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裂变（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

这一阶段的《易》学，可分三个时期：

(一)西汉

西汉时期的《易》学，约有四个主要流派：一是“训诂举大谊”，即根据先秦《易》说，训释六十四卦大义，以周王孙、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所作阐《易》著述为代表。二是“阴阳候灾变”，即运用《周易》原理解释大自然灾异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变，以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说为代表。三是“章句守师说”，遵循当时朝廷学官所立的经师传授之学治《易》，称为“今文《易》学”，以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博士所传为代表。四是“《十翼》解经意”，即民间私学传授的经说，专取《易传》十篇(《十翼》)解说六十四卦，称为“古文《易》学”，以费直、高相所传为代表。

以上孟喜、京房分列两类，是由于两家的章句之说为正宗，而灾变占验之说则独成一派。

在这四个流派的代表《易》家中，又以丁宽、孟喜、京房、费直对后代的影响最为深远。

丁宽，梁（今河南商丘）人，字子襄。曾经随从项生学《易》于经师田何，研探精敏，才力远过项生，深受田何器重。学成之日，田何告诉他可以回去了。丁宽东归后，田何对学生们说：“《易》以东矣！”意思是赞叹丁宽将带着他的《周易》学说东去而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丁宽到洛阳，又跟从周王孙研习《周易》古义，学殖益深。汉景帝时，丁宽曾任梁孝王手下的将领，号丁将军。撰《易说》三万言，以其学传授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易》学史上于是有了施、孟、梁丘之学。

孟喜，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字长卿。孟喜的父亲是当时研治《礼》《春秋》的专家，但他认为《礼经》太多、《春秋》繁杂，所以就让孟喜学《周易》。孟喜与施雠、梁丘贺同向丁宽的弟子田王孙学《易》。他喜欢自我称誉，曾经获得《易》家阴阳候灾变的书籍，便谎称这是其师田王孙临终时枕在他膝上独传于他的。儒生们听说后，都纷纷称赞孟喜。不久，同门梁丘贺揭发说：“老师是死在施雠身旁，那时孟喜正返归东海，并不在场，哪有这件事？”人们就不再信任孟喜的话。孟喜的《易》学，有《周易章句》，但长于阴阳占验之学，以卦气说为本，对后来的《周易》占候学影响甚大。其学传同郡白光(字少子)、沛翟牧（字子元），两人都成为《易经》博士。相传《易林》的作者焦赣，也曾向孟喜学过《周易》。

京房（前77～前37），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排律自定为京氏。喜好音乐钟律，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六十律。研治《周易》，拜焦赣为师，擅长于用六十四卦分值四时气候以解说阴阳灾异、占验人事吉凶。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为郎。立为《易经》博士。他常常用《易》卦解说自然灾变和社会政治的联系，屡次上疏元帝，所言多能应验。但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认为京房的言论繁琐不可行。他曾经向元帝劾奏石显专权，被石显嫉恨在心。后来，因石显进谄言，京房就被元帝贬为魏郡太守。但他仍然上书给元帝，坚持用卦气之说评议灾变、朝政。石显等人进一步诬告京房与叛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他被下狱处死，年仅41岁。京房起初向焦赣学《周易》的时候，尽获焦氏的阴阳候灾变之传。那时，焦氏就深怀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结果他的预言果然成为现实。京房的《易》学，承孟喜、焦赣的传授之脉，长于卦气“六日七分”法，并提倡纳甲、世应、飞伏、游归等术，后世《火珠林》一类的占筮法便是接受了京房的遗说，相传以钱代蓍的“金钱卜”法也是他发明的。可见，京房对中国古代占卜术的发展至有影响。

费直，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字长翁，仕为郎，至单父令。研治古文《易》学，长于卦筮，不著《周易》章句，只以《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等解说上下经。因其无章句，未立于学官，仅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郑众、马融、郑玄、王弼等并传费氏《易》，其影响便取代了其他各家。

