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不同时期的的当官途径（汉代举孝廉制度）

提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官员选拔方式，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科举考试，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是科举考试是在隋朝时期才出现的，一般将隋炀帝开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的开端。

而在科举考试出现之前，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选拔方式各有不同。

秦朝之前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子继”，只要祖辈上是官员，那么这个人的后代都可以继承官职。

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主持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

商鞅变法的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主张奖励耕战，官职的大小要与取得的功劳相关联。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就不太符合当时的机制，于是就将这个制度废除了。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举孝廉

而到了汉代时期，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 第一种：察举

这种方式首先需要有地方官员的推荐，根据推荐的标准又分为举孝廉、举茂才和举贤良文学。

• 第二种：征辟

征辟的意思是说，需要有一个人有出彩的地方，才能被皇帝或者王公大臣看中，若是被看中就可以直接当官。

• 第三种：杂途

杂途是指除了察举和征辟以外的选拔方式，例如任子、赀补等。只要官员任职满三年的时间，就可以保举自己的一个子孙做郎官，称为任子。而赀补就是花钱买来的官，这是给有钱人提供的一种当官途径。

相比较来说，通过杂途的方式做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被人看不起，因为它不像举孝廉这种出自正途获得官职的，但同样也是汉代官吏选拔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汉代有很多著名的大臣都是举孝廉制度出身，例如萧望之、何武、公孙弘等人，也就是以道德品行作为选拔标准，这种制度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有一定的关联。

从汉武帝之后，正统的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当时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而儒家思想中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孝”，并逐渐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

纵观汉代的皇帝谥号，其中有许多带“孝”字的，汉文帝刘恒的谥号是孝文皇帝，汉景帝刘启的谥号是孝景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谥号是孝武皇帝。然而，这种“孝”并不仅仅局限于皇族，普通的官员和百姓也被列入其中。就像《孝经纬》中所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只有在家庭当中尽孝，才有可能在朝廷当中尽忠。

举孝廉制度

在《汉书·武帝纪》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从中可以看出，起初的时候，“孝”和“廉”是分开执行的两个标准，“孝”指的是孝敬尊长，“廉”指的是廉洁正直，直到后来才把这两个标准合为一体。

按照当时的规章制度，能够被举孝廉的人，必须要满足以下四个标准当中的其中一个，分别是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晓法令、刚毅多略。

一般来说，推荐人通常是地方的长官或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被推荐的人则是地方的儒生或者官员。一旦推荐成功之后，儒生可以获得一官半职，官员可以获得更高的提拔。

但是，若是被推荐的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推荐人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每个地区推荐的名额并不是相同的，而是按照当地的人口基数来决定的。比如，一个达到20万人口的郡县，每年可以推荐一个人；人口达到40万的，每年可以推荐两个人。若是人口不满20万，以及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了。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西汉和东汉时期，总共约有7万多人通过举孝廉制度得到了朝廷的任用或提拔，钟离意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钟离纵囚”、“钟离委珠”等事迹更是闻名一时。

怎样判断一个人的孝和廉？

根据《后汉书》中的记载，东汉有一个官员名叫钟离意，在如今的浙江绍兴一带做督邮。有一次发生瘟疫，很多官员由于害怕被传染，而不敢前往去赈灾。钟离意则不怕，他随身携带了食品和药品前往瘟疫区，许多人在他的救治下活了下来。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钟离意也因为高尚的品德而被举为孝廉，先后被朝廷提拔了两次，一直晋升到在当时的大司徒侯霸府里任职。

孝敬尊长

还有一次，钟离意接受了一项任务，负责将一批囚犯押解到河内，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当时正赶上寒冬腊月，天气寒冷，当途经弘农县的时候，钟离意就给县里的官员下发了一份公文，要求给囚犯做一些御寒的衣服。

然而，有一些官员却不乐意了，偷偷向朝廷上书弹劾钟离意。但钟离意却不怕别人打小报告，他甚至主动向汉光武帝汇报了这件事情。

看到钟离意呈上来的奏折，汉光武帝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还特意表扬了一番。

得到了汉光武帝的赞赏，钟离意似乎有点得意忘形了，做出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举动。在押解途中，他对囚犯们说：“你们都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吧？我现在就让你们去，但要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按时回来。”

汉光武帝刘秀画像

钟离意私自放囚犯们回家的行为，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一旦囚犯们一去不复返，他必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还可能葬送掉自己的仕途。最终，钟离意的信任和仁慈也换来了回报，囚犯们一个个信守诺言，在规定的时间返回了规定的地点，一个人也不少。

而且，钟离意做过同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钟离意在堂邑县（如今的南京）担任县令。当地有一个名叫防广的年轻人，由于替父报仇而被捕入狱。就在监狱期间，他的母亲也病逝了。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身在狱中的防广悲痛不已，每天以泪洗面，不吃不睡。看到这种情形，钟离意认为，防广是一位大孝子，应该让他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

钟离意的属下极力劝阻说：“这可使不得，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合规矩了，如果防广就此跑了，这责任怎么承担啊！”

而钟离意回答说：“囚犯是我放走的，跟你们都没关系。”

