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山碑记（太白山碑文的第N种解法）

太白山碑文的第N种解法(三)

上一期关于“十愁”的出处我们进行探讨分析，没看的朋友可以关注后去主页查看，这一期我们研究一下出现的时间，《太白山碑文》的出现时间似乎是一个谜，没有人能说清楚，根据2008年黄夏年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58卷所载， 1923年第12期《海潮音》曾刊发杨棣棠所写的《救劫度生平议》（又名《对于拜神救劫传单之批评》，文中提到了美国檀香山最近出现了一些传单，已出现了6-7次，共5个段落，文章作者称其为邪说，文中写道：

“该传单第五节称本年正月初一日陕西太白山现出刘伯温碑记，其文四百余言，粗恶鄙野，全属术士妖妄之邪说，吾今不必多为评论”。

可见《刘伯温救劫碑文》在1923年已经出现在美国，因其内容为中文，可见在当时华人圈中早有流传。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

“总观其传单，共分五节，列作五事，其假托最主要者为观世音菩萨。次则玉皇大帝，又次则关帝、华佗、吕祖、北帝、华光、药王、太岁等等，多举其名，无非欲使迷信盲从者，不论从何道入，均足以陷落于其机中耳。”

杨棣棠所写的《救劫度生平议》

可见1923年虽然民间甚至海外早有流传，但并未达到盛行，“太白山碑文”真正盛行且演化版本众多的时期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46年）。原因很简单，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人心不安，随后蒋介石又发动围剿工农红军，江南可谓大乱。1931年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又侵占了东北，此后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社会动荡可想而知，“预言”四起更是不足为奇。我们只要细心地查看比对就不难看出，“太白山碑文”的成文时间应该就是民国初期，也就是1920年代左右，内容则是参照《佛说弥勒石佛尊真经》杜撰而来。所谓的《佛说弥勒石佛尊真经》是民间宗教“白莲教”所创。那么，“太白山碑文”会不会也是什么“教派”所创呢？2019年由曹新宇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史学.第10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一书中写到：

“由于身处对日战争期间，以华北、上海为传教中心的一贯道。当时未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与汪伪政权又建立相当关系.....一贯道喜欢用谶言如《刘伯温谶》、乩语传教，在平时可能无甚作用，不过在战时是有吸引力的。”

1940年重印的一贯道新介绍

由此可见，碑文似乎与“一贯道”有关。提起“一贯道”，又不得不说它与“白莲教”的关系，“一贯道”其实是“白莲教”衍生出的教派。白莲教宣称“弥勒降世”， 以“无生老母”为主神。仅清朝和民国就先后衍生出近百个教派，大家熟知的有：“义和团、红枪会、小刀会、红灯会、一贯道、报德门、老官斋、圣贤道、金丹道、贤圣教、老佛门等”，当然不知名的教派更是五花八门。如此众多的教派，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名字后面通常是以“会”、“道”、“门”结尾，这些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所要取缔清除的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反动“会道门”，也就是邪教。“一贯道”作为众多邪教的代表，标榜弥勒教的三阳信仰，散布所谓青阳、红阳、白阳三期末劫，混合儒、释、道三教理论。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宣扬鼓吹末劫救赎思想，唯有信奉仙佛，设立所谓的佛堂，不吝乐捐，才可免灾，利用各种所谓的“经书”，“碑文”、“谶言”等歪理邪说误导恐吓百姓，吸收教众，非法敛财。

民国时期始创刊的佛教期刊《海潮音》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颁布《加强查禁社会群众神权迷信办法》。并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9月5日要求浙江、江西、江苏等18个省的省政府严查取缔邪教及神权迷信组织。此后的几年间，因“一贯道”与汪伪政府有联系，国民政府多次要求各省市取缔“一贯道”遣散教众。例如：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23日，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亲自签发“政府训令”要求重庆市市长贺耀组严查取缔“一贯道”，训令部分内容如下：

“查敌利用‘一贯道’为间谍活动之工具。.....该道首领张天然，受敌人利用，分派谍人潜赴内地搜集我方军政情报。其活动方式：先设商店为联络场所, 后立佛堂假崇奉孔道, 以吸引徒众，每星期五为参拜期，星期日为进道期。现该逆道已蔓延川、滇、黔、闽、湘、鄂、豫、秦、陇等九省之广，若不早为取缔，贻患堪虞，对该逆道各地之活动，应即一体查禁，其已入道而出于盲从者，准许期限自首，声明脱离，如违即依法严办.....”

抗战胜利后， “一贯道”在民间继续发展，其活动更为隐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反动会道门坚决取缔。1951年6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一本新编唱本《害人的一贯道》，向民众积极宣传远离“一贯道”等邪教组织。1952年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了一部电影《一贯害人道》，影片通过主人公徐凤生的亲身经历揭露了邪教“一贯道”的恶行。真实地反应了民国时期“一贯道”蛊惑人心，诈骗钱财的邪恶本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观看。

1952年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岛，“一贯道”也随着大批人员进入中国台湾，并一直暗中发展活动。根据1996年何凤娇编写的《台湾省警务档案汇编：民俗宗教篇》记载，1963年6月1日，警三行字第2839号，台湾省高雄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查获一起“一贯道非法组织案”。案起台南市辖区派出所发现区内有人散发《刘伯温谶》邪说传单，经查锁定嫌犯许某并在其家中搜出《刘伯温谶》70张，许某称自己女儿加入了一种教不知道教名，教里给她发经文包括“弥勒救苦真经”、“混元布袋真经”等。谶文是女儿的男朋友叫他印的，说是劝人行善，所以让他拿钱出来印发。其供称《刘伯温谶》原稿来自许某昆。

1951年新编唱本《害人的一贯道》

高雄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会同台南市警察局警官对许某昆家中进行搜查，许某昆家中设有佛堂，供奉弥勒佛等，其自封为坛主，吸收男女信徒十几名，定期集拜听经，家中藏有45本邪书，本案中一共查处41种邪书文稿，多为“一贯道”特有经文，其中就包括《刘伯温谶》。其实在1960-70年代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流传的《刘伯温谶》，已经与抗战时期的版本不同，内容发生了些许改变，最为明显的就是此时 “贫人一万留三个，富者一万五千三”已经变成了“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具体何时改变，为何改变不得而知，大概就是原文已不合时宜了吧。根据已知的资料《太白山碑文》的发现时间也基本锁定民国时期。民国十三年、二十年、二十一年这三版比较典型，它与我们今天看的又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下一期接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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