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孩子遭老师打（八岁女童被老师打成重度残疾）

对于老师能否打学生这个问题，每次一抛出都会引发激烈的讨论，有的人认为，老师即使有体罚的行为也是出于管教的好心，至多算是教育方式不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教育局也是这样界定其下属壮志学校教师黄某琴体罚学生的行为的，但黄某琴的行为显然已超出了正常教育的底线，进入了涉嫌触犯刑法的范畴。被她殴打的学生高朵朵于2017年8月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属重度残疾，而且领到了残疾人证，那年，高朵朵10岁。

然而，那两天的三场殴打所造成的结果远不止于此。

（残疾人证照片）

　送钱送物 难保平安

高朵朵的家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劲松镇壮志林场，父母都曾是林场的职工，林场位于山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只有2000来户人，人们互相都认识。

高朵朵出生于2007年，她曾有个姐姐叫小晶，2005年死于红斑狼疮，小晶离世后，父母又生了高朵朵，幸运的是，高朵朵一直很健康，2013年，高朵朵上小学。高朵朵的母亲于丽向记者出示了一张女儿一年级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女孩眼神明亮，阳光可爱。

（高朵朵一年级时的样子）

该镇只有一所小学，名为壮志学校，与高朵朵同级入学的还有15个孩子，他们组成了壮志小学2013级1年1班，也是1年级唯一的一个班，班主任是黄某琴，一位45岁的女教师，教语文和数学，在该镇有一定的“知名度”。

黄某琴有名不是因为教学好，而是因为爱体罚学生，于丽家亲戚的孩子比高朵朵大10来岁，也曾是黄某琴的学生，听说亲戚的孩子上学时也会被黄某琴打，但她一时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别处上学，想来想去决定通过讨好黄某琴的方式让孩子避免被打，更何况她的嫂子和黄某琴是同校的老师，于丽觉得黄某琴怎么也会给自己几分薄面。“我给她送过半扇排骨，送过几次鸭蛋、鹅蛋，一次送100个，都是买的，送过香肠，我丈夫从哈尔滨带回来的，我三姐从上海给孩子寄的好吃的，我听说她（指黄某琴）孩子从哈尔滨回来了，也赶紧挑点好的送过去。2014年，她丈夫让人打了，她给我打电话，说‘我家男人住院了，腿坏了，我还得照顾他，想起来就头疼’，我一听这话，赶紧给她送了500块钱去。”于丽说。

于丽说，她并不是唯一一个给黄某琴送过礼的家长，其他的家长也送，这些事在孩子们中间不是秘密。

高朵朵与同班同学罗佳聊天时，罗佳提到她妈妈曾给黄某琴送过饺子，送过钱。“有一次放学，我看到刘小军的妈妈拿自行车挡住黄老师，给了她一张卡，我不知道卡里是什么。我在黄老师家补课时还听到张奇的爸爸妈妈说晚上要请黄老师吃饭，她答应了，张奇的爸爸妈妈和黄老师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吃饭，还有张晓的妈妈，给黄老师送过鱼，那种小鱼，送了一大袋子。”高朵朵说，“送钱以后，黄老师前2秒是好的，后2秒就不行了，送吃的如果送得少，就一点事不管。”

（高朵朵与罗佳的聊天记录）

于丽一直以为高朵朵一二年级没怎么挨过打，但高朵朵告诉津云记者，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挨黄某琴打，拿书打头，被教鞭抽，有时扇耳光，还会被踹腿、腰、肚子，人人如此，被打的理由通常是题不会做或者字写错了，就连高朵朵眼中父母和黄老师关系很好的张奇，也一样挨打。

同时，黄某琴还向孩子们宣布了“纪律”，任何时候都不许把在学校里挨打的事告诉家长。

一再要求学生去自家补课

一年级上半学期，黄某琴找到于丽，提出让高朵朵放学后去她家里补课，“她说我孩子再不补就跟不上了，但是我孩子的成绩很好，而且我嫂子就能辅导，所以我拒绝了。”

