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春天感悟（在被遗忘的春天里）

澎湃新闻记者 黄小河

“你知道吗？当时在武汉这样一个被封闭的城市，被封闭的小区里边，我们不止一次遇见了莫名其妙朝我们发火的人。可能因为我们手上拿着摄影机，他们有很多的负面的猜想，认为你们在制造假新闻，在摆拍，看见我们就来气，莫名其妙地冲着你不爽……”范俭导演带着苦笑的口吻对记者说。

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大的突发公众事件面前，个体可以不假思索作出无意识的惯性判断，甚至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一个群体。由此造成的伤害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清楚在下一次发生前，我们仍找不到方法避免和阻止。

由澎湃新闻出品、范俭执导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是今年出炉的众多关于新冠的纪录片之一， 65分钟的片长，主要讲述了武汉丹水池社区三组家庭的故事。武汉丹水池社区三千多户居民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也是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海报

《被遗忘的春天》的过人之处是，没有急吼吼地找寻焦点人物，比如抗疫医生、一线警察、危重病患、热血志愿者等等，而是一上来就铺上了虚焦人物。

“我不想拍医院，我就是想拍社区。”范俭认为，隔离的社区，到处蔓延着某种恐慌和可怕的消息，这种社群关系一定是有特点的关系。范俭曾经数次奔赴汶川，《活着》的镜头记载过那些撕裂的情感，所以这一次，“我没有去拍特别伤痛的一些故事和人物，我想去拍离最大的伤痛保持一点距离的那样一些场景和人物。”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老潘是小区物业的电工，确诊新冠轻症后一直在医院治疗，妻子蔡大姐和女儿环环未被感染。可是“新冠患者家属”这个标签就像是明晃晃贴在额头上一样。大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蔡大姐，从前彼此攀谈热络聊天的邻里街坊，瞬间变了脸，蔡大姐说，“只有一个神经病不怕我，他不知道。”

蔡大姐去找志愿者买牛奶，在小区长廊，另一位业主站在离她两三米远的地方，像机关枪一样对蔡大姐说，“你难道不晓得我们小区感染的是什么人群？”“物业的、唱歌跳舞的、出去吃年饭的，都脱不了干系。”“其实你和老潘都不属于讨厌的人，但你家老潘在那个圈子里。唱歌跳舞物业业委会的圈子是我们小区不喜欢的。”“按道理来说你们也是受害者，但是因为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这样，小区里的人对他们有想法。所以你又得这个病，别人肯定会有议论。”

蔡大姐看着对方，发出了几乎听不见的自辩，“我们没跳舞……”

黄冲家庭里没有新冠病人。黄冲才42岁，已经患癌三年，癌症的折磨让他看上去像是五十多岁。妻子杜进比他大两岁，因为尿毒症每隔两天必须去医院做透析。黄冲因为疫情无法住院，癌细胞的扩散令他痛不欲生，这对陷入困境的夫妻并没有放弃彼此，那种向内自我的互助，夫妻之间的情深比向外的“救救我们”更有感染力。

帮黄冲协调入院的是社区副书记陈琦。前阵子，老书记因为超负荷工作而病倒，陈琦接过了担子。在这个有三千多户居民的社区中，社区工作人员仅仅十三人。她每日都在接受诸如此类的质问——“为什么给别人发包菜，给我发土豆？”“为什么人家有鱼，我只有包菜？” 但事实是，物资有限，而居民太多了。每日只有两百份鱼供应，只能先照顾困难家庭；有愤怒的居民把一整包菜全丢到门外，他们以为遭到了糊弄和不公。而信息不对等，她无法一一解释。

从拍汶川地震幸存者到拍公众人物余秀华，范俭对于人物纪录片的掌控早已熟能生巧。他知道该怎么寻找与他磁力相吸的人物，那些人物关系中什么才是值得被记录。大灾难面前，往往立于电影感官之上而不是新闻报道之上的敏感触觉，才让成片有了艺术感，而不是单纯冲动的纪录。

