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最惨的一集 一个看似清清白白的大学教授

两年多前采访范伟时，他几次提到，自己不喜欢被贴标签，也不喜欢给人贴标签，尤其是自己那些角色，有了标签，复杂性就没有了，而复杂才是人的真实状态。在《长安道》里，他把万正纲的复杂性演出来了。最后，这个被现实逼疯的男人在病房里对着墙喃喃自语，一个读书人走到这一步，你很难用“渣男”两个字定义他。

文 | 宋诗婷

渣 男

三年多前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拿到“最佳男主角奖”的范伟感谢评委：“这是一部容易被忽略的电影，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特别感谢评审有耐心看到它的妙处……”

当时，范伟的朋友牛歌对我说，范伟对《不成问题的问题》的评价，用到他自己身上也合适。“他很多东西，都来源于平时不动声色的观察，没什么出乎意料的言行举止，但内心时刻在做着快速的运算和思考。”

今天，用个特质来评价范伟在新片《长安道》里的角色万正纲也很合适，只是这一次，这个角色是个真反派。

《长安道》剧照

算起来，这是范伟第一次在商业片里演男主角，在这部以盗墓为大背景的犯罪片里，万正纲是个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漂亮老婆的大学教授。表面看，这人极符合我们对“成功人士”的定义。

他有学识，大学教授，在一档《百家讲坛》式的电视节目里讲历史，讲到武惠妃的一生与大唐的关系他会两眼放光，心潮澎湃。

他有个有名气的漂亮老婆，从前是射击运动员，后来成了知名主持人，强势，能赚钱，还能帮他搞定电视台的关系，家里家外的事都不用他这个知识分子操心。

他还好脾气，相当儒雅。儒雅到什么程度？美丽的妻子林白玉指着鼻子骂他时，他默不作声，连表情都没有波澜，末了还要来一句，“你每次对我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你美丽不可方物，我不忍打断。”这话配上范伟的脸和唯唯诺诺的语气，就显得搞笑了，但相当可信。

回看范伟演过的大大小小角色，无论是演小品还是影视剧，他塑造得最成功的都是那些小人物，不边缘，不作，也不成大器，就是最普遍，也最普通的那类中国人。快乐是茶余饭后的快乐，痛苦也是家长里短的痛苦。

十几年过去了，范伟的角色似乎升级了，当年他最常演的那些穿着挎栏背心的中国人很多都成了商人、老板、搞学问的，就像眼前的万正纲。

他们身上有种紧张感，有种息事宁人的圆滑，这背后是财富、阶层快速向上发展，以及在这过程中道德与欲望撕扯的结果。

范伟把这种撕扯呈现得极为精准。“成功人士”万正纲的背后是妥协、逃避和种种走向成功的道德瑕疵。他把名声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小心翼翼地藏着这些污点。

当也是卧底警察的亲生女儿介入时，“成功人士”的面具被彻底撕掉了。当年，他抛弃妻子、女儿，跟林白玉走到一起。这种“渣男”行为也让他用遇到灵魂伴侣这种说法一定程度地正义化了。

但这事儿其实站不住脚。他显然很快知道，林白玉是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在古董领域的关系。但他假装不知道，假装清清白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老婆灰色收入带来的富足生活。他当然也知道老婆和合作伙伴有一腿，但没人挑明，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保全名声和既得利益。

直到女儿将这一切都揭穿，万正纲最在乎的面子终于保不住了，他这才走上了复仇之路。

《长安道》是个侦破盗墓案件的犯罪类型片，但犯罪部分确实做得很是一般。即便如此，范伟的演技和他在角色类型上的突破依然是亮点。在他的精准演绎下，万正纲还真成了当下一款油腻成功男的缩影。

两年多前采访范伟时，他几次提到，自己不喜欢被贴标签，也不喜欢给人贴标签，尤其是自己那些角色，有了标签，复杂性就没有了，而复杂才是人的真实状态。在《长安道》里，他把万正纲的复杂性演出来了。最后，这个被现实逼疯的男人在病房里对着墙喃喃自语，一个读书人走到这一步，你很难用“渣男”两个字定义他。

就像当年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他要演那个八面玲珑的农场主任丁务源，故事是典型的中国式故事——所有人都说丁主任好，在好人丁主任的带领下，农场却一天天颓败了。问题出在哪里？谁都给不出答案。