一年级下半学期，黄某琴直接找到了高朵朵。“她说这题你都不会，回去跟你妈说你要去黄老师家补课。”高朵朵告诉记者，黄某琴说的那道题她其实是会的，但自那以后她开始去黄老师家补课，每个月补课费300元。

高朵朵粗略地算了一下，他们班里共有5人在黄某琴家补过课，她还看到一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也在黄某琴家补课。家长接孩子的时候，黄某琴还会和家长交流几句。“黄某琴跟我说，她有个姐姐，在齐齐哈尔一家私立学校当校长，还说那儿的家长都送包送围巾什么的，咱们这小地方就不像人家那大城市，这是她的原话。”于丽说。

高朵朵告诉津云记者，黄某琴的课后补习通常是让孩子们自己写作业，她则在一旁看手机或者玩电脑，升入三年级后，越来越多的孩子们不再去黄某琴家补习，于丽也决定中断高朵朵的补课，“我到她家接孩子的时候跟她说，孩子们都不去了，我家孩子以后也不来了，黄说不来不来吧，能看出她不高兴了。”

此前孩子们虽然都挨打，但还是有些许区别的，高朵朵同班一位家境不太好的同学小娟的母亲告诉于丽，她女儿总是挨打，会被黄老师揪着头发往墙上撞。相比之下，高朵朵等部分学生挨的打似乎稍微轻一点。

但在补课中断后不久，班里发生了一件事。

一把美术刀引发的体罚

2015年12月17日，周四，下午有体育课，黄某琴规定上午背下来课文的学生下午可以去上体育课，没背下来课文的学生都留在教室里背书。包括高朵朵在内的部分学生去上体育课时，留在教室里的同学翻了他们的书包，高朵朵书包里的小刀被拿了出来。

（高朵朵书包里的美术刀）

根据黄某琴向警方的供述，当她发现一名自闭症学生在用嘴啃刻刀时，她吓坏了，因为这个自闭症孩子很疯狂，容易伤到自己和其他学生，于是她立刻抢下刻刀，而后查到刀子是高朵朵带的。因为学校明令禁止带刀到学校，且刀子险些伤到学生，她一时情绪激动把高朵朵拽到了教室前面，推搡了她几下，掐了她脖子、腰和后背几下，又在她小腿上踢了一脚，狠狠批评后便开始上课。

但高朵朵告诉记者，那天之所以带小刀是因为有美术课，那天大家都带了小刀，而最终被打的不只有她一人，还有另外两个女生。“拿我小刀的那个男生是有多动症，他没伤到自己，但是拿小刀剌纸了，我和另外两个女生都是被班上一个同学举报的，然后黄老师把我们仨叫到教室前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不停地推我们，掐我们的脖子和后背，我和另一个女生都哭了，有一个女生没怎么挨打。”高朵朵说。

当天放学，高朵朵的三姨接她回家，换衣服时发现外甥女身上有伤，于是问高朵朵怎么回事。高朵朵对三姨说，她要告诉三姨一个小秘密，但三姨不可以告诉她妈妈，三姨答应后，高朵朵把自己在学校里挨打的事说了出来。

三姨觉得事情有些严重，立即将情况告知了于丽，于丽听完十分生气，转天一早，她去学校找了黄某琴，“早上第一节就是她的课，我在教室门口等着她，见她面以后我说‘你不该体罚孩子，有什么事你可以和家长说’，我还让她多关照关照。”

对“告密”的首次“惩罚”

在要不要让家长去找黄某琴这件事上，高朵朵曾经犹豫过。“以前出现过有家长去找，然后被报复被打得更狠的情况，但我又想，也许呢，也许有用呢，所以我没有阻拦我妈。”高朵朵小声地说。