范俭，图片来自 范俭 微博

范俭和武汉也有莫名其妙的缘分，高三时身处西北腹地的他笃定了心思要报考武汉大学，完全不听父亲和其他人的建议。其实那时他既不了解武汉，也不了解武大。18岁坐火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心潮澎湃，不知未来人生如何展开。武汉大学待了四年，第一份工作电台DJ也是在武汉……

范俭说，之后的若干年里，做梦时会有一种典型梦境，就是回到武大，桂园，梅园，珞珈山，街道口这几个地名总在梦里出现。还有疯狂的519路汽车，及浓郁的臭干子和虾球，都在梦里出现……

【对话】

“我想拍得特别本土市民的感觉”

澎湃新闻：拍《被遗忘的春天》前并没有时间调研，社区是如何确定的？

范俭：中国社区是典型的一种基层的管理，在中国很容易做到一个社区的封闭，像美国的社区几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没有时间做调研，找到我都3月上旬，比较晚了，还好澎湃文字记者在前期做了很多的文字报道，做得比较细，尤其是我片子里的这个社区，我可以从文字资料先摸了一下那儿的一些人物。

开始备选了三个社区，几个社区除了地域上有些略微差别，差别也不大，备选的第三个社区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小区，没有社区干部居委会介入，几个居民组成了一个自治委员会，有一个带头大哥，他来决定大家在这个期间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也挺有趣，但带头大哥他不允许我进入他们任何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就放弃了。丹水池社区有它的典型性，中等偏下收入的比较多，社区里还有一个小区块是那种偏城乡结合部的感觉，我觉得从空间到人群，就是我想拍得特别本土市民的感觉。

澎湃新闻：你是如何选择这三组人物的？

范俭：我必须要拍到几种类型，第一种家里有新冠患者的，其次就是与新冠无关但是也有困境的家庭，困境可能是来自于疾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疫情使他们的困境更严重；最后是跟任何疾病都没有关系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基本上也是照这个方向在选了。此外，基于人物关系，在剪辑的时候要构建要搭建一些人物关系。

什么人能成为我的主人公？首先我喜欢他们，特别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气场才会相互影响，他们也会感受到我的喜欢，这样大家都会有一个更长时间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我最后选的主人公，蔡大姐一家、黄冲一家，就是跟着社区女书记，要么走访，要么打电话，这样的途径找到了他们。跟着书记走访了20多个（家庭），但是有一半是不允许拍摄的。

蔡大姐第一次出现在书记面前就是有点焦虑，我就感觉她想倾诉，我后来专门去找她，去盯她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一种困境？因为小区里的街坊邻里大部分都会设防她，我们没有设防，这一点很重要。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社区女书记是有意为之，我很想拍一个女性社区工作者，因为男性已经出现在很多的文字的报道里，男性社区工作者一心为工作，女性工作者会更丰富，她不只有工作的层面，还有家庭层面。所以你会在片中看到她回到家辅导孩子功课的那一幕，其实她需要承担得更多。

澎湃新闻：我认为全片最耐人寻味的一个镜头，是你跟着陈书记走夜路回家路上，突然一个声音闯入“摆拍！”，然后你接着的追问和陈书记的无奈解释。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截图

范俭：你知道吗？当时在武汉这样一个被封闭的城市、被封闭的小区里边，我们不止一次遇见了莫名其妙朝我们发火的人。可能是因为我们手上拿着摄影机，他们有很多的负面的猜想，认为你们在制造假新闻。所以看见我们就来气，莫名其妙不爽！比方说拍一个买菜的空镜或者一个场面，有的人很气愤说不要拍，基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性的心理，晚上遇到一个人，擦肩而过，忽然丢下一句话，他其实不用独立的思考，已经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判断取代了，觉得你们说的都是假的。无论是谁，拿着摄影机的人就是记者，不理解你还可以是别的人，其次他家里缺东少西，她不用做太多的个体化的思考，就觉得你们送食品到家里都是摆拍。就是这么很有趣的、在那个期间的一种社会心理。陈书记还好，她不会受太多影响。她的事情太多了，也来不及理会，那天我是跟着她一直拍到晚上9点多。

