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博士孟强（我与恩师盛晓明先生的半生缘）

今年，恩师盛晓明教授即将结束浙江大学的执教生涯，光荣退休。对此，我亦喜亦忧。心之所忧，他将与多彩斑斓的学术舞台渐行渐远。心之所喜，他能撇开世俗束缚，从心所欲。自1997年第一次聆听盛老师的课算起，迄今已相识廿五载。值此“盛”机，我十分荣幸地将自己与恩师的学术情缘诉诸笔端，由衷感谢他多年来的悉心教诲。

一、初入之江

1996年，我从安徽宿州考入浙江大学。彼时，浙江大学尚未开高校兼并之风，后被称作“老浙大”，以区别于1998年四校合并后的“新浙大”。我们全部大一新生被安排在“基础部”，时称“三分部”，即位于钱塘江边的之江校区或之江学院。

之江校区校园，图片来自网络

所谓“之江”指钱塘江，她在之江校区前曲折蜿蜒，呈“之”字形，故名。这也是浙江省名称的起源，“浙”即曲折之水。

“之江校区”起源于1911年的美国基督教会学校“之江学堂”，1914年更名为“之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1961年划归浙江大学。校园依“龙头山”而建，树木郁郁葱葱，遍布欧式建筑。以今日之眼光，如此胜境简直令人神往。以昨日之眼光，校园内生活设施简陋，超市、电话亭每每摩肩接踵，颇令人不满。如今得知，以之江校区为基础部始于1996级，难怪配套设施如此落后。我所在的宿舍楼名为“白房”，始建于1917年，位于校园制高点，每天上课吃饭要“翻山越岭”。偶与同窗小酌，不得不跋山涉水去九溪采购，叫苦不迭。

我的专业是“行政管理”，院系为“人文学院哲学社会学系”，老师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工商管理楼”，即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南门附近。与绝大多数懵懂学生一样，我对专业院系一无所知。之所以选择行政管理，无非是联想“行政”似与“政府”有染，为升官发财的美梦所惑。老浙大以工科见长，文科处于边缘。虽名为“学院”，却只有两个系，即哲学社会学系和中文系，每个系只有一个专业。这生动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办学方针。工科处于压倒性优势，文科就是那个被压倒的可怜虫。

二、初识盛师

哲学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五花八门，包括高等数学、普通物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中国史等等。许多课与专业似无直接关联，大有东拼西凑之嫌。1997年春季学期，盛老师为我们开设“中外哲学原著选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哲学。从此，我与盛师结缘，与哲学为伴。时至今日，他始终是我的良师，哲学始终是我的事业。

上课地点在之江校区主楼。主楼是整个校园的中心建筑，始建于1910年，1911年落成。它坐北朝南，面对钱塘，内部为木质结构，共三层。主楼的正式名称是“Severance Hall”，中文译为“赛佛伦堂”，又名“慎思堂”。它由美国俄亥俄州的石油大亨L. H. Severance夫妇捐助兴建，故名。我们是小专业，仅22人，所以哲学课教室安排在一个二楼小教室。

主楼正门入口

与许多人一样，我此前对哲学一无所知，能想到的仅止于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唯物唯心之类。课上，盛老师为我们讲述笛卡尔的怀疑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形而上学、卢梭、启蒙等等。这门课将我带入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它是那么新奇，那么富有魔力，那么引人入胜，让我不自觉地驻足、凝望、神往。整个学期，我沉浸在两本书中：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和盛老师主编的《古今西方哲学教程》。今天，这部《教程》并不为人知，却为我打开了西方哲学之窗。之江校园美丽、静谧，我时常手捧书本，坐在路边的长凳上，一读就是两三个小时。气候宜人的季节，课堂也时常移至主楼前的大草坪。老师坐而论道，学生围在草地，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芳香，如梦似幻。

《古今西方哲学教程》封面、版权页和后记

我时常想，中国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对于经历了魔鬼式高考的学子而言，大学应该发挥什么功能？大学绝不是高中的延续，而要让学生鼓起勇气与高中绝别，引领他们进入新世界，承担启蒙与新民之重任。我很幸运地遇到一批好老师。除盛师外，他们还包括周生春、冯钢、刘为、陈国权、张小天、林融诸师。正是他们共同为我这位懵懂少年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精神画卷。

之江学院离市区数十里，老师们来上课要乘校车，不免辛苦。偶尔，我会跟随盛师去校车等候点，路上请教问题，诉说困惑，如此非正式的交流十分受益。“三分部”作为大一基础部的建设时间短暂，图书条件不甚理想。为此，他特地背了一包书分给同学们，生怕我们无书可读，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名著。这就是我们的初次相遇。