当防广回家安葬完去世的母亲之后，又回到了监狱继续服刑。钟离意将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上级，建议免除这位大孝子的死罪。

从对待囚犯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钟离意非常看重守孝道的人，只有守孝，才能有诚信。

汉明帝刘庄继承皇位的时候，钟离意的名声已经很大了，于是就被擢升为了尚书。在处理一件地方太守贪污的案件中，追回了贪污的上千两黄金，皇帝则下诏将这批赃款赐给大臣们。

钟离意却与其他的大臣们不同，他对汉明帝说：“我不要这些钱财。”

举孝廉出身的钟离意不仅注重孝道，而且为官清正廉洁，对百姓和囚犯怀有一颗仁慈之心，无疑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官员。

汉明帝刘庄

举孝廉制度存在的弊端

举孝廉作为汉代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官员选拔方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大批孝敬尊长和政治廉明的人，也都获得了朝廷的重用。

随着这个制度的实施，不仅扩大了汉朝的统治基础，也在社会实践中确立了以忠孝为核心的价值观。然而，由于这一要求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一系列的弊端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

举孝廉出身的汉代官员中，也有一些名声不好的人，在《后汉书·酷吏传》中就记载了一个酷吏，名叫阳球，酷吏指的是生性残忍、手段严酷的官吏。

阳球从小生活在一个名门望族的家庭，但他并不认同儒家学说，反而喜欢看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法家书籍。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官员侮辱了他的母亲，他立即召集了几十个人将官员一家全部杀害，而且还没有坐牢，从此名声大噪。

阳球之所以可以免除牢狱之灾，这还要与当时的制度有关。

西汉时期，汉武帝推行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其中倡导的“春秋决狱”，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来判决刑事案件。

虽然阳球杀了人，但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替母亲报仇，这是一种“孝”的体现，不仅免除了牢狱惩罚，甚至还让他做了官。

由于阳球自幼喜欢法家学说，对朝廷的典章制度非常精通，任职期间采取了严苛的判案手段。在审理宦官王甫一案的时候，阳球愤怒地拍着大腿说：“若是我做了司隶校尉，绝对不会放过王甫这种人。”

司隶校尉是当时的一种官职，主要负责监察京城和地方的官员。

后来，阳球果然如愿以偿当上了司隶校尉，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了王甫和儿子王萌，并亲自来到监狱里严刑拷打，把各种酷刑全部用了一遍。

王萌苦苦哀求说：“既然我们父子俩一定要死了，还希望对我的父亲（王甫）手下留情，让他少受一点罪。”

按照常理来说，阳球也是一个举孝廉出身的人，对于王萌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阳球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并回复说：“像你们这些罪恶滔天的人，死不足惜，竟然还想求情。”

说完，阳球派人堵住了王萌的嘴巴，将他和父亲王甫活活打死。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将王甫的尸体大卸八块，放在城门口当街示众，还挂了一个牌子，写着“贼臣王甫”。

所以说，尽管阳球是通过举孝廉当上的官职，但是他信奉的是法家思想，崇尚刑杀。而举孝廉制度是以儒家崇尚的道德标准来选拔官员的，与他信奉的法家思想不相符，这也是举孝廉制度存在的一个弊端。

在举孝廉制度刚刚确立的初始阶段，并不需要通过考试等程序，只要地方的长官推荐即可。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弄虚作假的方式取得官职。

根据《后汉书·许荆传》一书中的记载，东汉时期，许荆的祖父许武通过举孝廉做了官，他就想让自己的两个弟弟也走这条路。所以，在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许武主动挑选了家里面积最大的房子，以及土壤最肥沃的田地。但他对外宣传时却说：“都是两个弟弟礼让给我的，弟弟不争不抢，品德高尚。”

这个方法果然让两个弟弟出了名，全都通过举孝廉当了官。

直到这个时候，许武又声称：“我是牺牲了我的名声来成全弟弟的”。而且，他还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两个弟弟，结果又获得了一片赞誉，还升了官职。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完全是许武自己精心布置的一个局，充分利用了举孝廉制度的漏洞，从而让兄弟三人全部都迈进了仕途。

以“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也确实给朝廷挑选了许多品德过硬、孝顺清廉的官员。通过这种举孝廉制度，成功建立了当时以“忠孝”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

在举孝廉制度的早期，其中的规则还不太完善，只需要有地方长官的推荐就可以做官。但这个标准也相对比较主观，所以就会有很多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事情发生，导致一些举孝廉出身的官员名不符实。

汉代时期，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这样的童谣歌曲：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首歌谣的意思是说，举秀才出身的官员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举孝廉出身的官员不赡养父亲，让父亲住在其它地方。

通过这首歌谣，很形象地讽刺了当时察举制当中存在的漏洞。正是由于存在了太多名不符实的官员，汉光武帝则要求，一个人在被举孝廉之后，还要有一段时间的试用期，具体观察这个人的品行究竟如何。

而到了汉顺帝刘保的时候，举孝廉之后还增加了考试，实际上是从一种地方的推荐制度开始向中央的考试制度过渡了，说明这个制度本身也在不断寻求完善。

不论是汉代的举孝廉制度，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它们都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探索模式。同时，这正是由于它们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才为后来的科举制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汉书》《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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