时大乱。面对日军的淫威，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搬家时间。叔叔是日本留学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当日军再催促搬家的时候，叔叔就出来与他们周旋。日军一看叔叔留学过日本，就放松了监视，答应搬家可推迟几天。叔叔一方面准备找房子搬家，另一方面与上海的张耀曾联系，建议他们尽快把房子卖掉，如果房屋被日军强占，就一分钱也得不到了。

和平年代要在十几天之内卖掉一个大宅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谁还敢购房置业呢？几经周折，张耀曾的私宅被当时伪北平商会会长邹泉荪以较低的价格买走，我们则搬到了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

我们搬到西城区前毛家湾胡同后住在1号的东院和后院，是租赁中国经济史学家黄序鹓先生的私房。黄序鹓先生是经济史学家，敬重我父亲的为人，收取了较低的租金。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胡同，我家搬到这里后，几个孩子就转学到离家较近的学校读书。为防止日寇继续迫害，我与弟弟们商量好，以后要是外人问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商人在外地做买卖。父亲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消息被我们隐瞒了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七七事变”后的生活来源：最初北大校长蒋梦麟携带夫人去了昆明，他家在前毛家湾胡同5号的私房由一位老管家照看，日军进入北平后这套房子就租给了日本人。第一个日本人是个医学教授，比较守规矩，每月交房租100元，老管家交给北大留守北平的沙鸥女士，我每月到家住东城的沙老师那儿领取，父亲则在昆明把钱还给蒋梦麟。

一年多后沙鸥老师通知我：“这钱没有了，不要来取了。”后来得知蒋梦麟的房子被日本浪人强占。生活来源仅靠父亲不定期寄来的生活费已经是入不敷出，以后我家以“当卖”家物补贴家用，时间一长，值钱的东西也变卖光了。1941年迫于经济压力，叔叔不得不到外面工作，先在国立华北编译馆（北海北门内）担任编辑，后又任伪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收入微薄，经济难以维持。他按照父亲“再困难也不要让孩子失学”的要求，坚持供养我们几个孩子上学，但把我们的生活费降到最低，一年四季只能吃窝头和咸菜。

在沦陷区遭受的屈辱生活

日军占领北平初期，北平还屯有大量的生活物资，粮食供应充足，物价尚稳定，钱还值钱，生活与过去没有太大变化。那时我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亲过去存的电灯股票以及他定期给我们的生活费，由叔叔统一管理。

随着日军加紧掠夺沦陷区，北平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民的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日伪政府开始执行粮食的配给制度。1942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配给的粮食也不能保证了，只给混合面和杂豆吃，市民开始挣扎在饥饿线上。从1940年起，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10%左右，1943年高达21%，北平市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苦不堪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北平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少，最开始供应一次粮食可维持三至五天生活，后来只能维持两天，最后一人供应两斤粮食，要维持若干天。粮食有玉米面、玉米豆、豆饼、杂豆、混合面等。玉米面是最好的粮食，白面从来没卖过。所谓混合面，实际除了少量豆面外，大都是豆饼、豆渣、扫仓库的库杂粮等合在一起磨成的灰黑色面粉，面里混有许多麻线、羊毛等杂质。我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舀子摘除粮食里的杂毛，筛干净中午才能蒸窝头。窝头蒸熟以后怪味刺鼻，粘得难以下咽，吃后还要涨肚。

郑天挺日记原件（1939年5月1日）

那时粮食供应不在粮店而在胡同里，为了买到有限的配给粮食，市民们早早地就得在胡同里排队。我家保姆老张妈经常在凌晨4点就去排队，管理人员在她的棉袄袖子上写个粉笔号，按号卖粮，排队晚了就买不到粮。我经常在天亮以后接替老张妈排队，换她回家做早饭，我上学之前老张妈再回来换我。那时有钱人都从张家口等地买农民高价粮充饥；我家别说买高价粮了，穷的连油也买不起，吃饭从没菜，自制的疙瘩头腌咸菜切成丝是最高档的菜。我们从没有围坐在餐桌边吃过饭，桌子上也从来没摆过碗和筷子，因为根本用不着筷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年龄大些的还能忍受，二弟克晟经常饿得在夜里哭，每当这时我就把自己的窝头掰一半分给他们吃，家里人人营养不良，小弟克扬骨瘦如柴，12岁的孩子体重仅20多公斤。

如果买到的是玉米豆和杂豆，我还要想办法磨成面。我家对面有个私人沙木建材厂，里面有个大碾盘，老板可怜我们几个孩子孤苦伶仃无人照看，允许我们使用。他家用毛驴拉的大碾子，而我家是小孩推碾子，石碾子直径有两尺来高，很大很沉，每次磨面的时候大弟推碾子，我跟在后面把碾碎的杂豆和玉米扫到石碾下。玉米豆和杂豆由粗到细要磨许多遍，大弟经常推着推着就推不动了，我和二弟、小弟就一起帮着推。我们力气小，面经常碾的不够细，只能蒸窝头，连粥都熬不成，主要是碴子煮不烂，所以那时家里连粥都很难喝到。

