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立和灭亡原因（羌人咋就突然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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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西汉到东汉对羌政策的转变

东汉后期爆发的三次大规模羌人反抗战争，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和教训时说：“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这揭示了东汉王朝及其地方将吏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的严重错误。

具体来说，就是东汉一反西汉时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秉承王莽时期的对羌政策，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强行推广郡县体制，将降羌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习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西汉对羌人的属国统治，开始于宣帝之时，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所谓属国，即让内徙、降附的少数民族在不改变其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前提下，接受汉朝的统治。《史记》和《汉书》云：“因其故俗以为属国。”《史记正义》释为：“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汉，故曰属国。”

另一方面，西羌尚处在原始社会末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间，国家形态尚未完全形成，血族共同体的外壳仍然保存着，血族制度的机关正逐渐转化为羌豪用以压迫本族羌民、掠夺外族人口和财富的工具。

在这一阶段，西羌社会分化特别严重，部落与部落联盟不断地在战争中分合、改组。史载：

“(西羌)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羌)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

可见，直到东汉时，羌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

羌族有与汉族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他们仰慕汉朝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自西汉起，就有不少羌人部落自愿内徙，同时，也是借以躲避匈奴贵族的奴役和压迫。然而，处于掠夺战争时期的羌人所特有的野蛮性和掠夺性，又与汉朝的封建文明产生尖锐的冲突。

由于当时中原与边疆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加上言语不通，风俗习惯不同，按统一的郡县行政方式进行管理是很不适宜的。采取属国统治方式，使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体制与对汉族形成不同的模式，尊重他们的民族传统，对于汉朝边疆的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武帝曾“西逐诸羌”，就是这种冲突的第一次大爆发。西汉在湟中实行属国统治之后，一方面让降羌在原部落组织形式下，实行一定的民族自治，另一方面，又派遣护羌校尉“理其怨结”，化解西羌部落内部及其与汉族边郡吏民的矛盾，取得较好的效果。所以，宣帝以后，西羌对汉朝边境的骚扰、掠夺战争并不多见。

而王莽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其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这不但使金城属国宣告瓦解，就连塞外边陲的西羌故地，也纳入了新莽的郡县版图。如，临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共和东南)，以西的鲜水海(今青海湖)，都归入了当时新设置的西海郡范围之内。

王莽的这种做法，曾激起了羌人的强烈反抗。至新莽末年，天下大乱，才使“四夷内侵，及莽败，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

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了10年统一战争，才基本上统一了陇右，对凉州等地的塞内羌人，重新设置郡县进行统治，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凉州共有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10个郡和张掖属国以及张掖居延属国。

两个属国均延置于西汉，主要是安置战败内徙的匈奴。而原来西汉安置降羌的金城属国，自王莽乱政之后，就未再复置。这样，东汉一代，塞内诸羌完全置于封建中央集权郡县行政统治和管理之下。

此外，东汉进一步完善了护羌校尉之制。东汉护羌校尉领有一支校尉营兵，驻扎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是一支专事征讨、镇压羌人的作战部队。在金城郡和陇西郡的边塞，又分别设置了西部都尉(治龙耆，今青海海晏)和南部都尉(治临洮，今甘肃岷县)，也是专门防御和镇压羌人的军事机构，当地的障塞俱归其统辖。

尽管在羌人反抗战争的高潮中，护羌校尉驻地多次迁移，金城西部都尉和陇西南部都尉，也曾被羌人的武装所摧毁，但东汉政权仍未放弃这些军事镇压机器。在镇压了羌人的反抗之后，有的迁返如故，有的废而复置。它们与州县地方机构一起，形成了一张将羌人困在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中的罗网，严重束缚着羌族特有的传统社会模式的发展，这是造成东汉与羌人矛盾不断激烈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东汉羌乱的深层次原因

由于东汉对待降羌是将其纳入郡县统治之中，边疆豪强、将吏则视羌人为东汉王朝的贱民和奴仆，对他们肆意凌辱、欺压和宰割。《西羌传》载：“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被纳入郡县统治的羌人，比在过去的属国统治之下，直接感受到民族的和阶级的残酷压迫。

首先，羌人可以被任意地强迫迁徙、安置。

如，建武十一年(35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大破烧当羌滇吾，“徙千口置三辅”，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迷唐部被汉军战胜，“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

强制迁徙羌人安置于郡县，不仅使他们脱离了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环境，而且，打断了他们之间原有的部落联系，造成了羌人难以承受的“跳跃式”的社会过渡。有多次羌人的武装反抗，迅速地蔓延于西北边郡，甚至将战火延烧到东汉的腹心地带三辅地区，就与那些地方“布在郡县”的羌人群起响应，有许多直接的关系。

其次，羌人要承担极其沉重的徭役负担，其中又以兵役负担为主。

东汉奉行“以夷制夷”和“以夷伐夷”的策略，利用羌人骁勇悍斗的性格特点，常常挑动“羌胡相攻”，以取“县官之利”因此在征西域、击羌胡的战争中，汉廷往往征发郡县降羌参加作战。永元八年，护羌校尉赵充“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次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