“他们有很多的困境，需要让外界知道”

澎湃新闻：黄冲杜进这对夫妻特别吸引你的点在哪里？

范俭：这个小区里面有大概四五个要搞透析的家庭，透析这个东西是不能停的，停了就要死的。这对夫妻我是听陈书记打电话了解到的，我想这家人真是挺困难，后来我找到杜进跟她聊了一两个小时，就观察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发现最值得拍摄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这部分其实是最打动我的。

还有一个很私人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杜进是76年，黄冲是78年，我是77年，跟我是同龄人，他们身体的这种困境跟我很近。他俩那种紧密程度太难得了，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粘合度，黄冲根本坚持不到现在。两个月里，他的癌细胞蔓延得很快，丈夫就特别的依赖老婆，哪怕是去厨房了，他会说你在哪儿你能不能赶紧回来，然后杜进就会非常在意地又跑回来。我一直很在乎这种情感，就坚定了选择这个家庭。当然他们也很愿意被拍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困境，需要让外界知道。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剧照

澎湃新闻：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范俭：黄冲的病情确实有暂时的遏制，但是又有新的转移。我昨天还联系杜进，片子第一时间就发给她看了，看完她泪流满面。她说当时没有你们的话，黄冲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影片了。我也会转一点点钱给她买那个药，但我能做的也很有限，转钱不是解决现实意义的困难，而是给她鼓励，有很多人在鼓励她，杜进那种坚持要留住丈夫生命的愿望非常强烈，这个女人的韧性让我特别的敬佩。她自己本来是要透析的，你知道吗？在透析室那4个小时才是她真正能够休息的时间，她说我在这儿可以安安心心地睡个觉，别的时间她都在照顾她老公。

杜进发在朋友圈里的一段话

澎湃新闻：我喜欢这个片子的剪辑，基本上把冲突和煽情的部分都过滤掉了，留下的是那些生活平淡的瞬间，尽可能的用镜头语言来代替叙事。

范俭：是的！我的剪辑师臧妮她不喜欢采访样态的画面，她喜欢写意的画面，剪辑的时候尽量不用语言传达，她喜欢把一些细微的情感花精力去放大，她剪辑一天虽然常常剪不了几个镜头，但感觉人很累，因为她花了一天时间去认真感受别人的生命，打开所有的感知力去感受那些情绪，再用一定时间思考，再形成剪辑。所以即便不在剪辑时，感官和思考都没停歇，会很累。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我很多时间是在思考而不是感知，她很多时间是在感知，所以我剪片会比较理性比较硬，她则柔软、轻盈很多。我们这样搭配很好，因为就会兼顾两种性别视角，这很重要。

当然我拍的时候，这些年也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细致的观察的一个方法，会把那些很细的东西，甚至有一点点女性视角的东西把它拍出来。

澎湃新闻：举个例子？

范俭：原本杜进家窗帘其实拉得比较严，不太容易看到外面，我就把悄悄把窗帘稍微拉开了一点，我想让窗外盛开的桃花出现在我们的画面里面，正好她自己就走到窗户，背对着我们哭泣，我们就拍到了这样的一个镜头，那个镜头还是很打动我的。窗外的桃花开得那么的自由和烂漫，它不知道窗下的人经历了什么，人也没有心境去欣赏春天里的花。这两种生命的对照确实很打动我，包括在医院里黄冲说“我不想死，我真的很想活着”。后面接的镜头也是医院窗外盛开的花。

澎湃新闻：事实上我更喜欢蔡大姐这一家的镜头语言，比如母女吃饭打电话，包括父亲回来了以后，母亲让他在外面消毒，女儿的那种变化，不是特别有故事性，细碎的情感互动，像是老台湾电影才能看得到的场景。

范俭：母女俩的关系确实很有趣，俩人的社交圈子完全不一样。母亲在社区里有很多的社交，女儿跟社区的人几乎就没有社交。这女孩特别宅，她的社交圈子是在网络上的，妈妈的那种焦虑，女儿觉得太奇怪了，认为妈妈搞这些负情绪负能量影响自己，所以蔡大姐老公没有回来之前，她的焦虑是自我放大的。当然这种躲避和排斥是客观存在的，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她也经常看小区的业主群，小区的业主群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因为他老公是物业的维修工，所以大家都认识他，她经常会对号入座。