母亲在教室门口交涉的过程，高朵朵都看在眼里，她清楚地记得黄老师在与她的母亲道别后一扭身就变了脸，“她叫我站起来，然后提问，问‘一年有多少个月’，这是前一天让背的内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开始打我了，先抽了我六七个嘴巴子，抽我嘴巴的时候我还有印象，后面用书打我头的过程我就记不得了。”

关于那场殴打，高朵朵还记得两个细节，一个是黄某琴一边打她一边说“不是和你们说了吗，啥事不能告诉家长”，另一个是被抽了六七个嘴巴子后，她的嘴里出了血，她想把血水吐到地上，但黄某琴不让，要求她咽下去。“嘴里有血的味道，恶心。”高朵朵说。

案发后，于丽曾向当时在场的其他同学了解女儿当天上午被打的具体情形，有学生告诉于丽，那节课高朵朵被数次提问，每次提问后都会被打，后来打得他们已经不敢看了。

中午回家吃饭时，高朵朵的三姨再次发现外甥女身上有伤，她又给于丽打了电话，于丽告诉姐姐，让高朵朵忍忍吧。

午休后，高朵朵再次回到学校，从心里她已经抵触去学校了，但又不敢不去，“我书包还在学校里，我也怕没去留的作业不知道，没写完又得挨打。”

一节课的殴打

当天是周五，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大扫除，高朵朵的任务是擦地。第二节课下课后，高朵朵发现黄某琴坐在讲台上，好像一直在盯着她，脸色也不太好。大扫除开始后，黄某琴将高朵朵叫到讲台前递给她一张纸，让她写一个字，高朵朵说那个字她学过，现在她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个字了，她写出了黄某琴要求她写的字，但她不知道自己写得对不对，她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看，她认为这可能是她挨打的原因，因为她写完后，黄某琴什么都没说就开始打她。

关于打她的“程序”，高朵朵用“和往常一样”来概括：“先踹，穿着高跟鞋用鞋尖踹我肚子，还踹了后背，然后拿书扇，抽嘴巴子，掐住我前胸的肉左右甩。”高朵朵讲到这里时，一旁的大姑高彩云提出了疑问：“你当时穿着羽绒服，她怎么掐你前胸的肉。”高朵朵答：“先把拉链拉开，然后把手伸进去掐。”

高朵朵说，那天挨打时，她倒地了，然后被黄某琴薅着头发站起来继续挨打，挨打的过程里她不敢出声，这是一贯的“规矩”，挨打时哭出声会被勒令憋回去，如果敢反抗，会换来更重的殴打，“以前有人反抗过，喊了一声，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

高朵朵的二姑高彩月问侄女：“黄某琴这么打学生听起来也很费力气，她不累吗？”高朵朵答，黄某琴经常坐着打人，比如踹学生的时候，经常是坐着踹，这样学生的腰背就会磕到桌子角，很疼，学生如果往后退，黄某琴会把学生拉回来，有时干脆拉住学生踹。扇嘴巴的时候也可以坐着扇，如果站着，就捏住学生的脸扇。

高彩云和高彩月告诉记者，她们以前从未听过侄女把黄某琴打人的方式讲得这么细，听完高朵朵讲老师把手伸进羽绒服掐她时，高彩云咬着牙吐出一句“畜生”。

在高朵朵挨打的时候，班里的其他学生都在默默地做扫除，没人敢多说一句话，高朵朵回忆，黄某琴打了她将近一节课的时间，快下课时才停手，让她去擦地，但她那时已无法劳动，是她的好朋友罗佳帮她擦的地，“黄老师打完我以后坐在讲台上玩手机，她没看到是罗佳帮我擦的地，打完我以后，她心情好像好了点。”

被打以后，高朵朵觉得自己走路很慢，三姨接她放学时，发现她的腿脚有了明显的异常。“我三姐说，那天是架着我姑娘从学校走回家的，上楼也是一点一点蹭上去的，她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又被打了，打坏了，你快回来。’我还以为没啥，说黄某琴就是出气呢，结果到家发现这么严重，我立刻去找黄某琴。”于丽说。

