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文章描写洞庭湖（范长江笔下的河州筏子客）

范长江作为一名职业记者，驾驭文字能力超凡，并且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记者，在《中国的西北角》中，对在河州所见所闻的描写叙述，笔者认为，最精彩的当属对河州筏子客的描述，他结合黄河运输中出现的种种急激险滩，描述了河州人勇于担当精神和忠诚性格及随遇而安的生活理念。时间已过去80多年，他对黄河筏运的描写，至今无出其右。

渡黄河用的羊皮胎

他写道：“记者以四月二十四日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皮筏有牛羊皮两种，其组成方法，系将牛羊皮袋经过相当油浸工作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又如运载羊毛水烟等数量较多之货物，则大体皆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装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兼以兰州至宁夏省之中卫县一段，为黄河流域峡谷区，水急而险，较黄河之流于平沙地者，有特殊的奇象。”

晚霞映照高原“洱海” 杜华 摄

河州筏运主要集中于三条河流：黄河、洮河、大夏河。因其材质和运输物资的不同，可分为牛皮筏、羊皮筏以及毛筏、粮筏、木筏。若论运输历程之长、道路之艰险，则非羊毛筏子莫属。

皮筏子上运输牛羊（资料图），摄于1916年 英国 台克满 摄

河州筏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据说汉代赵充国经营河湟屯田时，就用这种水上交通工具“转粟湟中”。清代光绪年间，境内已有筏运商。主要运行于黄河、湟水河道，洮河、大夏河次之。据1931年编修的《续修导河县志》记载：“黄河之运，随处有木筏、粮筏、羊毛筏，自循化县上下游起运，经导河东至于省，粮筏自循化至于导河。籴粮之处，可以起运。以牛皮革囊二十四为一筏，每筏装仓石粮六十石。羊毛之筏，开始于民国初年，由县治北乡四十里莲花渡起运，以牛羊革囊百二十为一筏，每筏约载毛三万八千斤。东达省会，至于靖远，又东北过宁夏，达于包头。县之上游冰灵寺峡，有险曰老虎口、水由南岸石窟中行半里方出，出即跌落一砍（坎），砍高十余丈，两岸逼窄若磨槽，槽之中一石高蹲，名之曰大喇嘛，筏流至此，舵工击浆于筏，舍之上流，收之下流，倘挂搭喇嘛石上，无法挽救，县之下游刘家峡，有险曰：新浪，一巨石横卧河底，首枕南岸石之上，洪涛翻腾石之下，巨浪层叠，粮筏随波漂荡，轻若一叶，或搁置于石上，或卷入于漩涡者，恒有之筏客，至此莫不心悸色变。”

“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县）之回民，亦有西宁方面者。他们的身体坚强结实，因为宗教教条的训练，他们养成了几种非常有益于身体的生活习惯，如早起，勤于沐浴，遵守时间，不吃死后的生物等，关系于他们的体格方面，非常重大。……记者所乘之皮筏，乃由一百二十个牛皮袋所组成，平稳宽舒，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共有水手六人，分掌前后各三桨，水手名把式，中有一人为首领，名为拿事。前三桨关系重大，故以头等把式司之，拿事对各把式不但有指挥之全权，而且有保护之责任，因一个筏上之水手，大半与其首领有宗族及乡里等关系，离家时所带出之人丁，必须于返家时交还其原来之家庭。首领对于筏上之安全亦负完全责任，必须能领导皮筏免去水上一切的危险，故为首领者必须久走黄河，深习水性，而且为机警果断之人，始能胜任。”

洮河浮桥（资料图），摄于1933年 美国 霍顿 摄

“兰州以下黄河，在离城六七十里以后，有长六十里的大峡，险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过，于是应运而产生一种专门驾驭大峡一段险水为职业的水手，名峡把式。峡把式皆系特别精通水性，熟悉水纹的老手，他们能领导皮筏，安然通过几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了危险地带以后，他们又离开皮筏，回到兰州，做下一批皮筏的保险者。”

……

“筏入向阳峡中，峡长四十里，两岸虽有峡形，而水势平稳，无可引人紧张之处。峡将尽，见一只大头石羊窘处于石峡绝壁间，壁高数十丈，壁上有十数猎人用石顺壁下击，壁下水中有人驾羊皮筏上攻，然因崖高壁险，终无奈石羊何。以石羊此时之环境而论，因一时被追情急，遁入了这样绝地之中，但这里上下皆已无路可走，终久亦无生存的希望，然而它仍继续尽其全力以图生存，它并不即时跃入黄河，早日结束其艰难之生命。可见凡百生物，皆受此求生之自然法则所支配，人类社会此理尤为明显。一时代之社会政治制度，苟不能适合于当时大多数人生存之需要，则此大多数人必如石羊之艰苦挣扎，以求其生存之继续与发展。”

“峡尽，地名泥湾，泥湾为一小小之黄河冲积平原，梨柳争绿，野麦正长。筏中突遇此景，心神为之豁然。此时离兰州已六十里。再由泥湾而下，即入大峡，峡把式之身手，将于大峡中施展之。”