在沦陷区的北平，日军动不动就无缘无故地抓人，伪军和日本人的狗腿子也仗势欺人，随意欺压老百姓，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日寇特别痛恨身在重庆、昆明、延安的中国人，听说哪家有人在那些地方，就会把他们的亲属抓起来严刑拷打,有些人被抓走后就没了消息，生死不明。所以多年来我们几个孩子一直隐瞒着父亲在昆明工作的真实信息，平日里说话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生怕一时不慎招惹了日寇，引起麻烦。一次大弟克昌在学校无缘无故地被伪保长的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他咽不下这口气，回家向我哭诉。我很气愤也很难过，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但想想为了全家的安全，只能劝大弟忍了。我说：“咱们家现在这种状态已经很惨了，如果日伪军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那时留守北平的许多亲朋好友因为父亲的真实身份都躲着我们，生怕我们给他们带来麻烦与灾难。我们明白家里的处境，只盼望着这种屈辱的日子尽快结束，尽快把小日本儿赶出中国去。

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

抗战以前父亲的工资应该算比较高的，但“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工资一律按八折支付，父亲工资也缩减了20%，这时他既要维持自己在昆明的开支，还要承担北平五个孩子的生活费与学费，父亲挣的工资显然不够用。特别是学费，随着我们逐年长大，学费越交越多，五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庭经济经常是捉襟见肘。

那时西南联大多数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艰难，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们都在社会上有些兼职。有的教授去云南土豪家做“兼管”（既教书又管家），生活状态得以改善。而我父亲在内的北大一些文科教授们，则一心教学、研究，坚决不到校外兼职。家庭生活实在困难，他就变卖自己的书画，为人刻印图章，写文章，去电台演讲……赚些小钱，每月的收入也增不了多少。

郑天挺日记1942年11月29日：得廉致侄书，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二女入光华女中高三，昌儿在盛新中学高一，惟未言晟儿、昜儿学校，且未提及晟儿，不知何故。年馀无儿辈书矣，得此念过于慰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表示支持教育，每月给西南联大教授兼任行政工作的领导一定津贴补助；而父亲和杨石先教授等表示：“要与联大师生同甘共苦，坚决不领任何打特株津贴补助。”所以他从没有领过工资以外发的一分钱。

1946年8月郑天挺同家人重返芦沟桥

最开始父亲每月给我们的生活费是100元，后来涨到了200元。其中前毛家湾房租100元，我们的生活费和学费100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的昆明与日伪政府统治的北平货币是不流通的，前者使用的是以美元为储备发行的货币，俗称“法币”，后者是日军占领华北五省后发行的货币，俗称“联币”。1938年起，日军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禁止法币在北平流通，必须兑换成联币方可使用，同时宣布法币贬值。此后法币又贬值多次，最后兑换比例降到4:1，也就是说200元法币到我们手里只剩50元联币。更要命的是，从1943年起，南北双方停止货币汇兑，父亲给我们的生活费无法从昆明寄出，只好托熟人带回北平。那时从昆明到北平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加上战争，需要辗转多月才能到达我们手里。尽管生活特别艰难，我们坚持遵照父亲“生活再困难也要上学读书”的嘱咐，五个孩子都没有荒废学业，坚持上学，勤奋读书，成绩优良。

郑天挺日记1940年5月8日：屡得家书，平寓非二百元不足用，房金尚不在内，益以房租须二百六十元，更益以汇水须二百八十五元矣，而余之所入不过三百十二元耳，今在此包饭非五十元不办，日常洗衣、剃头、零用又非二十元不办，酬应尚不与焉，月亏已四十元矣。

抗战时期日军在沦陷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实行同化政策，消磨和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把日语定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宣扬封建道德等。那时在平津的国际性教育团体（主要是教会学校）与日军达成了协议，行政独立、学术自由，这些学校不悬挂伪旗，学习环境还比较宽松。为追求这种学习氛围，北平许多大中学生都选择去教会学校念书，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如此：姐姐郑雯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念书，我在西什库天主教堂办的光华女中念书，大弟克昌和二弟克晟先后在天主教办的北平盛新中学以及基督教办的北平孔德学校念书。

那时我们最厌恶的课程是日语课，我们班主任是个中国人，每次考试前她就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抄书，但是不能让日本人看见。”考试时老师在教室外放哨，我们在教室内抄书，遇到日本人到各班督查，我们就把书藏起来。学了八年日语，我一句也没有记住。

郑天挺日记原件（1942年12月25日）

抗战后期我家同时有三个孩子在大学读书，姐姐郑雯在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读书，我与大弟克昌在辅仁大学读书。辅仁大学学费很贵，开学以后父亲的学费迟迟没有寄来，家里的钱仅够一个人交学费，我与大弟不可能同时念书。我想大弟克昌是男孩子，今后的前途很重要，还要承担成家立业的责任，学业不能中断，作为姐姐，我决定休学一年，让大弟继续念书。第二年家里有了钱交了学费，我才继续上学。