于丽家与黄某琴家住在同一栋楼里，于丽去敲门，黄某琴不开，于丽隔着门喊：“我找你有急事。”敲了好半天，黄某琴才把门打开。“我问她你怎么又打我孩子，都上不了楼了，身上都是伤。她说是不是擦地磕的，是不是上体育课摔的，我说孩子会学舌，就是你打的，她就一个劲地说‘我错了我错了’。”

看到黄某琴道歉，于丽没有太为难她，因为她觉得孩子并无大碍，但孩子并未如她预想的那样渐渐好起来，反而愈发严重。

高朵朵说，被打后她的后背非常酸，坐不了一两分钟就得站起来，她可以躺着，但翻不了身。那一晚她没有睡觉，一直在哭，她告诉爸爸妈妈，她不敢闭眼睛，一闭眼就看到黄老师在跟前，还要打她。

天亮后，于丽和丈夫高卫国带着女儿去了当地的小医院，医生看不出什么，让他们去地区医院拍片子，地区医院只诊断出了软组织挫伤，从地区医院回家后，高朵朵吃什么吐什么，喝水也吐，仍然一直哭，很多人劝他们带孩子去大医院看看，别耽误了。

于丽和丈夫决定带孩子去北京看病，赴京之前，高朵朵在母亲的陪同下于2015年12月22日前往劲松镇公安派出所报了案。

孩子瘫了

于丽和三姐带着高朵朵从加格达奇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一路上，高朵朵仍然在哭，于丽记得车行至凌晨4点多的时候，高朵朵的腿忽然僵直了，无法站立无法行走，于丽和三姐以为孩子瘫了，吓得也哭起来，三个人在车上哭成一团，甚至惊动了列车长。

在北京1年的求医过程中，高朵朵辗转了五六家医院，陆续诊断出右下肢活动障碍、肌力Ⅱ级（肌力共分5级，5级为正常，2级肌力可在床上平行移动）、神经功能障碍、脊髓损伤、创伤后应激障碍、躯体化障碍，武警总医院的医生告诉高卫国，脊髓损伤是震动导致的。

回忆起刚到北京时的那段日子，痛苦的感觉仍然鲜明地占据着于丽的记忆。在被打后长达12天的时间里，高朵朵一直处于吃喝都吐的状态，在北京做检查时，她的大腿根处仍然有0.4厘米的积液，大小便排泄困难，高朵朵曾哭着对妈妈说她太痛苦了，就让她去死吧，这么小的孩子竟然说出这种话，于丽心如刀割。

自高朵朵出事后，黄某琴再未露面，但给于丽发过几次短信道歉。高朵朵住进北京市儿童医院后约第三天，黄某琴的丈夫出现在医院内，但于丽和家人觉得，黄某琴的丈夫不像是来探望病人的，更像是来监视他们的。“他没有带任何营养品，就背了个包，没事就在一边看着。”于丽说。

于丽回忆，高朵朵入院约1周后，黄某琴的姐姐黄某英出现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3个人，她给孩子带了3个小娃娃，分3次一共给了5万块钱。”

高朵朵见到黄某英后开始惊声尖叫，拼命地往妈妈的怀里扎，虽然黄某英试图向高朵朵解释自己不是黄某琴，高朵朵仍然尖叫不止。“因为她和黄老师长得太像了，差不多的个头，一样的烫发。”回忆起当时的状态，高朵朵如是说。

于丽告诉记者，她觉得黄某英前往医院的目的是想和他们私了，“她说她找了个老头给孩子按摩，说孩子的腿能抻好，还说她妹妹和我姑娘都是招鬼了，拿了一袋子黄纸在我闺女身上绕来绕去然后拿到外边烧了。”“黄某英跟我说，让她出院吧，我说出院了回去孩子瘫了怎么办，她说瘫了她养。”高彩月说，“黄某英一直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她当着我们的面说她家里有按摩店，还有其他的买卖，她说家里有钱，但不会花在我们身上，那会她应该是觉得我们不可能接受私了了。”

