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纳对文艺心理学的贡献有哪些(乔治斯坦纳难道人文学科能泯灭人性)

撰文 | 张进

费希纳对文艺心理学的贡献有哪些(乔治斯坦纳难道人文学科能泯灭人性)(1)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美]乔治·斯坦纳、[法]洛尔·阿德勒 著,秦三澍、王子童 译,新民说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漫长的星期六》是法国记者洛尔·阿德勒对著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几次采访的集合,问题主要围绕斯坦纳毕生研究的几个显著领域:语言、犹太人

(大屠杀)

、人文学科以及其中的非人性。

斯坦纳是犹太人,1929年生于巴黎。他出生前,父母觉察到纳粹主义风暴即将来袭,当即决定搬离当时的欧洲思想舆论中心维也纳,因此逃过第一劫。1939年波兰被入侵,法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就在德国占领巴黎前夕,斯坦纳的父亲很有些幸运地收到了德国好友的劝告:“1940年初我们将踏平法国,就像刀子切热黄油一样。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你都要把家人从那里带走!”尽管斯坦纳的母亲抱怨,如果离开巴黎,她的儿子就没办法进法兰西学院了,但对死亡的担忧还是占了上风,斯坦纳一家搬到美国,逃过第二劫。

斯坦纳原来所在的中学被称为“犹太学院”,班里全是犹太人,我们不知道那个班里的学生人数,只知道只有两个人幸存,斯坦纳是其中之一。作为幸存者,一个看似浅显直白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为什么?为什么无缘无故,那些还未成年的人在一瞬间丢掉了生命?死亡的降临是如此猝不及防,闪电一般,而且是一个人类群体强加到另一个人类群体上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思考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没有可以让斯坦纳完全信服的解释。“我想任何人都没资格去理解这件事。”说这话时,斯坦纳在陈述一个事实,也在陈述这一事实带来的绝望。

这样的成长经历无疑影响了斯坦纳的研究方向和核心观念,包括他对人类存在的看法。因犹太人身份而不得已的流亡生活,让斯坦纳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都是人世的过客。”

“一个好的客人,一个值得尊重的客人,会让主人的家比之前更干净、更美丽、更富有生活情趣……如果我们不学着成为彼此的客人,我们会毁灭自己,我们会发动宗教战争、可怕的种族战争。”显而易见,斯坦纳经历的二战向他明确表明,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客人”,而“毁灭自己”的手段之暴虐、丧生的人数之众多都让人感到理解人类行为的不可能性。

就如斯坦纳亲身经历过的,也如《语言与沉默》中已经提出过的,访谈中斯坦纳被问及“人文学科的非人性”这一难题。那些晚上弹奏舒伯特、演唱莫扎特、阅读歌德的人,早上却在奥斯维辛、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折磨别人,而且这些人谈论歌德的智慧也许和他们折磨人的智慧一样高超,一样自如。我们还知道,希特勒绝不是一个无知者,他甚至可以凭着记忆引用叔本华。优美的旋律和《浮士德》中对人生意义、智识、道德的追问

(还有与魔鬼的交易)

,对它们的听者和读者在道德、正义的认知上,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斯坦纳提到的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则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极为日常,具有普遍性,因此更有讨论的价值。

费希纳对文艺心理学的贡献有哪些(乔治斯坦纳难道人文学科能泯灭人性)(2)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美]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斯坦纳

(当然)

是个文学狂热者,杰出的批评家和知识分子,对莎士比亚无比崇拜,可以大段背诵《李尔王》。出于教学需要,斯坦纳和学生们曾一起研究《李尔王》的第三幕至第五幕。“当李尔王抱着他被杀的孩子

(小女儿考狄利娅)

进门时,他喊了五次‘永不!’……我已经背下了这几场戏。因为背得滚瓜烂熟,它们也渐渐与我的生活交融在一起。”抱着唯一一个诚实、有良知的女儿的尸体时,李尔王对人性的绝望是如此彻底,震撼人心,也正因为这绝望之彻底,表现出了他对良善、亲情、正义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在这部彻底的悲剧中,考狄利娅之死是悲剧中的悲剧,是唯一希望的毁灭与塌陷。斯坦纳深谙这一幕对人性之卑劣和道德之腐坏的巨大讽刺。

费希纳对文艺心理学的贡献有哪些(乔治斯坦纳难道人文学科能泯灭人性)(3)

《李尔王》,[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未读·文艺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6月。

当研讨课结束,斯坦纳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在街上喊“救命”,他认为自己本应冲过去帮助他,却没有这么做。“因为街上真实的悲痛包含着一种无序感,也有一种偶然性,它与音乐、绘画或诗歌等经典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具有伟大超越性的痛苦不同。”在对这一经历的反思中,斯坦纳提出这样的假设:“难道人文学科可以泯灭人性,使人走向极端吗?它们不但远未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提高我们的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文学科把我们与生活分离开,带给我们如此强烈的虚构感,以至于现实变得苍白无力。”

斯坦纳对自身经历的讲述是坦诚的,其假设也异常尖锐。尽管他随后便说他相信会有一种办法,通过阅读经典著作、聆听美妙的音乐来提高一个人对人类痛苦的敏感度,但他又略带讽刺地补充说,他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如果人文学科不能让人在道德、智识上成为更好的人,或者尽管提升了人的道德认知,却又让人与生活分离开,那这种提升的意义在哪里?在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在和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关系中才需要道德,而一个人沉浸在戏剧文本中时感受到的对带有秩序感的道德、正义、尊严的渴望意愿,如果无法影响一个人的现实行为,在某种意义也仅仅是道德的幻影。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是文学人物中最著名的行动犹豫的代表,一个思考者,同时也是一个多疑者。当他大概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叔叔毒死的之后,他还被宏大如“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牵制着,无法实施行动,用他自我反思的话说就是“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哈姆雷特被屠格涅夫拿来和堂吉诃德做比较。他说,“堂吉诃德整个人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牺牲生命;他珍视自己的生命的程度,视其能否成为体现理想、在世界上确立真理和正义的手段而定。”堂吉诃德无疑是让人发笑的,但这里的悖论是他绝不可笑。他勇猛果敢,愿意为自认为的“真理和正义”付诸行动,哪怕长矛所指是个巨型怪物

(风车)

也毫不迟疑。“他知道得很少,而且他也不需要知道得很多;他知道他的事业是什么,他为了什么活在世上,这就是主要的知识。”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被屠格涅夫比作人类的两种极端,我们或偏向前者,或更靠近后者。事实上,哈姆雷特尽管犹豫不决,但在第二幕结尾,哈姆雷特让请来的戏班试演一段戏,他在演员的表演中感受到了激情,并被这激情激发着。他在接下来的独白中反思说,一个演员,在虚构的故事中,为了一个虚构人物都能脸色惨白、眼含热泪,如果这演员经历自己的丧父之痛、母亲再嫁之耻,他会怎么做?随后的一幕里,哈姆雷特用一场戏试探出叔叔确是杀父凶手,并刺死了被他误以为是他叔叔的波洛涅斯。这一刻,犹豫如哈姆雷特,也被虚构文本激发着,收回久已迷失的飘忽不定的视线,正视起自己的现实,实施了他本应实施的行动。这一刻,他沉郁的脸上露出了堂吉诃德式的明朗。

作者 | 张进

编辑 | 王青 罗东

校对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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