电影开机第一天拍的是范伟陪农场股东家的三太太、大小姐打麻将的戏份。摄影师把镜头架在范伟的后脑勺，三太太被范伟的半个身子挡住，每句台词都变成了画外音。“导演含蓄地告诉我他想要的影像和表演风格，我就大概明白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慢慢磨合。”范伟喜欢这种不言不语的默契，神交让他远离言语间的尴尬，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与他神交的耐心和时间。

但《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导演梅峰有。“以前只知道范伟老师的戏路宽，但没想到演得这么好。”梅峰说，每拍完一个镜头，他都更欣赏范伟一分。“他总会先保两条，再演得重一点，淡一点，每个镜头拍10到15条，他会给出不同层次的表演。”

在梅峰眼中，范伟最厉害的不是自己表演，而是能看出对手的状态和火候，在恰当的时候用恰当的力气。

《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不成问题的问题》启用了很多重庆当地的非职业演员，大家没演过戏，更不会调动情绪。“范老师会在开始时演得用力一点，拍几遍，等他觉得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就再演得收一些，保两条镜头，他对对手情绪的判断总是敏感而准确的。”梅峰说。

在范伟最得意的那场戏里，丁主任对张超演的秦妙斋讲述自己落水的经历，这场戏范伟要演得模棱两可，真落水还是假落水，让观众自己琢磨。他用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效果：在正常的讲述过程中，突然一顿，面露不易察觉的尴尬，再继续若无其事地讲下去。

在实际的观影中，范伟那一顿果然就是笑点，这种尴尬不易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都经历过。

影 帝

在范伟拿到影帝之后，朋友赵杰曾表示过担忧：“希望这个奖对范伟是好事，不是坏事。”赵杰说，早在十年前，他就劝范伟别浪费了自己的观众缘，多接些商业片，“为老百姓服务”。“最怕他把自己架在艺术家的名声上下不来。”赵杰怕《不成问题的问题》之后，范伟艺术片的市场更大了，商业片的局面更难打开。

每回遇到类似的观点分歧，范伟都能和赵杰争上好一阵子。“可能会犹犹豫豫，但最后还是凭直觉选，顺着自己内心走吧。当然，他的话也有道理，这两年，我在调整了，希望明年商业的片子能多一些。”范伟说。

《长安道》和马上就要上映的《两只老虎》或许就是这几年范伟自我调整的结果，目前看来，《长安道》虽然票房成绩一般，但是标准的商业片，万正纲这个角色也让范伟戏路拓宽不少。至少，更多观众开始知道，范伟是个能驾驭大银幕的好演员。

事实上，对于范伟能拿影帝这件事，电影圈的人一点也不意外，甚至觉得那个奖来得太晚了。但几年前，很多普通观众对这一结果摸不着头脑，在他们的印象中，范伟还是那个“春晚上被赵本山忽悠的范德彪”。

当时采访完范伟，我和一个朋友约了饭。听我说完刚刚结束的工作，她异常兴奋：“超喜欢范伟，小品有意思，彪哥好逗！”

听完这段评价，我立刻意识到，彪哥、小品，以及曾经那些喜剧形象是范伟与观众最近的距离，也是隔在当下的范伟与观众之间巨大的鸿沟。

《马大帅》剧照

从曲艺舞台、《马大帅》转到大荧幕，范伟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但因为早期作品大多是文艺片，很多观众看不到，大家自然对范伟的转型没有概念。

“一直都想演电影、电视剧，还在演小品的时候就慢慢尝试了。”范伟从2000年初就开始频繁地往北京跑，“前半年折腾自己的事，后半年跟着本山大哥准备春晚。”

转型刚刚起步，范伟不挑角色，“差不多的就演，总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深知“小品演员”的标签不易拿掉，但也并不着急。

“人家怀疑你是正常的，不生气，生气就别干了。”无论是当时，还是和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范伟都是后进分子式的谦逊态度，一脸老好人的笑。

转折点是《看车人的七月》。作为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北影厂希望为电影多拉些票房，向导演安战军推荐了范伟。

范伟拿到剧本，研究一通，觉得喜欢，就赶紧给安战军打了个电话。“那我们回头聊一聊吧。”范伟学着安战军的语气，“我敏感，一下就捕捉到了，导演不太想用我，不然肯定特高兴地说哎呦好啊好啊。”

