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目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沫水。因他本人出生于光州光山县，故取名司马光。《辣水纪闻》是司马光写的一本记载当时重要史事的笔记，因此时人称他为“辣水先生”。司马光出身于名门，幼时受到了比较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司马池，在真宗、仁宗两朝历知六州，以“清直仁厚”闻名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后来在皇家的藏书阁，充当皇帝的顾问。可以想像，司马光幼时的读书环境是相当不错的。司马光非常珍惜出间，据说他睡觉时枕一块圆木，他取名为“警枕”。这种枕头枕起来很不舒服，硬梆梆的，稍微一动，就要滚动，这样自己便会立即醒来。每到此时，他便即刻爬起来刻苦攻读。靠着这样的聪颖和勤奋，司马光在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甲科。

随后，父母先后病故，他居家守丧。守丧期满，他开始走上社途，先后担任过武成军签书判官、大理评事、国子直讲、馆阁校勘、同知礼院等官职。仁宗朝官至天章阁待制兼待讲，知谏院。英宗朝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提升为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1069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变法。司马光上疏竭力反对，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他声称，如果王安石执政，自己坚决隐退。宋神宗很欣赏他的才能，希望他能留下来担任军事要职—枢密副使，他连续七、八次上疏力辞，最后不得已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

第二年，他申请担任闲散的官职，希望能静下心来埋头著述。宋神宗满足了他的要求，改判西京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是一种只得体禄，不必到职的最为清闲的官职了。从此，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用尽一切心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修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的。早在1064年，他编有《历年图》五卷，把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史事编成一个大事年表，按时间顺序排列，每年一行，进呈给英宗识别车图）所包括的时间范围恰好与（资治通鉴）的时间范围相同，因此，完全可以把《历年图》看作《资治通鉴》的第一稿，或者是“通鉴”的编写提纲。

大概司马光感到《历年图》的内容太简单了，1066年他又完成了通志3八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止秦二世三年，再次进呈英宗。英宗阅后非常高兴，认为它优于萄悦的《汉纪》，责成司马光在秘阁设立史局，组成一个编写班子，把以后的历史补全。从此，编书受到了政府的赞助。《通志》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通鉴的先秦部分的内容。它是司马光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因编写《历年图》和《通志》，司马光已经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写作方法，这为“通鉴”的修撰奠定了切实的写作基础。1067年英宗死去，宋神宗即位，亲自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并且还写了一篇书序，以资鼓励，要求每日进读。在封建社会里，办一件事能受到皇帝的支持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何况《资治通鉴》在编写过程中接连受到两朝皇帝的支持，应该说这是“通鉴”得以顺利完成的客观条件之一。

司马光组织史局先后有四个人参加，最初入史局的是刘恕和刘效。刘恕，三十五岁入史局，在《资治通鉴》付梓前七年，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问世，年仅四十七岁便病故了。刘恕精通魏晋南北朝史事，除了这一段历史由他属草之外，头绪纷乱的五代十国部分也由他来主笔。刘恕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史学家，为“通鉴”的编修，前后用了十二年的心血。刘放比司马光小四岁，对《汉书》、《后汉书》十分精熟，故而“通鉴”的两汉部分由他起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只在史局工作了五年，便被贬黜泰州，估计他在离开汴京时，仅仅完成了两汉部分的草稿编修。

继刘放调来的是范祖禹，这个人更年青，入局时年仅三十岁。但是他在史局的工作时间最长，在司马光退居洛阳的十五年光阴中，他始终工作在司马光身边。在司马光的悉心指导下，成为名重当时的唐史专家，“通鉴”中唐代部分便是由他完成的。虽然他比司马光小二十二岁，但司马光非常器重他。他恪于职守，勤奋好学，为“通鉴”的编修做出了很大贡献。还有一个便是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入局时十七岁，司马光让他负责文字检阅工作。“通鉴”能够完成，和他的辛勤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个班子十分精干，可以说是一个以中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写作班子。编修工作由司马光首先制定编写提纲，然后分头收集史料，分类排比，编成长编。长编汇总以后，再由司马光考订异同，修改加工，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统一体例和风格，决定史料的最后的取舍。相传“通鉴”的稿子在洛阳整整堆满两间大屋子。其中仅唐代长编就有六百卷之多，司马光在四年间通宵达旦地工作，最后只删存八十一卷。司马光的工作态度极其认真，从传世的二十九行《宋司马光通鉴稿》中的四百六十余字来看，他一笔不苟，全部用楷书写就，绝无涤草的痕迹。

在十九年的编写过程中，司马光自己介绍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由于他工作过度疲劳，他衰老得很快，以至于牙齿早早便脱落了，视力也日益下降。《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计三百五十四卷，记载了从战国初期到五代灭亡间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一部杰出的大部头编年史。宋人王应麟评价它是“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褒扬它是“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通鉴”取材宏富，据《四库提要》介绍，仅杂史取材就达三百二十二种，凡小说、野史、笔记等无所不窥，网罗全面，选材精当。一事数见，必详加考证，取其精当者记之。史事记载翔实可靠，敢于秉笔直书，叙事详尽，首尾完具，文笔简洁，语言形象、生动。由于司马光编书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历代治世之经验。而且由于司马光在政治上又极端保守，整个编书班子又都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所以“通鉴”不论在其取材上，还是内容上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司马光除了在书中极力宣扬封建道统思想而外，有时还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攻击王安石。这些就不能不是缺点了。

宋神宗死后，哲宗请他出任宰相，在短短五个月间他尽废新法，连先前对他同情、支持的苏东坡等人对此也持异议，认为做得太过份了。司马光政治上的反动性表现在世界观上就是坚决地站在汉代以来传统的天命论神学立场上，并在哲学上顽固地为他的政治主张寻找理论根据。他的哲学思想散见于《太玄德》、《法言德》、《潜虚》、《易说》等著作中。就其治学之道而言，尚不无是处。他主张“不问章句，必求其理”，强调对实质和内容的探求，不必拘泥于形式上的模拟。他推崇扬雄，自称对《法言）、《太玄》用功三十多年，能得其真谛。他看不起韩愈，认为他趋炎附势。这些看法都是很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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