最终让高家人忍无可忍的是黄某英说他们是在讹黄某琴。“她说她也打折过一个小男孩的胳膊，那家人都没讹她钱。高朵朵的妈妈听完这话直接跟她吵起来了，连同病房里的病友都往外轰她，觉得这人太过分。”高彩月说，“黄某英去的那天孩子刚好要做一个检查，30来公分长的细针通过脚踝穿进大腿内侧，一根一根续，一直要扎到大腿根，是我陪着朵朵做的这个检查，这个检查的痛苦是很多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有这样讹钱的吗？”

含恨离世的父亲

高朵朵出事后，高卫国一边陪着孩子看病，一边为孩子的案子奔波，这个年近六旬的父亲一直处在巨大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之中。

2016年1月21日，松岭区公安局对黄某琴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金一千元的行政处罚，2016年3月17日执行。2016年4月5日，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鉴定高朵朵所受损伤为轻微伤，高卫国对此鉴定结果不认可，2016年6月8日，黑龙江省公安厅法医鉴定中心鉴定高朵朵的“脊髓损伤”诊断难以确定，不宜评定损伤程度。2017年7月17日，高卫国以黄某琴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向松岭区公安局报案，同年7月22日，松岭区公安局技术大队工作人员带高朵朵及其父母再次前往黑龙江省公安厅技术总队法医室进行复检但未被受理，7月27日，松岭区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黄某琴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高卫国申请了刑事复议和复核，均未能改变结果。

2018年1月10日，高朵朵以黄某琴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向松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法院对黄某琴依法惩处，同时请求法庭判令黄某琴及其所在的壮志学校承担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603204.44元，后续治疗费、非抚养人生活费待实际发生后再另行起诉。

法院共开过3次庭，每次开庭后，高卫国的情绪都很不好。“他后来好像已经进入这个事出不来了，想起什么都会随时给我打电话。”高朵朵的代理律师李律师说。

（黄某琴在法庭上）

第一次开庭，年近六旬的高卫国被气哭了，因为黄某琴说高家人讹她。“我弟弟在庭上说，我姓高的养得起孩子，你不把我孩子打成这样，我不到这来。”高彩云说，她参加了两次庭审，对黄某琴在庭上的表现印象深刻，“第一次开庭她哭了，后来就不哭了，问她什么她都说‘有异议’，有些问题她答不上来或者答不好，就说‘问我的律师’，有些时候我觉得她的律师是在诱导她说一些话。他们还来到山东，找到了我弟弟家现在的住址，偷拍了孩子上下学的画面当做证据提交给法庭，他们想证明孩子已经没事了。”

第三次开庭后，高卫国给妻子打电话，他说黄某琴在庭上称，高朵朵本身就有疾病，每学期都会长时间请假出去看病。“开完庭他给我打电话，说‘你说她（指黄某琴）咋能把这事往小晶身上扯呢’。”于丽说，大女儿的病逝曾让高卫国备受打击，黄某琴的这番话无异于在高卫国的心上插了一刀，“我丈夫在庭上就反驳他们的律师了，说我姑娘的病和那个病能一样吗，我姑娘生下来很健康，从来没有请假出去看过病。”

因为高朵朵每次回到劲松镇病情都会有反复，专家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离开那个环境，2016年年底，高朵朵随父母来到山东，投奔亲戚。此后开庭，高卫国都要坐火车赶回黑龙江。看着弟弟两地奔波太过辛苦，高彩月曾劝弟弟要不就别再告了，高卫国听了这话第一次对姐姐发火了，“他说那年过年，车前过去一条狗都把孩子吓犯病了，只要受一点刺激孩子就能犯病，这个样子他怎么能不告。”