他先想到的不是“凭什么觉得我不行”，而是“看看怎么能让他觉得我行”。事实上，那时候，范伟比安战军的名气大多了。

当时，范伟还住在沈阳，在去北京见导演之前，他又仔细研究了剧本，还对剧本做了调整。

“导演不是怕我这喜剧形象跳戏吗？那我就说，咱们可以一点点带入，一开始让这个角色稍微幽默一点，后面再慢慢严肃起来。”

安战军听了觉得靠谱，就让范伟把想法再细化一下。2003年，范伟还没开始用电脑打字。剧本调整的部分，他全都手写出来，再让人输入电脑打印。

“终于是定下来了。”事实上，安战军还是心里没底，正式开拍前还需要“掌握”一下，“其实就是试戏的意思”。

范伟依然是小心翼翼，任凭导演安排。试的是一场婚纱照被摔后，范伟往屋里走的戏，“看我走这几步安导就踏实了，他说，你能演，这几步就不是喜剧的走法，是正剧的节奏，全对。”

《看车人的七月》剧照

最后，范伟凭《看车人的七月》拿到自己的第一个表演奖——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转 行

“我认识好多转行拍戏的曲艺演员，很多人拍了几十年也没捅破从曲艺舞台到大荧幕这层窗户纸，但范伟很早就捅破了。”赵杰是范伟在沈阳时就认识的朋友，一路看着范伟从沈阳到北京，从舞台到大荧幕。采访时我问范伟有没有可以聊一聊的朋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杰，边说边接过我的纸本，写下了赵杰的电话，号码就在他脑子里。

捅破这层窗户纸不容易，如果一直演喜剧，范伟用不着费劲，但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喜剧，所以，尽管边缘，尽管一度不被信任，他也一点点往正剧里找。

总有些人愿意当事后诸葛亮。范伟刚刚拿到影帝时，有电视节目评论说，幸亏范伟转行当演员，如果一直说相声，他也说不成角儿。

我把这评论转述给范伟，他想了想，说：“我肯定成不了最顶尖的，但应该能成为一个还不错的相声演员。”

尽管说相声期间，范伟拿到过首届相声节的“表演金玫瑰奖”，他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天生干那行的料。

“我撒不开，相声演员一定是生活中就撒得开那种。”范伟想解释清楚，“就好比，一个天生的相声演员坐在这和你聊天，一定包袱不断，我就不行。”

范伟提到了郭德纲，“相声讲帅、卖、怪、坏，我就没有郭德纲的坏。我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物，才能豁得出去。”

早年范伟参加综艺节目，整个人都觉得尴尬约束，他就试着让自己进入个人设，把自己当成别人。虽然效果也差强人意，但总归是好过范伟本人站在台上。

这或许解释了范伟为什么会逐渐转型演小品，因为可以把自己装进角色里，有安全感。

“范伟是半个秀才半个演员，在沈阳的曲艺圈就是创作力特别强的。”赵杰说，自己有个很具争议的观点，八九十年代沈阳曲艺圈的繁荣，并非文工团的作为，而是当时电视台的活跃。“晚会多，编导逼着演员一起搞创作，捧红了一批小品、相声演员。”

范伟是当时最被赵杰看好的人，尽管那时候他不是最红的，“不混圈子，也不像一些演员一样讨好导演，就是闷头搞创作。”那时，赵杰常和范伟一起研究作品，“他和老婆住在一个30平的小开间里，我们一聊就是半宿，他逼自己特别紧。”

1995年前后，范伟开始和赵本山合作小品。两人的合作有过近十年的蜜月期，后来，因为范伟退出春晚，关于两人不和的传闻至今还在。

和赵本山的关系，范伟不愿多聊，“说多了，会牵连其他人”。但每次提到赵本山，范伟都不忘补上一嘴——要不是本山大哥，他没法顺利转到煤矿文工团，一家人也就没法真正在北京安家。

“我只能说，范伟是个很包容的人，之前很多人和赵本山搭伙过，但没有一个人能像范伟一样合作那么久。”赵杰似乎话中有话。

对于赵本山而言，范伟是不受控的。他们并非师徒关系，只是合作伙伴。而在本山帮里，范伟也像是个局外人。赵本山和徒弟们大多出生在农村，小时候都受过苦，范伟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虽不富裕，但也没吃过苦。其他人一口东北话，性子外放，范伟说相声期间练了标准的普通话，人又腼腆，为人处世完全是两个系统。如今，他交往的圈子里也鲜少有当年本山帮的人，大家在各种场合遇到会热情地打招呼，认真叙旧，依然觉得亲切，但平时鲜少联系。

