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视角带你看大剧吧(主角视角带你看大剧)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实中大部分观众看电视剧是因为某个演员而去看,最后因为故事情节而喜欢上这部电视剧。
当然,这大部分观众中也包括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我,因为靳东,来看《理想照耀中国》,因为靳东饰演的陈望道,我喜欢上这部电视剧。
接下来,我将以主角的视角,把自己想象成靳东饰演的陈望道,带大家一起观看《理想照耀中国》第一集:真理的味道。
一
那是192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靳东饰演的陈望道)去参加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沙龙,还记得那天雨一直下个不停。
大厅里,大家众说纷纭,发表各种的主张和意见。
有人说,不要对美国抱有任何的幻想。
还有人说,美国向日本施压,不过是一丘之貉,都是趴在人民身上吸血的牛氓。
于是有人开始提倡“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一起抵制日货。”
这时,一位女学生站出来说:“没错,就在前几天,日本人竟公然枪杀了一名罢工工人,他们不但不赔偿,道歉惩罚凶手,还公然挑衅,推卸责任。”
另一位女同学向她们的老师这边走来,边走边说:“我们的政府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一面在为划分权利、争夺地盘争吵,一面派军警殴打逮捕学生工人。”
她们的老师坐在邵力子旁边,他看向身边坐着的邵力子说:“若再不找出新的出路,中国就要亡啊!”
这时,邵力子站了起来,提高声调,铿锵有力地说道,“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已经给中国指明了方向。”
说到这里,对面的东旭反驳道,“你说得不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过激主义,现在的中国积贫羸弱,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这时,王先生听不下去了,他认为邵力子和东旭说的都是理论,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
接着有人站起来,补充道,“王先生,所以我觉得应该废止一切的国家和权威,立即行使相对的自由分配原则,行使自由的无政府主义。”
这时老师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向我们这边走来,边走边说:”西方文明的精髓,就在于精神文化,文明要想得到西方的启示,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民族精神。“
这时候,坐在我身边的私塾先生叹气笑着说,“哈哈哈,张口西方文明,闭口西方主义,可笑,可笑至极。殊不知,西方人并不比中国人高尚多少,而且,他们更加粗暴,肆无忌惮,他们只是拥有了机枪和大炮而已,若今日之中国是一堆烂泥,那西方就是臭不可闻的一坨屎,你们啊,你们就是这坨屎上的一堆苍蝇而已。“
听到这样的言论,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争吵的声音根本就停不下来。
看来今天也就这样了,讨论不出一个好的结果,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悄悄地走出了大厅,外面还在下着雨,我打了一把伞,往门外走去,身后还能听到争吵与叹息之声。
“国家蒙难,政府无能,人民受辱,中国的出路,中国的出路在哪儿啊?”
出门来到街上,虽然下着雨,路上行人还是熙熙攘攘的,各自为了生活奔波着,其中路过我身旁的小乞丐,让我记忆比较深刻,他衣衫褴褛,拄着一根拐杖,在雨中一撅一撅的走过,嘴里再唠叨着让雨下大点,似乎雨淋得还不够,有一种悲伤需要被大雨冲刷才能获得宁静的感觉。
没过多久,我听到身后有人叫我,我回过头来,只见不远处,邵力子提着他的手提包,打着伞向我走来。
他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站在街上,看着小乞丐在雨中不断的唠叨:“雨,下大点……”
我们不得不感慨:“今日之中国,山太多,庙太少,到底哪座庙能救中国!”