(二)东汉

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西汉的流派而发展的。其中对费氏《易》学的承传较其他各家为盛。如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等人，纷纷为费氏《易》作章句（因为费氏无章句，所以诸家各为之立注阐说)，这是一派。郑玄、荀爽则是先治京氏《易》，后来参治费氏《易》，即合京房、费氏之学而统化之，这是第二派。虞翻本治孟喜《易》学，又杂用《周易参同契》的纳甲术为说，这是第三派。陆绩，则专治京氏《易》，这是第四派。可见，东汉研《易》流派，与西汉的孟喜、京房、费直之学渊源至为密切。

以上所举各《易》家中，成就较大、影响较著的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

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年少时家中贫困，当过乡官“啬夫”，不乐意为吏，经常到学官处求教。进人太学读书，随从京兆第五元先问业，精通今文京氏《易》学、《春秋公羊传》等。又西人关求学，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研究古文经学，当时收有门徒400多人。郑玄在门下三年之久却见不到老师马融，他所学的经典均是由同门高业弟子代师传授。在这种情况下，郑玄仍然坚持日夜研讨经学，未尝怠倦。有一天，马融召集学生们考核讨论有关“图纬”问题，也接见了郑玄。郑玄精细辨析了这方面的疑义难题。考论完毕，郑玄就向老师辞别，返归山东。马融对学生们喟然赞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郑玄带着他已经成熟的满腹学问东归，我的学说将随着他影响山东的众多学者。郑玄游学10余年，回到乡里后，就聚众讲学，相随他的弟子有成百上千人。不久，由于党锢事起，郑玄的讲学被朝廷禁止，他就闭门隐修经业。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叫何休的，喜好《春秋公羊传》之学，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毂梁废疾》等著述。郑玄针对这些作品，撰写《发墨守》《铖膏肓》《起废疾》等篇，一一驳斥何休的观点。何休读了之后，钦佩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汉灵帝殁，党锢之禁解除，郑玄又重新讲学授徒，门下弟子从远方前来求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权势人物何进、董卓、袁绍等先后延召聘用郑玄，礼待甚优，郑玄多以老病为理由推辞。后来因袁绍逼迫，抱病随军，乃以疾病笃甚而逝世，年74岁。作为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著述囊括各种经典，凡100多万言。在《易》学方面，他先治京氏《易》，后参以费氏《易》，创立了六十四卦爻辰说，并撰《周易注》九卷。

荀爽(128～190)，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慈明，一名谓。幼年好学，12岁就精通《春秋》《论语》。当时的太尉杜乔见到荀爽，称赞他：“可为人师。”平时耽思经书，不事庆吊应酬，不应官府征命。兄弟共八人，人们称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来被拜为郎中，上疏指摘朝廷的政治弊病，盛称儒家礼义。奏疏上达后，即弃官归去。不久遭党锢之禁，隐居著述，积十余年研讨，遂以“硕儒”著称于世。董卓征召，想躲避而未能，被拜为平原相，旋即又追加为光禄勋，就任三日又进拜为司空。从被征命起，仅95日之间，由平民布衣升至三公高位。但他看到董卓的政治日益残暴，便与王允等共同图谋推翻董氏政权，适遇疾病深重而逝世，年63岁。荀爽的著述广涉群经、子史，共100多篇。在《周易》研究方面，他专治费直古文《易》，以《十翼》解说六十四卦经义，并创立“乾坤升降”的《易》学条例。

虞翻(164～233)，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字仲翔。年少好学，有高气。最初跟从王朗，后来随孙策为功曹。汉室曾召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辟，均不应召。孙权执政东吴，拜为骑都尉，常随军出谋划策。禀性疏直，经常犯颜谏争，又不与世俗协调，所以屡屡遭人毁谤。曾经被流放到杨泾县（今属安徽），后来获释。关羽战败，孙权让虞翻占个卦，筮得《节》卦变为《临》卦，虞翻判断说：“不出二日，关羽必当断头。”两天后果然应验。孙权称赞说：“真可以与东方朔相匹敌啊！”孙权自号吴王，设宴欢饮，虞翻在席间佯醉失礼，险些遭杀。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张昭的鼻子斥道：“那些全是死人，而妄称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这类事时常发生，孙权积怒之下，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虞翻虽然处于流放的环境，却仍然讲学不倦，随从他的学生常有数百人。曾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解，特别精通《易》学，提倡“纳甲”“旁通”“之正”“卦变”等条例。一天，他给孔融写了一封信，附上所注《易经》。孔融在回信中说：读了虞翻的《易注》，才知道东南的美好，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虞翻把《易注》奏上朝廷，自称其家五世研治孟氏《易》。奏文里转述了他同郡陈桃的一个奇异梦境：在梦中，陈桃见虞翻与一位道士相遇，道士布《易》六爻，取三爻让虞翻吞下，虞翻请求尽吞六爻，道士不允，说：“《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翻根据陈桃的这个梦，认为自己受命于天，理应精通《周易》。奏中还说他研究《周易》的特点，是全面改正了前代《易》家不妥当的见解。虞翻流放交州10余年，70岁时在该地逝世。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的《易》学，较前代有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关键，是魏王弼《易注》的出现与盛行，从而使承传400年的两汉“象数”《易》学逐渐衰亡。