三、玉泉哲学

1997年秋告别之江学院的乡野生活，搬入玉泉校区，俗称“本部”。很长一段时期，因为没有开课，极少碰到盛师。一次在校园偶遇，他身着西装，脚蹬黑色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略显破旧的黑色公文皮包。他对我们几位同学谆谆告诫，要珍惜大学生活，多读书，要规划好时间，精确到分钟。现在想来，如此金玉良言应源自他的康德情节。学界广为传颂，康德生活极有规律，堪比钟表，甚至比钟表还精确。还有一次，应在1998年，我屡次抵制班级辅导员的合唱要求，甚至在办公室与之争吵。我用自由、平等与权利为自己争辩，他气急败坏地威胁处分我。那时，盛老师担任人文学院的领导职务，我特地就此事去找他。他为我长篇阔论维特根斯坦，如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之类，临别前安慰我说处分是不会有的。这就是他的风格，言谈举止中流露浓郁的哲学气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我不甚了了，但内心确实平静了许多。此后，我对辅导员、思政教师之流恨之入骨。

到了大三，盛老师为我们开设第二门课，名为“西方哲学”。那个时代，受到孙周兴老师的影响，我对海德格尔顶礼膜拜，痴迷万分。一本《存在与时间》，在图书馆阅读、摘录长达半年之久。《存在与时间》与《第一哲学沉思集》，这是大学时代的两本哲学圣经。虽不解其意，它们字里行间充满无穷魔力，为我树立了哲学典范。它们不是哲学的全部，但却是全部哲学的精华，而我有幸从一开始就手捧精华。课堂上，盛老师比较系统地讲解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尤其侧重古希腊、康德、解释学、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他那时的兴趣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阿佩尔、先验论证等。可是，我完全被海德格尔迷倒，总是在课后用海氏“黑话”追问盛师，时常让他摇头叹息、无可奈何。这门课的考核形式是演讲，每位学生到讲台上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海德格尔论死”，得到了盛老师的高度评价，那就是“太棒了！”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夸奖坚定了我的哲学志向，提高了我的哲学自信。此后，和同窗唐睿常去旁听他的研究生课程：黑格尔的《小逻辑》读书班和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读书班。而且，在课堂上结识了邱慧等学长。在玉泉校区护校河畔，我常常拿着《小逻辑》反复阅读。很可惜，花的功夫不少，其影响也甚微。总之，盛老师是我大学时代的启蒙恩师，为我打开了哲学之门。

2000年，大学毕业的日子。1998年四校合并后，原有院系被拆散重组，老师们各奔东西，各自忙于不确定的未来。毕业时，我们专业被编入经济学院，后编入公共管理学院。盛老师去了新改组的人文学院哲学系，位于原杭州大学，后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为郁建兴，论文选题是查尔斯·泰勒的社群主义。盛老师甚至缺席了我们的毕业合照，引为憾事。毕业晚宴后，我陪他走回求是村寓所。路很短，谈得却很长。他为我讲述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言语中亦表露出对我离开的不舍之情。

大学毕业照，我位于后排左起第三

四、西溪硕士

2001年秋，我在告别母校一年后重返校园，跟随盛老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科学技术哲学。入学前，他指定我细读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我着实花了许多功夫，做了大段的读书笔记。新的人文学院哲学系在西溪校区，即老杭大。哲学系办公室位于东一教学楼，盛老师任系主任。我对“东一”印象十分深刻。杭州是知名火炉，宿舍没有空调，夏日酷热难耐。夜晚，我常常小心翼翼地挟着草席被褥去系主任办公室打地铺。在夏日杭州，空调房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盛老师淡淡地说，睡觉可以，最好不要被别人撞见，但万一撞见了也没关系。在这间办公室，我啃过《纯粹理性批判》，重读过《存在与时间》。

大学时代读书全凭兴趣，研究生阶段很不一样，术业有专攻，需接受专业化规训。这是从兴趣到专业的转变，原来的哲学热情逐渐为专业化读写取代。那时，盛老师指导我翻译两本书：哈金的《表象与介入》，劳斯的《知识与权力》。《表象与介入》的翻译在先，从入学时就开始了。坐在一台破台式电脑前，嘴里叼着烟，查字典，码字……几乎天天如此。遗憾的是，因为版权问题，译稿长久没有出版。多年后，清华大学王巍教授以《表征与干预》为题出版此书，并慷慨将我列为第二译者。《知识与权力》的翻译在后，我在别人的初稿上负责修改或部分重译。盛老师指示，修改或重译的最终决定权在我，对我充分信任。相比《表象与介入》，我更喜欢《知识与权力》，后者带有浓郁的欧陆哲学色彩，特别契合我的海德格尔趣味。翻译之事十分艰难，让我深刻体会到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欠缺。无论如何，这段磨炼对我十分有益，甚至左右了以后十余年的研究兴趣。2001年前后，盛老师本人也在转型。他的本行是外国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因为从何亚平老所长那里接手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逐渐向科学技术哲学靠拢，哈金和劳斯的科学哲学成为我们共同的起点。