一起回到住处,我们站在窗前,窗外还在下着雨。
邵力子对我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和贩夫走卒,这些广大的社会阶层。仲甫来到上海之前,跟李大钊商议了,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一北一南,两个人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我说:“建立政党,就要有思想武器。”
于是邵力子递给我两本小册子,他说,“我们都知道,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精通日文和英文,所以我们一致认为,你是翻译的最佳人选。现在国内的一些先进分子,只读过一些片段,并不清楚共产党宣言,到底说的是什么,就像那清秋的一片桐叶,只认识那一片桐叶,却不了解桐叶上的肌理。我们是盼着,能够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所以希望你早日完成。”
“我回老家,就是因为家里清净不多干扰,尽快可以把它翻译好。”我回答道。
于是,邵力子留在上海做工作,我简单收拾行李,立即赶往火车站,准备回老家。
二
火车站,人流涌动,拥挤不堪。
检票口处,人们不断的往前挤,生怕上不了车,错过了就没车了。
我加快脚步,正往检票口走去。
前方一位中年妇女被挤出了人群,倒在地上,怀里还抱着被惊吓不停哭泣的婴儿。
妇女抱着婴儿艰难地站起来,哭诉着往里面挤着:“ 让我上车,帮帮我,我要奔丧去。”
然而,她又一次被推了出来,倒在地上。
“你推我干啥,我有票,你凭啥不让我上车?你为什么不推他,推我干啥?” 妇女抱着婴儿坐在地上大哭着控诉。
世态炎凉,人心冷漠,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时候,如果我不帮他,也许再也没有人帮她了。
我给了她买了一张头等舱的票,走专用通道上了火车。
三
我在老家有个一发小,他的名字叫江流,在家开学堂教书育人。
多年不见,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小的时候,我两一起上私塾,放学一起回家,一起玩耍。
那时候的我名叫叁一,陈望道是后来改的。
还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放学后,我俩一起边玩耍边回家,我们开始畅想未来,谈论理想。
“参一,我们一定要考上秀才,考上秀才才能当官,当了官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们,意气风发,直抒胸臆,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回到家安顿好之后,就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只有精读,才能领会其中的精髓,这样翻译起来才更加准确。
因为共产党宣言对中国而言,是如此的重要,因此,翻译它的任务非常艰巨,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翻译之余,到附近走走,可以让自己放松,有利于继续完成翻译任务。
一天傍晚,我决定到发小江流家去看他,顺便叙叙旧。
刚走到村口小巷子,就听到村民喊救火的声音,只见远处火光冲天。
我急忙小跑过去,看看能否帮上忙,没想到失火的是江流家的学堂,当大家都提着水桶去灭火的时候,却被江流发疯似的阻挠,不让救火。
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大家都叫他“江疯子”。
当他看到我来之后,立即停下来,不再阻挠大伙去救火,把我请到家里,炒了一盘花生米,拿出一壶酒,我们两人开始聊起来。
我告诉他,我改名了,名叫望道。
江流感叹:“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我说:“所以你把书烧了,把学堂也烧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大笑着说。
我不解地看着江流,说:“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江流了。“
他接着倒上酒,闷了一口。
他说,前几天,他见到一对孤儿寡母,从上海回来,他丈夫在上海罢工中被打死了,她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回来,却被宗族人赶出家门,原先的几间房几亩田,都被宗族的人占了卖了,连儿子都被抢走了。她只能跪在紧闭的大门前苦苦哀求,而他想要去给她说理,居然也被赶了出来。
江流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火车站遇到的那个抱着婴儿的名叫娟子的妇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江流接着感叹:“这是什么世道啊!我读了一辈子书,还办学堂。我连这对孤儿寡母都救不了,我读书何用?我留着学堂何用?“
四
从江流家回来后,我想了很多,世道不公需要改变,而眼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把这本《共产党宣言 》翻译出来。
我家比较简陋,用破陋不堪来形容也不为过,屋子里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翻译写作的时候可以当桌子,睡觉的时候可以当床。
这几天,天气比较寒冷,一到夜晚,刺骨的寒风从墙缝中吹进来,冻得我手足发麻。
为了更专心做翻译,每天的三餐和茶水都是我母亲给我送来的。
一天,我母亲特地包粽子给我吃,还加上一碟红糖,我边阅读翻译,边吃粽子,因为太过专注,也没注意蘸着红糖吃是什么味道,反正就是甜。
过了一会,母亲在屋外大声问我,要不要再添些红糖,我连声回答她:“够甜,够甜的了。”
过了不久,母亲进来收拾碗筷,看到我就哈哈大笑,我问她,到底在笑些什么?
母亲说:“看你满嘴的红糖,自己擦一擦。”
我用手帕在嘴角擦了擦,一看,全是墨水!我自己也笑了,刚才只顾看书翻译,根本没看蘸的是红糖还是墨水,把墨水当红糖,也没有察觉。
每天几乎熬夜到很晚,有几次都是通宵达旦的翻译,当听到清晨的鸡鸣声时,抬头看看窗外,天已经亮了。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完成翻译的第二天,我坐火车去上海,把《共产党宣言》的译本交给了邵力子,让他安排出版事宜,印刷好后,我给发小江流邮寄了一本。
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我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书,课堂上,告诉同学们,“《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未来中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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