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

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在灾区,周总理走下直升机,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者、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劫夫同志,我很佩服你啊,你写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非常好,四段词我都会唱。”周总理一边说着,一边就唱了几句。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1)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充满力量。这首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歌曲,曾经同样被周恩来总理称赞和喜爱。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来自周总理的谈话

《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我国经济建设遭遇严重困难的历史阶段。“那个时候,家里就吃糠团子。”李劫夫的女儿、中央歌剧院导演李丹丹告诉记者,著名作曲家安波曾和自己家住上下楼,有了吃食,两家人共同分享,都省给孩子们。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李劫夫仍然觉得,作为艺术家,在这样的时代关头更该创作出“积极向上鼓舞人们斗志和士气的音乐作品”,激励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那一代共产党人,心里真的有铁一般的信念。” 李丹丹感慨。

1962年,周总理到沈阳开会。6月14日晚,总理邀请李劫夫、安波、郑风到他下榻的辽宁宾馆谈话,总理还摆出了韭菜合子,请他们吃夜宵。那一晚,大家聊起了战胜灾害,也聊起了艺术创作,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多。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一定要相信党和国家有力量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李丹丹记得很清楚,“父亲激动得一晚没合眼,当晚就开始创作。”李劫夫积蓄多时的情感瞬间喷发,《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初稿一气呵成,歌词中,他引用了周总理谈话提到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后来,李劫夫用毛笔写了一个大歌片儿,把它送给了周总理。

关于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得名,还有一件趣事。李劫夫曾偶然间听到苏联歌曲《小路》,从歌名中得到了启发。他对夫人张洛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走大路。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的是阳关大道。”

李劫夫有一个习惯,写完作品后,他总是四处征求别人的意见。他难得和家人一起逛街,可逛着逛着,有时候人就不见了,“不知道钻到哪个商店里,给售货员唱他新写的歌。售货员起初特别紧张,听了一会儿就放松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很有意思。”李丹丹说,“父亲觉得自己写的歌,应该是能被大众接受和喜闻乐见的。”

几乎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诞生的同时,李劫夫还创作了歌曲《一代一代往下传》。李丹丹回忆,《一代一代往下传》当年在大学生中广为传唱,“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同时更带有一种青年们特有的朝气蓬勃的感觉。”

父亲的一生一直是大写的

包括《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代一代往下传》在内,李劫夫一生留下了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从抗战时期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天上有颗北斗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小歌剧《归队立功》、歌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歌剧《星星之火》(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出处)以及《歌唱咱们的新国家》等歌曲,他的艺术创作,始终不曾远离人民群众。

在李丹丹眼中,“父亲的一生一直是大写的。”李劫夫原名李云龙,1913年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家庭中书香和艺术氛围十分浓厚。1932年,李云龙开始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我的两个伯伯也在参加义勇军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的家庭氛围就是如此,孩子们都是热血青年。”李丹丹的姑姑们都很有文化,更有骨气,姑父很早就开始接触共产党,“他把父亲介绍给了共产党的朋友,父亲因此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后来,为逃避日伪政府等反动势力的追捕,李云龙流亡到青岛,在黄台路小学教音乐和美术。在青岛时,他改名为“劫夫”。在学校里,李劫夫组织抗日活动,并在《良友》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漫画,表达抗日思想。他的行动再次引起了青岛反动当局的注意。得到反动派的追捕消息后,李劫夫只带着一把小提琴,当天便逃离了青岛,一路艰难辗转,历时一年,才于1937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起初,李劫夫在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任教员,七七事变后,他听从组织安排,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白天,他和战友们行军数十里,晚上画宣传画、写标语,给群众们演出。群众怎么唱,他们就怎么拉琴。李劫夫会记下群众所唱的内容,遇到好听的歌,他们就配上关于抗战的新词,再唱给群众听。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2)

李劫夫在邢台地震灾区为受伤群众演唱歌曲

作曲、画画、写词,李劫夫都非常擅长,他还会制作乐器。行军路上,他的身上挂满了各种木头和刻了半截的乐器。遇上老乡家宰鸡杀猪,他就把肠子要来,一边“搭拉”在身上,一边清洗,然后拧成琴弦。“父亲的装扮好玩儿极了。”李丹丹笑言,那时候,画得一手好漫画的父亲,自己就像漫画中的人物一样。

1958年,前身可追溯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升为本科,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李劫夫任院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依然抽身来到基层,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向群众学习,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教大家演唱革命歌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为何传唱不衰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副馆长张平伟是70后,读小学和中学的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歌曲。张平伟做合唱工作已有近30年,许多单位组织活动时,张平伟会拟一份推荐歌单供对方参考。让他感慨的是,至今,《我们走在大路上》依然备受青睐。建党百年之际,张平伟指挥通州合唱协会多达350人的合唱团又一次唱响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从音乐上来说,《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两段体,主歌加副歌,结构非常鲜明,节奏明快,歌词也很口语化,整首歌的感觉就像歌词中所写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另外,它的旋律不仅朗朗上口,而且上下起伏,丝丝入扣,非常符合人们的欣赏心理。”教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时,张平伟发现,大家的接受速度总是特别快,“这也能证明作品本身的成功。”

“排练时,我要求大家注意情感表达。”相比专业合唱团,群众合唱的声音和技巧也许并不突出,“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工具’,要最终服务于情感。”张平伟说。而《我们走在大路上》之所以能代代传唱,也因为这首诞生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歌曲,饱含催人奋进的情感力量。张平伟相信,许多像《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作品不仅会回响在当代,也将把先辈们的精神传递给更多后来人。

文/北京晚报记者 高倩

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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