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原著是哪年出版的（一九八四是一本有瑕疵的杰作）

戈特利布在《奥威尔难题》中提及到了文学界普遍对《一九八四》的评价是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在1984年来临时，举办了这部小说的讲座，一大批专家都在会议上批评奥威尔的小说缺乏想象力，小说中的人物是“纸板人物”，奥威尔是个“小艺术家”，头脑刻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等等，因此奥威尔根本不是天才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杰作等等，重复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也不断有人提及，但是事实证明，时间才是最公平的批评家，尽管距离1984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些批评者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存在，而《一九八四》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提及，老大哥在看着你、双重思想、反乌托邦、新语、极权主义、思想警察，这些与这部小说有关的词汇，已经沉淀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与现实中的事件搅拌在了一起，衍生出无数相关的新的含义和隐喻。

《一九八四》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反乌托邦作品之一，已经在文化、文学和电影等领域遍地开花，滋生了无数佳作。衡量一部好作品的标准是要它复活了多少死去的传统，激发了多少后来者投身其中。我们会梳理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时都从哪些前辈和同时代作家身上寻找到的灵感，比如《美丽新世界》《格列佛游记》《铁蹄》《鼠疫》《我们》《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我们会在阅读中找到这种经典的互文性。很多我们忽略的文本，也正是通过阅读奥威尔的小说重新引入到了我们的视野。

考虑到这本集之大成者，我们当然会说奥威尔也从自己的早期作品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但是，奥威尔写作的最大的灵感还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真实描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威尔的小说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现实主义风格的真实诠释。想起来也真是可笑，奥威尔这个“小艺术家”在四十年代已经看透了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当时以法国萨特和波伏娃为代表的大知识分子还沉迷其中，为苏联存在的大清洗和古拉格辩护。也难怪战后来自东欧的知识分子包括写出《被禁锢的头脑》切斯沃夫·米沃什如此惊讶，一个从未在苏联生活过的作家，竟然能将其洞悉得如此透彻。

一本小说的生命力不会淹没在批评者的众多声音中，相反，批评者的声音越来越多，反而证明了小说的生命力的强悍。小说最怕的是被人遗忘，无人阅读，封存在图书馆的无人交流。《一九八四》1949年6月出版时，在英国的首印是26500册，在美国的印数是20000册，后得到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两次的印数达到了54万册，成为了畅销书榜单上的常客。这本书并非当时卖得好，而是每年都卖得好，1984年卖得更好，单是英国的企鹅版本一年的销售额就有75万册，奥威尔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

当然，一本书的销量与它的文学性和经典性之间并无多大的关系。很多通俗小说的销量都很惊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一九八四》不是畅销书，而是每个时代都可以畅销的长销书，这才是经典书的一个属性，它面向所有的时代敞开，每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在我们这个时代更是如此，斯诺登的“棱镜门”曝光时，特朗普上台时，“米兔”运动爆发时，智能手机普及时，我们都能跟《一九八四》联想起来，这种大众的联想，重新催生出了无数重新阅读《一九八四》的读者，让这本在七十年前出版的小说，重新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畅销书。现如今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众多新一代写作者的灵感来源，它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是我们考虑现实的历史参照，是衡量当下生活的一种警醒，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梦魇，是娱乐至死时代的警钟长鸣。像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曾经写过一篇《我与乔治·奥威尔》，谈到奥威尔的小说对她的影响，其中着重提到的就是，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都是男人写的，也都是男性视角，而她想写一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这就是近两年重新因为“米兔”运动引发热议的《使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