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跨时代的意义（郭沫若同志对青铜器研究的贡献）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汉代已有学者考释青铜器铭文，到北宋出现了著录研究青铜器的专书。但直到清末民初为止，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不过是传统金石学的一部分，与现代考古学的青铜器研究有本质的不同。谈到科学的青铜器研究，我们不能不深切怀念这一学科的奠基者之一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同志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继往开来，作出了丰富的贡献，给我们指出了继续前进的道路。现在，郭老离开我们已两周年了，谨以此不成熟的小文作为纪念。

郭沫若同志着手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是在二十年代之末开始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外反动势力在文化战线上猖狂进攻。郭沫若同志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怀抱着“挑战的意识”，向标榜“整理国故”的“‘国粹’先生们”斗争，向在社会史论战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倾向斗争。为了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郭老接触到被一些人炫耀为“绝学”的卜辞金文。1928年8月，他开始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年12月，写了这部名著中的一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这是郭沫若同志研究青铜器铭文的第一篇系统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3月初版，以其观点的鲜明、论证的犀利，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

随后几年里，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铜器的重要著作：

1932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

《金文丛考》

《金文馀释之馀》

1933年 《古代铭刻汇考》

1934年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整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郭老很多古代史的论著涉及金文的各种问题。读过《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的同志，都会记得他怎样把研究金文的收获和文献材料结合融会在一起，真正做到了“用科学的历史观战研究和解释历史”。这一时期，郭老撰写的青铜器研究文章，有很少为人所知的，如1942年在《说文月刊》三卷十期上刊登的《陕西新出土器铭考释》，重点论述了周原出土的梁其诸器，在郭老的各种集子中都没有收入。

建国以来，各地新发现的重要青铜器，大多经过郭沫若同志的观察研究，他不断有新著发表。1961年出版的《文史论集》，收有专论青铜器的著作十一篇。一些较短的作品，如1951年7月《光明日报》刊登的《禹鼎跋》等篇，尚不在其列。1962—73年，郭老又发表了七、八篇研究青铜器的论文。无论从著述的丰富，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广度来说，郭老对青铜器研究的贡献都是罕与伦比的，足为后学的楷模。

郭老的青铜器研究著作，对前人的优良成果予以充分的吸取，对并世学者的成就也总是作适如其分的肯定。实际上我们必须看到，郭老的研究与旧的金石学截然不同，称之为前无古人，决非过誉。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估价郭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

所谓截然不同，首先是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本不同。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郭老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他明确地宣布：“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这是郭老之所以远过前人的最主要的一点。

重视理论，决不等于轻视材料。郭老对历史研究中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作了非常全面的论述，他说：

“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

郭老的金文研究正是要为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的探讨提供丰富而正确的材料。因此，他的研究能发前人所未发，一洗过去金石学烦琐支蔓、玩物丧志的弊病，把湮没数千载的古史真相揭示出来。

从金文看古代社会，郭老的著作有开创之功，收获独大。他曾指出：“在古代研究上与卜辞有同等价值或甚至超过它的，是殷周青铜器的铭文。”对金文的史料价值作出很高的评价。郭老研究金文，特别重视与古代社会阶级结构有关的资料。他关于古史分期的见解，前后虽有一些改变，但西周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则是一贯的看法。他认为西周属于奴隶制社会，一个主要的根据在于金文。他的论证很多，最脍炙人口的是关于令簋和大盂鼎“人鬲”的分析：

“鬲与人鬲就是古书上的民仪与黎民，黎、仪、鬲（?）是同音字。鬲是后来的鼎锅，推想用鬲字来称呼这种‘自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劳作的人被太阳晒黑了，也就如鼎锅被火烟? 黑了的一样。”（《奴隶制时代》）

他又对比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制的材料，对“人鬲”的阶级性质作了仔细的讨论。这种把历史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熔为一炉的研究方法，确实值得大家学习。

从金文看古代思想，更是郭老著作的独到之处。郭老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是全面的，既探讨其经济基础，又考察其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他对诸子百家的深入研究，鞭辟入里，早为人所熟知。郭老对殷周思想的研究，也以金文为主要材料，在他早年的《金文丛考》中有一篇《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根据青铜器铭文，对两周时期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道德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剖析。例如对于“德”的观念，他认为卜辞里没有“德”而只有“? ”字，“德字始见于周文”，分析文字的结构，“古人造文实以省心为德”。这篇论著的结论是：

“……宗教、政治、道德之三者实三位一体。作器者为王侯与其臣工，故此实为统治思想之传统。此种思想之发生，即基因于阶级之分化，有阶级存在之一日，统治者对于此种理论即须加以维系，故亘周代八百年间，上自宗周，下而列国，而自然形成一系统。周末之儒家思想，又此系统之系统化耳。”