永元十三年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阳嘉四年，谒者“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至永和四年，马贤又依靠“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

此外，降羌还要在亭障坞壁中戍守，为汉廷“保塞”，甚至被驱赴边远之地驻扎、作战。《华阳国志》云：“羌戎之民。其人半秦……汉世数征讨之，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其攻战垒戍处所亦多。”而早在建武七年，史籍中就有“保塞羌诸营壁”的记载，说明征发降羌充兵役，是东汉的一贯政策除了兵役以外，羌人还要承担汉廷的其他赋役。如《后汉书·马防传》载：

“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汉末，汉阳太守傅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在营中屯田役作的羌人称作“屯羌”。他们在屯官严格管束下服役。沉重的兵役、徭役往往成为羌人发动反抗战争的导火线，第一次羌人大规模反抗东汉统治的战争，就是因此而爆发。

再者，郡县将吏和豪强对待羌人的手段极其凶狠而毒辣。

章和元年(87年)，护羌校尉张纡，假意接纳迷吾投降，却“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在战争中被屠杀的羌人，更是难以胜数。

著名的镇压羌人反抗的刽子手，号称“破羌将军”的段颍，自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年)，“凡破西羌、羌将军”的段颍，自延熹二年至八年(159~165年)，“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自永康元年至建宁二年(167~168年)，“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挥舞着沾满羌人鲜血的屠刀，实践着他自己对羌人“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的诺言。

三、羌乱是中央与地方统一分裂的矛盾结合

东汉对降羌实行严酷的郡县统治，使羌人沦为战俘奴隶，不啻向塞外羌族部落宣示，汉与羌为敌对之“国”。故从东汉时起，以对外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羌族各部落，对汉朝的寇掠、骚扰又尤为突出起来。

由于羌族部落众多，分布地域也较广阔，这种战争就往往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特点。如东汉初的建武年间，先零羌强盛，就数度寇掠金城和陇西郡；中元以后，烧当羌击破先零，又“每欲侵边”；建初时，卑浦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迷吾与封养种豪布桥等5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等等。

塞外羌对汉朝的寇掠，也往往与降羌反抗郡县统治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前者在史书上多称为“寇”，后者则多称作“反”或“叛”。实际上来说，这两者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如中元二年(57年)，烧当羌滇吾、滇岸寇陇西塞时，“守塞诸羌皆相率为寇”；永元九年(97年)秋，迷唐寇陇西，曾“胁塞内诸种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

东汉后期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也是塞内外羌人互为呼应，形成颇大的声势，其中，对汉族社会的寇掠也在所难免，总之，在汉羌战争中，这种寇掠占有一个相当高的比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羌人既仰慕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又具有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社会特点，极易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因此，东汉与羌人的长期战争，也与当时统一和分裂的斗争形势，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东汉初年，在西北地区割据的窦融、院嚣、卢芳等，都曾借用羌胡之力，尤其是陳嚣则主动“招怀其(指羌人)酋豪，遂得为用”，他依靠羌人为其主要兵源，西汉时的“保塞羌”多被他收编，因而能“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众”，负隅顽抗了10年之久。

光武帝平嚣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游说(隗)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支党”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是，“嚣灭后，陇右未安”，主要是原来嚣“因抚集以为强”的羌人，并不屈服于东汉的统治，“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堑自守，州郡不能讨”。其后，便有来歙率盖延、刘尚、马援等进击羌人于金城等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实际上，东汉对羌人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东汉统一战争在新的形势下的继续。

东汉后期的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对于东汉政权来说，同样具有使凉州等地脱离朝廷控制的意义。激烈的战争，常使东汉地方行政机构孤悬于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有的不得不移徙他处。这使当地与中央的离心倾向潜在滋长，甚至导致了朝廷对西北地区统一问题的政策分歧，部分廷臣曾几度提出放弃凉州一些地方，这就折射出凉州与中央长期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因此，纵观东汉与羌人的战争，不是简单的寇掠与反击，反抗与镇压，实际上还体现出东汉政权内，统一与分裂势力的相互斗争。

永初时，郎中虞诩反对大将军邓骘放弃凉州的主张，其理由是：

“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

他更为担心的是那些掌握了一定军队的地方将吏，唯恐他们借羌胡之力，复扮演东汉初年窦融、隗嚣等角色，与汉为敌，即所谓“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为了消弭尾大不掉之隐患，虞诩进一步建议：“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第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尽管虞诩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多数廷臣的赞同，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如何控制羌人，使之不为地方豪强所利用的问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凉州军阀和西羌之兵相结合，成为分裂朝廷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此，由于羌人的社会特点，又由于东汉地方豪强若隐若现的割据性或离心性，更由于上述几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才造成了东汉与羌人诸部的战争，呈现出复杂的起伏性和长期性。而所有这些，又因东汉在湟中等地实行错误的统治方式和民族政策，酿成多次大规模羌人反抗的战争，使汉羌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斗争更为尖锐而持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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