很多春晚走红的演员对这个舞台的感情都极为复杂，比如，陈佩斯、宋丹丹，甚至赵本山。和赵本山合作的《红高粱模特队》《卖拐》《卖车》等小品让范伟家喻户晓，但也让他失去了对舞台的热情，“我对春晚的感情不复杂，只是对这种消耗打怵了，演不动了。”

“和赵本山有没有关我不方便说。但可以说一点，有次晚会我请了范伟来演小品，他下台后，满头的汗，是紧张的，可见，春晚那种氛围已经让他对舞台表演有心理阴影了。”赵杰说，那时候就觉得，范伟退出小品舞台是迟早的事。

更何况，在演小品的同时，范伟已经开始演电视剧了。不仅是本山集团投资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他已经尝试脱离东北的圈子，走一条更难走的路。

中国脸

“他那张脸太中国了。”赵杰说，范伟的特点就在于普通，放在人堆里一点也不出挑，演起普通人来，有天然的真实。

在某个电影节上，一个女导演主动和范伟聊天，“你太中国了，穿一挎栏背心，太中国了，特别可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范伟不仅脸长得中国，他身上还自带中国人惯有的紧张感——老实人被扔在人堆儿里的那种紧张感。

紧张感会激发出一些小市民式的幽默。在《即日启程》里，范伟演的老崔告别小夏姑娘，拎着行李箱扭头就走。小夏问他为什么不拖着走，老崔说，因为费轱辘。

《即日启程》剧照

《看车人的七月》里，范伟最喜欢那场半夜骑车给儿子买蛋糕的戏。他拎着蛋糕骑车回家，一群年轻人撒野似的飞车而过，范伟的蛋糕“砰”地一下被刮到了地上，碎成一摊。范伟看着蛋糕愣了一会儿，扭头去找女朋友前夫。他拿起家伙，敲了前夫的脑袋，身边的旧电视机里正放着王菲演唱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画面随着那一重锤戛然而止。

“我太明白老实人了。”范伟理解杜红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老实人就是发火儿从来不在点子上，小时候，我总事后合计，要是谁谁谁骂我那会儿，我回哪句话就好了，总想再找机会激对方一次，重新来一回。《七月》里的杜红军就是这个逻辑，摔蛋糕就激到他了。”

演了那么多小人物，范伟也不厌倦，“小人物和小人物也不一样”。他平日里就喜欢观察、琢磨人，看到有意思的瞬间就记下来，“以前用脑子记，现在年龄大了，记性差了，就记手机里。”

《乡亲乡爱》剧照

范伟敏感，最平常的场合，他也总能看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小细节。“有次吃饭，我看旁边那桌有个人，衣服穿得特体面，但他吃完饭拿起一根牙签剔牙，剔完牙，把牙签掉个个，继续挖耳朵。一看这个细节我就知道，他即便现在再有钱，也是白手起家，不舍得浪费任何东西。以后遇到合适的角色，这个就用得上。”

这种对人的敏感或许是天赋，“一样的成长背景，我的姐姐就不这样”。小时候，范伟一家五口人挤在棚户区一个40平的小屋子了，大家大眼瞪小眼，一抬头就看到对方。“我就对所有人的情绪特敏感，一回家看到爸妈高兴，心里就踏实，看到爸妈脸色有点阴，我就忐忑。”

老婆正和范伟相反，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宽敞，一出门就是开阔的田地，“她对大自然有感觉，没心没肺的，不琢磨人”。早些年，两人一起去国营商店买东西，服务员耷拉着脸，范伟闹得一肚子不高兴，“我老婆就一点都没看出来人家态度不好。”

范伟觉得，自己这性格，放在搞创作上是优势，放在生活中就是自寻烦恼。

他不喝酒，很少去酒局。一来是疲于应酬，二来是，他总能感受到自己和身边人的不自在。“人家都喝酒，兴致高，我不喝酒，清醒，大家的情绪不在一个点儿上，彼此都难受。”

“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朋友牛歌觉得，罗大佑《你的样子》里这句歌词是对范伟最好的注解。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期，有所改动，原标题为《范伟：别辜负这张“中国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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