据有关史料介绍：昔日河州筏子客多为莲花及喇嘛川一带的农民，在1951年时有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水手是专营筏运业的世家。

河州筏运羊毛，大约在清末和民国初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市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殃及内陆的甘肃河州。国外洋行纷纷到甘肃、青海等地设点收购羊毛，河州便成为外商采购羊毛的一个据点。河州本地出产羊毛虽然数量不多，而甘南拉卜楞一带藏区和青海循化、保安、巴燕戎格等地的羊毛，大部分集中后经河州东运。有些洋行还到藏区直接收购羊毛，而大部分则由当地商人代购。当时陆路运输道路艰难，且对体积庞大、数量众多的羊毛来说，陆地运输则难以承担，河州商人就选择了黄河上的筏运。

羊毛筏的航运分两段：莲花—兰州；兰州—包头。莲花段因刘家峡险窄，需用60个牛皮胎联为长方形条筏。每个皮胎内约装羊毛120多斤，筏上又载大捆羊毛，每筏载运羊毛15000—18000斤。兰州—包头段，则将2至3个条筏拼为1大筏，运量约38000斤以上。到包头卸货后，即将好皮胎折叠起来，雇骆驼运回，以备下次再用；或者雇上水船运至宁夏中卫或甘肃景泰县的五佛寺，再用骆驼运回河州。

当皮胎连成筏子时，先把皮胎排列成四行，用粗绳子绑在横杆上，上面再加顺杆，然后绑紧捆牢。这样皮袋连成一个庞大的长方体，在其前后绑上桨桩，把桨套在桨桩上。桨用一丈二三尺长、直径1尺的松木杆制成，其形似大刀。桨是操纵筏子的重要工具，犹如汽车的方向盘。每座大筏由六名水手操纵，前3人，后3人。前3人中，当中掌舵者称“把事”，其余两人叫“贴桨”，后面三人叫“叶子”。把事为一筏的主持者，筏上的人都听从把事的指挥。如果数座筏子同时运行还有一个拿事，他负责全盘指挥，各筏把事得服从他的领导。水手们走一趟包头的工资，把事约白洋60元，贴桨50元，叶子45元。返回的路费由毛商全部付给。

在毛筏上还备有帐篷，每到傍晚筏子靠岸或碰到雨天不能运行时，人们都进入帐篷休息。

作为著名记者，范长江对环境的描写功力非凡，他在“过大峡”一节中对筏子客与黄河险滩的搏斗至今读来回味无穷：“黄河的大峡，正同长江三峡一样，峡里航行，须有专门的领江。大峡两岸，山势比向阳峡陡峻得多，河面有时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滩，与近乎直角的转道。首先经过险地为‘大肠拐子’，河道数数曲折于紧狭的石壁中，稍有不慎，即可与石壁接触。其次为‘乱石头窝子’，为一乱石峥嶙之险滩，滩浪起伏如小屋，滩中并有一大水漩，最易发生危险。最险者为‘焦牛把子’，河水直冲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须对石崖放去，同时又须于未接触之一刹那，转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际，其间不能容发。筏上水手与搭客至此皆屏息肃静，以待命运之降临！筏上首领则站立筏上高处，全力注视水纹，一面发出各种非内行不易听懂之命令，指挥前后之水手，同时不断有‘扶达’‘扶达’……之祷告声，因回人称‘天’为‘扶达’，扶达当系阿拉伯语，在此危急之时，只好于竭尽心力之外，再求天之保佑也。”

“险峡既过，‘峡把式’登岸而去，一般‘筏客’（‘筏把式’之又一称呼），莫不喜形于色，盖从此到包头，已再无什么难过的地段也。他们于桨声哗啦、哗啦之际，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歌声高朗，震彻山谷，内容则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地肥羊肉。’这是说一个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爱的女人，而女人又不在家，男子于失望之余，唱出来的情调。”

范长江在写作河州筏子客心理时，应用了一首河州民间小调，而“花儿”作为世界非遗，描写筏子客的也有很多。“黄河上度过一辈子，浪尖上耍花子哩；双手摇起个桨杆子，好像是虚空的鹞子。”这首“花儿”将河州筏子客豪迈英姿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站在筏头板桨里，羊毛（哈）往包头送哩；远路上有我的扯心里，谁人（哈）打听者问哩。”“远看黄河是一条线，近看黄河是海边。远看尕妹是黄金莲，近看尕妹是牡丹。”“芥子花开开打黄伞，胡麻花开开是宝蓝；筏子上的阿哥（哈）讨平安，回来了尕妹（哈）照管。”这三首“河州花儿”是筏子客对亲人思念的真实心理写照。还有反映筏子客真心实意交朋友的“花儿”：“黄河里漂下个皮筏子。风大者划不到岸上。维下个花儿是钱匣子，心疼着手心里攥上。”筏子行至航道中间，面对前方峡口和两边崖，筏子客触景生情唱出心中的“花儿”：“中间是黄河（者）两边是崖，口里有两朵云彩。云彩搭桥者你过来，心上的‘花儿’（哈）漫来。”