那几年，盛老师门下弟子不多，行政工作不甚繁忙。晚饭后，我经常骑车去他位于求是村的家中。他或指导学业，或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一谈就是两三小时。他的书房不大，我们师徒二人手拿香烟，屋内烟雾缭绕。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递给我烟的情景。我一进门，他说，“来，孟强，抽支烟！”。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他略显犹豫，“老师让学生抽烟好像不对”。此刻时间停滞，我的手僵在空中，不知接还是不接。最后，他沉思片刻说，“还是抽吧！”作为资深烟民，有弟子陪着抽是十分惬意的。但作为老师，应为人师表，行为世范，主动让弟子抽烟似有违师德。幸好，感性最终战胜了理性。还有一次，他在校园骑车穿行，车筐里放了好几条烟。一位熟人问起，他说给孟强的。老师给学生送烟，一时成为校园笑谈。

2004年3月，我以论文“科学政治学的微观进路”取得硕士学位，并继续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且有幸成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生。那时浙大的研究生学制有些怪异，硕士两年半，博士三年。

硕士论文封面

五、西溪博士

2004年浙大还未获批科技哲学博士点，盛老师在外国哲学博士点兼任博导。因此，我的专业成了外国哲学。在此阶段，我承担了一项艰巨任务，翻译《科学技术论手册》，88万字。我主译，师妹胡娟协助，盛老师修改、校对并把关。那些年，社会建构论在国内科技哲学界风靡一时，这本《手册》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目前，这股潮流已成往事，我的工作也与之渐行渐远。但无论如何，它构成了我的博士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年沉浸于翻译，让我心无旁骛，培养了专注功夫和学术耐心。书出版以后，盛老师把我和胡娟叫到位于西溪校区图书馆的STS研究中心办公室，分给我们一大笔稿费，似有两万之多。从未见过这么多钱的我，立刻染上了“暴发户”的坏毛病，很快与狐朋狗友挥霍一空。至今，林群妻提起这件事，还不忘嘲笑数落一番。

不知从哪年起，盛老师担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之职，行政事务日渐繁忙。与此同时，门下弟子也慢慢多起来，越来越热闹。每逢节假日、新生入学或老生毕业季，弟子们相约爬山、散步、喝酒，氛围极为融洽。有两年，师母去德国进修，我们便常常约上盛老师，为他排解寂寞。聚会时，最常去的地方是位于古墩路附近的一家名为“紫樱花”的日本料理店。在学生时代，生鱼片和清酒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真不知道，那些年他为我们这些学生们花了多少钱！值得一提的是，盛门弟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有了异性伴侣，老师都会单独请客、把关。2006年前后，我带着女友去西城广场面见盛师，在餐厅里紧张得双手直冒汗，连烟都点不着。幸好，一切尽如人意，盛老师表示满意。后虽历经坎坷，女友终成妻并相伴至今。

在硕士阶段我发表了处女作“科学的权力/知识考察”，杂志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4期）。文章受到劳斯的《知识与权力》的影响，致力于将福柯的权力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写作过程十分艰难，前后历时两年，不知修改了多少次，堪称魔鬼训练。到了最后，我几乎丧失了信心，严重怀疑自己的学术能力。在垂死挣扎的关口，盛老师说，“改得差不多，可以投出去了”，我这才恢复元气。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盛行学生与老师联合署名。但不知何故，这篇处女作未署盛老师的名字。或许，我当时想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不靠导师名望。幸运的是，杂志社发表了我的文章。盛老师很高兴，并鼓励我继续独立发表。至今，我的所有文章都是独立署名。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这次魔鬼训练是标志性事件，刻骨铭心。从此，我再也不惧怕写文章，文风由此确立，学术鉴赏力大幅提升。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太重质量而忽视了数量。这个毛病直到近两年才有所缓解。这或许暗示我已不再年轻，正在失去挥霍时间的自由。再不写，可能就写不动了。