第三次开庭后，高卫国回到家时依然情绪不佳，他生气的不仅是黄某琴在庭上说的话，还因为法院的人一路都在找他要材料令他不胜其烦，于丽不停地给高卫国捋前胸顺气，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夜里睡梦中的高卫国突然喊了起来，于丽问他怎么了，他说梦到和法官干上了，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高卫国的声音就越来越弱，于丽赶快拨打120，医生在家里抢救了半个多小时就宣布了死亡，死因为“猝死”。

“妈妈，我们去找爸爸吧”

在北京治疗了一年多后，高朵朵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那时虽然她拖着一条腿，右脚内抠，但至少可以行走，可以自己用筷子吃饭。休学一年后，她在山东入学，全新的环境里，没人知道她的过去，老师只是觉得这个新来的女孩子有点奇怪，不笑，不和任何同学来往。高朵朵现在走路已与常人无异，只要按时服药不受惊吓，犯病的次数就越来越少。

生病后，高朵朵忘记了很多事，包括以前上学学的内容，刚在山东入学时，她只能考三四十分，高卫国耐心地辅导女儿，把硬纸壳剪成教具，一点一点地帮女儿恢复记忆，在父亲的努力下，高朵朵能考七八十分了，英语成绩最好。

就在于丽觉得这个家又要有盼头了、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高卫国的离世再一次重击了这个家庭。

于丽家的不远处有一片湖，高卫国走后，于丽曾和女儿来到湖边，那天她们动了寻短见的念头。“我姑娘说，妈妈，我们去找爸爸吧。我们从下午一直待到晚上9点多才回来，真的觉得要活不下去了。”于丽哭着说，“我姑娘问我，爸爸走了，还有人能给我告吗，我说姑娘你放心，只要妈妈还活着，一定帮你告到底。”

2016年6月12日，高朵朵和另外6名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联名写了控告书，递交给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联名控告的7个孩子均讲述了自己2年多来多次被黄某琴殴打的情节，并证实黄某琴分别于2015年12月17日下午、18日上午和下午殴打了高朵朵。警方调查了6名高朵朵的同班同学，亦证实黄某琴于17日和18日3次殴打了高朵朵。

但现在，当初与高朵朵联名控告的孩子和家长都已不愿出庭作证，“我也理解，毕竟他们还要在那个地方生活。”于丽说，“我姑娘的事出了以后，还有两个学生也转走了，一个眼睛被黄某琴打成斜视私了了，还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打得很多的，去了哈尔滨。”

当事教师回应：

高家在讹我 这是一个惊天骗局

8月13日上午，记者拨通了目前正在取保候审的当事教师黄某琴的电话，在记者表明身份后，黄某琴告诉记者，高朵朵的病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惊天骗局，高家人说的话都是假的，这件事给我造成的伤害太大太大，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讹诈我几百万，他们家是当地有名的告状专业户，请你们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

记者问黄某琴，如果高朵朵的病是假的，那么孩子身上的那些伤是哪来的，那些病历记录又是哪来的，黄某琴回答：“那些病历记录你自己去看，我只能告诉你，这一切都是造假的。”而后不再等记者提问，黄某琴便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记者拨打了松岭区教育局周局长的电话，记者表示，希望向教育局了解多个问题，包括黄某琴日常工作中的表现，教育局是否接到过关于黄某琴向学生家长索要财物、强行要求学生去她家补课的投诉，是否接到过对黄某琴经常体罚学生的投诉。周局长表示他会将这些问题汇总，并与记者约定在13日下午4点之前给记者答复，但至发稿时，记者并未接到周局长的回复。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松岭区主管教育的刘区长的电话，刘区长表示，她2016年12月才上任，对高朵朵事件的前期不是很清楚，她记得这件事出来后，学校也对黄某琴进行过调查，让她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做了检讨，并给出了5年不许评优、记大过的处分，但刘区长告诉记者，她没有听到过关于黄某琴的其他投诉，“我从之前的李校长那了解情况时，校长介绍说这个老师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也没有听说过她找家长索要财物。黄某琴说，她之所以承认她打了孩子主要是想息事宁人。”