我姐姐郑雯自幼聪明好学，一贯品学兼优，初中是北平女一中学生，高中考上京城名校贝满女子中学，大学考上伪北大英语专业。1943年大四哥（堂哥）郑廉治从重庆回到北平，目的是带些进步年轻学生去重庆。姐姐由于不堪忍受日寇的压迫，背着叔叔与郑廉治一起奔向大后方。渡黄河时遭遇日机轰炸，险些在河中丧命。至洛阳已身无分文，经别人帮助用电报通知在昆明的父亲，父亲闻讯又惊又喜。但此时昆明多数教授都入不敷出，父亲只好向好友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先生贷款，迅速寄给姐姐，使她平安到达昆明。之后姐姐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外文系43班，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46年7月姐姐从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清华大学外语系四年级，从昆明返回北平途中在济南遭遇空难，不幸去世，时年23岁。抗战八年，全家人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终于盼到胜利，盼到全家要团聚了，姐姐又突然离世，让全家人极感悲痛。

郑天挺日记1946年7月14日：晏儿得友人李君电话，谓报载前日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自沪飞平，在济南失事，名单中有雯儿之名。初不敢信，以前得来函，须十四日以后动身也。姑打一电报，询张三姐雯儿是否北上。少顷，买报读之，仍疑信参半，而友好来电话询问者不绝。十一时许，雪屏夫妇、杨周翰夫妇及王逊同来相慰。余详度之，若非实确，必不能列其姓名，更念雯儿向极活泼高兴，而今春来信时，有衰索意，于是为彷徨不宁，然仍不能无万一之望。下午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王世仪来，以其家刻书籍为赠，强阅之。比晚再取报纸读之，玩其语意，绝难幸免，悲伤之馀，弥增悔痛。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孟真以五月四日来平，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天乎！命乎！至于二十六年冬，余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一一叩门送钱，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雯儿在昆，无人照料，余固不敢以怨也。九时余让之衔父命来相慰。上午六哥来，下午君坦、公渚来，久谈，均不知此事。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

小弟克扬6岁以后进入北平市皇城根小学念书，初中考上北京四中。

抗战期间我们家生活那么困难，五个孩子坚持读书学文化，这是父亲感到最欣慰的一件事。

圆满完成“管家”任务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全国军民欢欣鼓舞。抗战胜利以后教育部即任命父亲负责北京大学复校以及学校接收复员工作。9月，父亲从昆明出发，由于交通紧张，11月3日才回到北平。他是第一批从昆明返回北平的北大领导。

由于日伪统治时期，北平沦陷区成立了伪北京大学，占用着抗战前北大的全部校舍。9月，学校学生已在上课，来不及接收，教育部决定暂缓接收。父亲就只能抓紧调研、起草公文，争取在北大校园周围以及市内其他地方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昆明教授、学生回京之急需。

父亲从南方飞回北平的时候，北大事务科的梁科长特意派了一辆车让我们到南苑机场接人。我没有去，中午有许多客人要到家里吃饭，我需要在家里与老张妈准备饭菜。父亲在一些留在北平的亲朋好友和北大同仁的簇拥下走进家门，我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小声地叫了声“爹爹！”父亲撇开众人走近我，慈祥、和蔼地看着我，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四个字：“劳苦功高！”当时我特别激动，热泪盈眶，八年来的辛酸苦涩全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有许多话想对父亲诉说，可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总结的四个字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与最高褒奖。当年父亲离开北平去长沙时，三个弟弟的年龄分别为10岁、6岁和3岁，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可以把他们完整地交给父亲了，我圆满地完成了“管家”的任务。

郑天挺日记1946年2月2日除夕：六时回家上供，与六嫂，董行佺表侄，柴志澄表甥，养富、维勤、绍文三侄，晏、昌、晟、昜四儿共饭。饭后儿辈跳舞，并作游戏，掷色子，推牌九，极热闹有趣，至二时余就寝，儿辈仍有馀欢佳兴也。不知旻儿一人在昆如何过年。

尾声

1946年夏天昆明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师生陆续回校，10月10日北京大学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的开学典礼。复员后，北京大学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以及各方面的努力下，在原有的文、理、法三个学院基础上，增设了医、农、工三个学院，扩大为6个学院，33个学系，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成倍地增加。从此北大真正地成为当时国内专业最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1946年北大复校后的体制，仍保持原来形式。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不管学校具体的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父亲作为秘书长，职责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重大事情，所以师生们都说他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逝世前四日的郑天挺

解放以后，父亲辞掉了北大秘书长职务，专职教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父亲被调整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后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大词典》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等职，于1981年去世，享年83岁。

备注：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了《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史学家郑天挺图传》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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