2006年底，我完成博士论文《从表象到介入：科学实践的哲学研究》，2007年1月14日下午举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张志林、黄华新、许为民、应奇与盛老师诸前辈组成，张志林教授任答辩主席。当时的学术体制还不完善，论文匿名评审刚刚启动，导师还可以担任答辩委员。整个氛围欢乐祥和，没有唇枪舌战、面红耳赤。诸位老师对我十分宽容。即便以辛辣和尖锐闻名于江湖的张志林教授，也没有提出十分为难的问题。会后聚餐，志林教授烂醉，由我与学长蒋风冰抬回宾馆。神奇的是，他第二天一早准时讲座，异常清醒，似乎昨晚醉的不是他。那晚，盛老师滴酒未沾，号召全桌剑指志林教授，言语中似乎要为某次醉局雪恨。

博士论文答辩会现场

博士毕业时刚满三十岁，内心尚存闯荡天涯之念。于是，我告别浙大北上，在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门下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多年来，盛老师为我们营造了温暖舒适的学术之“家”（Heim），让诸弟子们欢愉其中。但是，飘零（Unheimlich）是每个人的宿命，或早或晚都要“离家出走”。此后，与盛师见面的机会少了。相遇最多的场合是学术会议，比如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特别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年度会议。后一个会议由吴国盛教授发起，盛老师是资深元老，几乎每届必到。他性本爱丘山，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但碍于身份，在杭州较为拘谨、严肃。每届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都是他放飞自我的良机。此外，我的岳父母在浙江温州，每次探亲时我都想方设法取道杭州，拜访盛师。这么多年，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往事，不可胜计。

六、盛师特质

1、言必称康德

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根基，盛师也不例外。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因此，康德构成了他的学术根基。无论是课堂上、会议上还是私人交流中，他的言谈中总是散发着浓郁的康德气质。“康德说”、“康德认为”、“在康德那里”等等几乎成为盛师的口头禅，“言必称康德”是他的标志。何谓根基？根基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其他对象的参照系。盛老师不是康德专家，康德哲学不是他的“专业”，且几未发表专门讨论康德的文章。但是，在他谈论其他问题的论著中，康德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即便他后来转向了更加前卫的“社会建构论”、“科学的社会研究”等激进思潮，内心依然保持康德情结。在他的影响下，我对康德也十分偏爱，《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是我最常翻阅的参考书。这就是“学术家族相似”。

2、思想者

今天是专家的时代，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如此。专家专注于某个专业领域，发表只供专家阅读的专业文章，并以此作为谋生手段。“不发表毋宁死”是当前许多年轻学者的精神写照。但盛老师不是专家，而是思想者。思想者思考问题，而且思考最基础最普遍的问题。在课堂上或讲座中，他常常借助某个问题线索将听众引入大格局，与他一道暂时离开狭窄的领域去感受哲学脉搏的跳动。在学术讨论中，他从不纠缠于行文与引证之细枝末节，而直指问题之根本。思想需要大视野，这恰恰是专业化的敌人。科学的专业化带来了知识的进步，那么哲学作为反思知识的事业，其专业化会带来了什么？这是盛师这位思想者常常思想的问题。

3、犹豫者

思想者是犹豫者，所以盛师是犹豫者，绝不是信心满满的斗士。斗士是果敢的、勇往直前的、永不言败的，以真理拥有者自居。斗士的敌人是其他斗士，以战胜他者为乐。但思想者没有敌人，有的话也是他自己，不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思想者思想，对思想进行思想，并怀疑思想。怀疑意味着犹豫、彷徨、时间之停滞。他常常在讲话结尾时坦言，“这个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在第一次让我抽烟时，同时思想这一行为本身，结果让我们彼此陷入尴尬境地。犹豫的思想者因为犹豫，对发表小心翼翼。他自问，我怎能将不成熟的、没想清楚的文字公之于世呢？所以，盛老师的论著不多，甚至很少。

4、闲暇者

亚里士多德说，从事哲学需要闲暇。闲暇不是休闲，更不是游手好闲，而是免于外部羁绊的“自由”。免于外部羁绊不是鄙视花花世界，不是否定功名利禄，不是“视金钱为粪土”，而是在羁绊中保持从容。盛老师担任过人文学院行政职务，做过学科建设工作，申请过各种资助项目，参与过国内学界各种活动。在他眼里，这些都是“游戏”。游戏不是“儿戏”，它对学科发展和学生培养很重要。但游戏毕竟是游戏，不能视为生命之唯一。在个人生活上，他相当富足，是国内哲学界难得一见的“别墅教授”。对盛师而言，学术不是苦行，不是精神炼狱，自由乃基于一定外部条件的举重若轻，免于“为生活所迫”的操劳。

总之，盛师是思想者、犹豫者、闲暇者，从容“在世”，操心而不沉迷，且从不为“本真呼声”所惑。思想者可以身退，但思想从不休止。祝愿盛师在从心所欲中更闲暇更自由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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