由具体的铭文归纳出周代统治阶级的传统思想，再由此得出儒家思想的渊源，这是何等深刻的洞知灼见。他在1935年写成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有单行本，后收入《青铜时代》），对此更有系统的阐发。应该指出，这一类的研究，后继者很少，是我们今后应当继续努力的。

郭老另一重要探索是把金文研究与文献辨伪密切结合起来，以确切可信的金文材料作为衡量古文献的尺度。他在《金文丛考》的重印弁言中说：

“……而旧有文献的真伪与时代性，在此也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尺度。例如天地乾坤之对立，仁义道德之并举，八卦五行之建说，九州五服之划分，在西周金文辞中均了无痕迹。由此可为托古改制说找到确凿的根据，也可为封建思想的体系找到初期的胚胎。”

《金文丛考》中的《金文所无考》、《汤盘、孔鼎之扬搉》、《谥法之起源》等篇，都是这方面极有启发的著作。

郭沫若同志对青铜器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奠定了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基础。

分期是考古学的基础工作。对于一切古代文物，都必须进行分期，作断代的研究。这个重要性，郭老曾以周代青铜器为例，作了闿切的阐发：

“…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

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是凿破这一浑沌的名作。这部著作网罗“宗周器铭”二百五十，有图形可征的一百二十八器；“列国器铭”二百六十一，有图形可征的，除见于铭录者外，凡一百一十八器。从此周代青铜器的分期分域有所条贯，这是对青铜器研究的一个巨大推动。直到今天为止，《大系》仍然是青铜器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在《大系》中，郭老对数百件重要器物逐次作深入详尽的推敲分析，确定其时代国别，再综括出各时代地区的特征，其方法是科学的，因此书中对器物时代国属的推断，常能切中肯窾。

《大系》不仅研讨青铜器的铭文，更兼及器物的形制、纹饰，作多方面的综合考察。这种方法加强了研究的科学性。郭老对著名的青铜器毛公鼎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这种综合考察的方法。他在《金文丛考》所收《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中，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了这件器物，与有明确时代的文献和形制花纹相似的其他青铜器详细对比，得出了毛公鼎时属宣王之世的结论。其缜密的方法、谨严的逻辑，实足为后学所取法。

郭老在《毛公鼎之年代》篇中，特别强调研究青铜器形制纹饰的必要性，指出：“一时代之器物必有相同之花纹形式，乃泛适于古今中外之铁则。”他以陶瓷为例，说明宋元明清的瓷器可依形制花纹加以鉴别，“殷周彝器，理亦犹是”。由这样的观点出发，郭老对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也给以重视，作了不少有很大意义的研究。

一个例子，是对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春秋青铜器的研究。郭老根据关百益编著的《新郑古器图录》，对该墓所出一对莲鹤方壶作了艺术史的考察。他说：

“此器虽无铭文，然其花纹图案即已显示其时代性。……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呜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新郑古器之一二考核》）

郭老认为莲鹤的构思是当时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精神文化的表现。如所周知，郭老很重视艺术史，翻译过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一世纪》。我们应当遵循郭老开创的途径，以青铜器作为艺术史的重要内容来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郭老对戈、戟演化的探索。他在1930年7月作《说戟》一文，发展和纠正了清代学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关于戈、戟形制的学说，指出最早的戈没有胡，继进而有胡，更进则于柲端加剌而成为戟。他预料在田野发掘中将会发现这种戟的遗迹：“例如发掘一古墓，或其它，有矛头与戈头或ǘ形之物（ǘ之有无，无关紧要），其所在之位置，矛头与戈头接近而成垂直，或与ǘ形之物相连之直线与戈体之横轴正交者，则古戟之残骸也。”1936年在汲县山彪镇，1937年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果然证实了郭沫若同志的见解。近年，在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这种联装戟，说明最早的戟正是戈、矛相结合而不是浑铸为一体的。这个例子说明，考古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有其预见性。

在《两周金文辞大系》里，郭老撰写《彝器形象学试探》一篇，作为图编的序说。篇中把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分为四大期：

“第一 滥觞期 大率当于殷商前期；

第二 勃古期 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

第三 开放期 恭懿以后至春秋中叶；

第四 新式期 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这个青铜器分期的大纲，迄今仍是不刊之论。郭老还有一篇《周代彝铭进化观》，将金文的演变也分为四个阶段，可视为《彝器形象学试探》的姊妹篇，收入《古代铭刻丛考》和《青铜时代》。

青铜器研究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分支，总的说来又是历史学的一部分。青铜器研究的成果，归根结蒂必须提高到历史研究的高度上来，必须达到丰富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的目的。郭沫若同志四十余年的研究道路，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脱离理论的指导，沈湎于烦琐考证，就会有沈溺的危险，郭老多次提醒人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旧东西也是有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沈沦。”这是郭老1952年在《金文丛考》重印时提出的警告。让我们时刻牢记，不要忘怀他的这一教戒吧。获取入群方式。

原载《考古与文化》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