澎湃新闻：小区走廊里那个片段其实蛮有讽刺感，三种对新冠病人不同的态度站在了一起。

范俭：我其实早知道那位大姐对蔡大姐这家是有意见的，大姐表达的也是她真实的感受。她认为你们得新冠的人是一个圈子的人，这个圈子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有一个道德上的批判的一个圈子。这也是我在这个片子里特别有意要去表达的：这种疾病本身被赋予了道德含义，所谓的一定的疾病的隐喻。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写的《疾病的隐喻》里也提到了，几百年前的一些疾病就被赋予了奇奇怪怪的不属于疾病本身的含义：比方说结核病被认为是作家诗人容易得的病，因为他们多愁善感，癌症被认为是来自于上帝对特定的人群的惩罚，艾滋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人得的病，疾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定被赋予了奇特的、不属于它的含义，再比如说欧洲很长一段时期认为瘟疫都是来自于亚洲，他们会带有一种自上而下的一个优越感来去评判。

不管是历史宏观，还是放到现实小区里，都一样，那位大姐说的意思就是跳舞的人才会得这个病，所以蔡大姐还非常讶异地说，“我们没跳舞”。而那个送牛奶送菜的小区志愿者，那个姑娘又代表了一类人，自然是理解和伸出援手的人。但我觉得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灾难之下，你会拍到很多人性的一种变化，一种闪现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关系，它会淋漓尽致地在一种非常态的状态去呈现。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工作照，图片来自 范俭 微博

一种温暖的注视

澎湃新闻：你和武汉渊源颇深，你第一天下了火车肯定和别人的心境不一样吧？

范俭：这个真很特别。我们去年才刚刚搞过一次20年同学聚会，好热闹好开心！在过往的若干年里，我每隔一两年都会去一趟，再加上那年拍余秀华，她也是常常去武汉参加活动，所以老去，我今天早上还写了一段文字，经常会做梦回到武大，因为它是青春期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次拍摄到达武汉的时候，火车靠站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是一个黑黢黢的城市了，以前灯火通明现在没什么人气，天翻地覆的差别。这个城市像是一个外太空的城市，对我而言它不是我熟悉的武汉，晚上也再没有烧烤的味道……

澎湃新闻：影片结尾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体现？

范俭：最后的镜头就是在轻轨上的，不想做太多煽情。透过主人公的视线来看车厢里的人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阳光的跳动，尽管他们还有很多的防护，会感觉到他们身上有光了，我们拍了好大一组那样的镜头来呈现，其实这也是疏解我个人的情绪和经历了这场疫情的当地人的一种情绪，需要借流动的光影来展现一种温暖吧，对我而言是一种温暖的注视。

澎湃新闻：疫情期间，心理会有一些转变吗，或者在拍片子上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范俭：其实我的工作节奏并没有因为疫情发生太大的变化，整个1月到2月，在家里剪辑，2月的上旬开始，我就开始远程的跟腾讯有一些合作，在武汉除了拍这个片子以外，还拍了一个很个人化的片子，现在还在做，那个短片跟我过往的很多片子都不一样，也是在一个特殊的空间里才会产生一些创作上的想法，是偏实验一点非叙事的短片。

我觉得拍片拍了这么多年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最大的一个束缚，就是叙事，你知道吗？我属于讲故事还是比较会讲的，这些年跟人打交道，塑造人物，但我内心也知道，就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操作的套路，时间久了都想去突破，当时的武汉，气场很魔幻，所以给了我很多刺激，不依赖事实之后就变得特别自由，我们当时整整三十天每天都在拍，没有休息，搞点小实验。臧妮也很兴奋，因为剪辑起来空间也很大，所以还是很感谢澎湃请我去了武汉，这一个月的经历，拍出了两个片子，还有一个能突破自我，这真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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