王弼（226～249)，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少年聪慧，10余岁时，喜好《老子》，通辩能言。当时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赞叹说：“孔子称后生可畏，像这个人，真可以同他讨论天人之间的道理。”王弼为人通隽敏捷，不擅长于营求功名，好谈玄学，对《周易》研治最深。性情和顺，爱好游宴，通晓音律。平日谈论哲理，自然高拔，常以自己的长处讥诮他人，因此人们往往对之不满。正始十年(249)秋，染疠疾而亡身，年仅24岁。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书。前两种对后代《易》学影响至大。

王弼的《易》学，在魏时就引人瞩目。《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载：

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而独冠于世。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指出：永嘉之乱，诸家之《易注》亡，“惟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又说：“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隋书·经籍志》也叙述说：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这里把东汉至隋代诸家《易》学的盛衰兴废作了扼要的分析，显示出王弼《易注》为各代学者所接受的情实。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更高度赞扬王弼《易》学云：

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可见，王弼《易》学的势力，取代了两汉诸家《易》学，笼罩于魏晋南北朝之间，虽郑玄之注也不能与之抗衡。到了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定用王弼注本(《系辞传》以下王弼无注，采用韩康伯注)，一切旧说并废。所以，王弼的《易注》，在唐代几乎定于一尊。历宋、元、明、清，研讨考辨王弼《易》学者代不乏人，影响迄今未衰。

王弼的《易》学既对后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他的研《易》特点及贡献又有哪些呢？择其最主要者言之，约有两方面：

其一，扫象数，阐哲理。

两汉《易》家，多主“象数”之学，到王弼时代，已经积弊至深。王弼《周易》学说的出现，则改变了一代学风。他置四百年《易》学流俗于不顾，独树新帜，奋起矫正两汉以降“象数学”弊端，廓而清之。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张；并综合发展了前人可取的《易》说，提倡“卦以存时”“案爻明体”“承乘比应”“卦主”等条例，着重从哲理角度阐说《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意义。宋代学者推广的与“象数学”相对峙的“义理学”，事实上从王弼发其端。至于王弼常据《老子》《庄子》玄理以解《易》的特点，后世《易》家亦颇有诟病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则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则不能无过。并谓“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周易注提要》)。又指出：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寝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周易正义提要》)这一评价，是较为公允的。

其二，改定《周易》经传体例。)

《周易》经传原皆单行，后来经师为便于学者研习起见，将经文与传文合为一本并行，即为后代通行的援传连经之本。西汉初，费直治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十翼》解说经意，这是援传连经的滥觞。东汉，郑玄传费氏《易》，分《彖传》《象传》为六十四组，各附六十四卦经文之后，于诸卦《彖》《象》前增题“彖曰”“象曰”，以别于经文。这是郑玄对费直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体例所作的修订，使援传连经的规式初成范本。至王弼继起，对经传合并本《周易》的体例更作改定。所改定的要点有二：一是将《象传》再行离析，以《彖传》《大象传》分附卦辞后，各爻《小象传》分附爻辞后，使《彖》《象》附经更为贴近。只留《乾》卦仍依郑玄旧本之例，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明了古本的体式。二是将《文言传》分割为两部分，各附在《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传》《象传》之后，并各题“文言曰”以标明之。经过王弼的改定，费直、郑玄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就以规范形式盛行了1700多年，至今犹然。尽管宋代以后学者力图恢复古《易》旧式，但最终也难以取代王弼的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