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本经典名著结局（120年前全本出版的这部名著）

2022年是严复《原富》全本出版120周年。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代表在查考英国课税时了解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感叹其“难以翻译”。曾留学英国的严复迎难而上，以《原富》为名将之译为五部八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齐，拉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来源之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系统传播的帷幕。

「“盗取火种”，寻道富强」

《原富》首二册甫一出版，就得到梁启超的书评推介。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我国第一流人物”，而“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问世”，其精善自不待言。创办南洋公学的晚清洋务名臣盛宣怀，更推许《原富》为严复“生平译本最著之作”。

严复手批《国富论》英文底本，系由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编校，牛津大学出版社1869年初版、1880年再版的版本，现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其扉页上有严复的英文签名及略注，并标注了落款时间。

1896年，在《天演论》译本初稿脱稿之际，严复开始对《国富论》进行翻译。2015年10月，国家主席在访问英国时表示，《国富论》《天演论》等名著“为中国近代思想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对于选择《国富论》作为翻译对象，严复是有深思熟虑的。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梦被打破。如何摆脱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成为新的历史变局中有识之士上下求索的时代命题。

这一年，严复在《直报》发表多篇文章，倡议变革图强。其中的《原强》一文，力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第一次提到斯密。文中指出，国人对西方国家之“财利”“流溢”经历了从疑之不信到见而信之的转变，却不知其所以然，直至“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才知其悉归功于亚当·斯密之一书。

如果说严复在《天演论》中所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观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是“一声惊雷”，那么《原富》则是探究欧洲富强之道以“盗取火种”，为国人提供理论镜鉴和思想启蒙的具体行动与成果。

书名采取《原富》，应是受到被严复称为文字最为优美的韩愈“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文体的影响。一个“原”字，高度凝练表达了研究、探究的意思，也饱含了寻道富强的殷切期望。

在严复看来，《原富》与其他经济学著作相比，有两大特点和优点：一是“达用多于明体”，公理之后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二是“匡谬急于讲学”，且所指斥的纰缪切中中国时弊。由此，他在给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特别推荐“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此书。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严复首倡翻译“信、达、雅”标准并身体力行，时常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比如，严复认为经济含义太阔，而理财又偏于狭隘，故决定以“国计、家计、生计”中的“计”为核心词语，将“Economics”译作“计学”。因为“计”与“Economy”在词源上相通，都可以从“家”的管理上升到“国”的管理。

整体上，严复在《原富》的翻译用词选择上更多是“求之往古”，从中国古代经济论述中汲取词汇资源，进而构建起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术话语体系。

在他看来，斯密著作中所讨论的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经济概念、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和理财中已有论述。如《大学》《周官》《管子》《孟子》以及《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杜佑、王安石等人的著述。这些都成为《原富》经济术语中文译名的文本来源、历史理据。同时，其翻译从字词厘定、谋篇布局到译文风格，还受到桐城派吴汝纶的较深影响。鲁迅还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介绍，严复为了译书，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

对于《原富》的文字风格，赞者、弹者皆有。黄遵宪称其“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梁启超则认为，“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严复回应梁启超的批评时说，文字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和载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韩愈的文字最为优美，因而以此时之文体从事西学中译最为合适。

严复强调，像《原富》此种学理邃赜之书，所期望的读者更多是熟读古书的士人。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毛泽东等均曾读过《原富》；曾在清政府多个岗位任职的孙宝瑄读完《原富》，认识到物产流通对一国财富的重要性，一举改变了其对修建铁路的态度。

《原富》其余部分于1902年出齐后，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又将全书结集再版发行。随着张元济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转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1903年后《原富》交由商务印书馆增印发行，累计出版发行数达6000部左右。同时，在浙江、湖南、广东等地，还出现了私人书铺以木刻、石印翻印《原富》的情况。

「自由贸易，公平为竞」

《原富》一书不是单纯的文本翻译，还有“托译言志”之成分。

除了对斯密原著的节译之外，严复还附加了6万多字的按语。一部分按语译自原编校者的注语，但既然选译成中文，也代表了严复对其的认可；其余大部分则是严复的补充、评论、说明、比拟、借喻，植入了其对时事的观察与思考，从中可以大致勾勒出严复的经济思想图谱。

严复 1905年拍摄于英国伦敦

经济自由是斯密经济思想的底色，严复对此大加赞赏，认为其与司马迁、申不害、老子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并在一处按语中直接引用司马迁“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的善因论与之进行比附。

不过，与斯密反对专利政策不同，严复具有朴素的知识产权保护思想，认为对创造发明实行专利政策尽管会“致不平”，但考虑到“不专利则无以奖劝激励”，人们就没有创造发明的动力，而会使国家所失更大，因此仍主张实行专利政策。

严复还认识到科学理论创新之于民生技术创新、之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科学中一新理论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

斯密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如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外市场, 那么更广泛的外贸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 大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从而摆脱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严复对于何为自由贸易给出了一个界定，即“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同时，严复进一步提出，在对外贸易中“争进出差之正负”是错误的，会导致“保商之政，优内抑外之术，如云而起”，妨碍市场公平和商业发达。

基于对斯密经济学说的理解和把握，严复对义利、本末、俭奢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畴也有新的思考：其一，主张义和利是不可分的，“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并指出发现义利的一致性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贡献；其二，认为农业和工商业“理实有本末之分”，但反对重本抑末，指出二者都是“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其三，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主张“以俭为宝”，但强调“俭”的目的是扩大生产，“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侈靡”。这些观点对于晚清知识界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宗石彦）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夏斌 题图来源：笪曦 摄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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