范长江写道：

“筏客们的意识，给我们很大的兴趣。他们是生长在中国西北边上大夏河流域的河州，那里是非常接近藏族的牧畜地方。他们对于他们土著的牧畜和初期的农业生活，不感兴味，而对于东方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则不胜其企慕之思！他们羡慕进步的、便利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传统的特殊生活方式不表现丝毫留恋。他们一到包头，总是尽其所有，购买包头市场上新式工业制造品。回到他们家乡之后，那些新知识多、新式生活工具多的人，可以大大地为他们乡里所敬重。……”

“第一日水程，就住在条城附近的河上。夕阳西下的辰光，凉风扑面，冷气渐升，忽然一个筏客赤条条地下到黄河水里，他的胸部以下都浸在水中，时而把身体移来移去，似乎寻找什么东西。这时西北的气候，傍晚天气，相当于南方的深秋，记者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打听，才知道他把我一个直径不到一寸的小茶壶盖，失坠到河里，他之所以下水，为的是把它找回来！这无异海底捞针，我想太不值，也太不易。然而怎样劝他，他也不肯起来，他的同伴们劝他，也没有丝毫移动他的心志。在我们大家已准备在筏上休息的时候，他笑嘻嘻的拿着茶壶盖上来了。于是大家热闹谈笑一阵，在这之后，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的是为了他们同伴间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的东西，不论如何没希望，他能千方百计的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辉！……”

范长江笔下的河州人虽地处边疆，但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毫不逊于内地，这也是河州虽处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结合地带，但受传统商业文化熏陶影响形成的。同时，他用一个捞茶壶的故事，表现了河州人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心理状态。

而在《红山峡和黑山峡》这一节中，他用亲身体验描述了羊毛皮筏上的艰辛和水路之艰险，并对河州筏子客诚实之性格、勤勤恳恳的做事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写道：“在羊毛皮筏上过夜，得了一个难忘的经验。本来厚厚的羊毛，积成软软的褥垫，应该有‘塞外沙发’的优点。不过羊毛白天受了强烈的日光，到夜里一齐发散出来，睡在上面的人，尽管你当空一面冷清清的，而底下一面则如蚂蚁上了热锅，片刻也难得安稳。必到中夜以后，羊毛所收热力发散殆尽，始有让你入梦的可能。但是往往在东方破晓的时候，又刮来阵阵寒风，此时不但皮筏上不能给你任何温暖，而且如果不赶紧自己披上棉衣或者皮衣，自己原有的体温，还要向外发泄，而使人感到如冬天的寒颤。”

“第二日飘过无甚险阻‘无敌峡’，经靖远城边，往下直放。忽然大风扬沙，水纹不能辨识，乃被迫停靖远下十五里之河滩边。”

“皮筏行黄河中，除峡内情形稍异外，在平流地方，完全看水纹而行，择水纹主流所在，而移筏以就之，因主流之水深而速，无搁浅的危险。故稍有风雨，使水面波纹一乱，皮筏即失了遵循的指标。如必勉强行进，则一旦误搁浅沙滩上，或被大风刮置沙滩中，则筏客只有全体入水，拆散皮筏，将一个一个的皮袋移出沙滩之外，再行束好，始能继续前进。此种水中拆扎之工作，至为辛苦，而且关系于筏上首领之技术名誉，只要搁浅一次，他的名誉立刻糟糕，下次再难得人之雇用。故风起以后，筏客皆一致不愿再行前进。”

“中午刚过，就要停止休息下来，这样情形，对于旅客是最没有兴趣的事体。谁知第三天的情形更糟，筏子清晨入了红山峡（峡为红色沙砾崖石，故俗名‘红山’），峡长一百三十里，水势平稳，我们预计当天不但可以出峡，而且可以再进百里左右，然而仅仅在中午不到的时间，峡里的大风又刮起来了。这样简单而原始的交通工具，对于天时的抵抗力太过于薄弱，飘到不及一百里的水程，我们就被迫停住在红山峡中了。”

……

“夜间无事，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组织一个临时俱乐部。水手有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胡’琴，再加上些碗和筷子，另外凑上几张嘴，几副手掌，算是乐器，这些水手们就高声唱他们的土调了。他们有时一人独唱，有时几人合唱，歌声因山谷之回应，更显得悠扬遐逸，响彻云霄，使此荒山幽谷，倍增其恬然世外之情。歌调近于藏人之风格，以高而长之音调为其特点，惜内容多不能了解。这般水手们的性格之诚实，对人对事之忠贞，使人感到一种人类间彼此全然相互信赖之愉快。”

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牛、羊皮筏子从原理的设计构思到精细的制作工艺，无疑体现着黄河文化豪迈、奔放的独特韵味。到1951年，河州境内有牛皮筏42座，羊皮筏320余张，羊皮筏、粮筏和木筏随着刘家峡水库工程的建设，被陆上的汽运工具所替代，从而退出了长达千年的历史舞台。

记者：马廉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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