庭审时，黄某琴提交的证据里有她25年间获得的45个荣誉证书，但当记者问高朵朵黄老师有没有什么优点时，高朵朵果断地摇了摇头，对于黄某琴的教学水平，高朵朵亦不认可，“她上课经常坐在那发微信看手机，有时出去打电话，还会睡觉，每到这时候她就让我们自习。别人都喊她是老师，所以我也喊她老师，但我从心里不认为她是老师，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友好的，跟学生像朋友一样，从来不打学生。”

一审判决后发回重审

究竟哪里“事实不清”？

2019年4月27日，松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某琴犯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壮志学校一次性赔偿自诉人167301.33元，驳回自诉人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下达后，黄某琴上诉。2019年7月19日，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未开庭审理后作出裁定，撤销松岭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发回松岭区法院重审。

（裁定书第二页）

记者查看裁定书发现，大兴安岭地区中院裁定发回重审的理由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但对于哪部分事实不清未做详述。8月13日下午，记者致电审判员杨法官，想询问“事实不清”的具体内容，一位自称杨法官同事的工作人员表示，记者如要了解案情，需与中院政治部联系，而后立即挂断电话。大兴安岭中院政治部的电话在114查询平台为保密状态，仅有服务大厅电话面向社会公布，记者拨打服务大厅电话两次，均响至无人接听自动挂断。

高朵朵的代理律师李律师与记者有同样的困惑，“按说裁定书里应该说明是哪部分事实不清，我在拿到裁定书后也去找过法官，想问问事实不清指的是什么，但是法官说那是他们合议庭的内容，不对外。”

自诉案件能否变成公诉案件

8月13日傍晚，高家人收到法院系统的短信，黄某琴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一案已立案，正等待审判庭庭长确认并接收案件。

这个案件目前仍是自诉案件，但根据我国法律，自诉案件是有可能变为公诉案件的，同一案件，自诉公诉，差别巨大。“如果提起公诉，这个案件就把检察院和犯罪嫌疑人变成了控辩双方，检察院去调取证据。自诉的话，被害人不可能收集到比公安局、检察院更多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受害者方面的家庭负担。当发现自诉案件的性质不再符合自诉的要求时，一般会转化为公诉案件，比如发现案件性质并非自诉时的罪名。”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的付建律师说。

本案中，高朵朵的精神残疾为重度残疾，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有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第一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如果造成被监护、看护的人轻伤以上后果，可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那么本案是否可以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对于这一问题，付建律师表示，公安机关最初做出的伤残鉴定是“轻微伤”，而故意伤害罪要求的是构成“轻伤”，公安机关当时未以故意伤害罪立案。孩子的精神残疾虽是重度残疾，但我国法律中，精神的重度残疾与伤残鉴定等级中的“轻伤、重伤”没有一一对应关系。

高朵朵转学后，和原来的同学几乎都断了联系，只有罗佳还在她的好友名录中，两个孩子聊天时，回忆过去都被黄某琴打，都给她送过礼，都去她家补过课，也都恨她，高朵朵说，黄某琴害了她全家，她恨不得杀了她。

（高朵朵与罗佳的聊天记录）

记者问高朵朵：“如果黄某琴给你道歉，你会不会接受？”

高朵朵摇了摇头。

记者又问：“如果黄某琴坐牢，你会不会觉得好受些？”

高朵朵说：“我不知道。”

记者再问：“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惩罚黄某琴？”

高朵朵顿了一下说：“我想让她把我爸还给我。”

说完，她的头深深地低了下去，眼泪一滴一滴打在手背上。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津云新闻记者 顾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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