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仪式感的年俗 生活一样的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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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年、青少年到而今的渐入中年，春节里的诸多活动，看似都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实质，都在年复一年的缓慢变化之中，变得面目全非。下面，笔者就从交通、娱乐、压岁钱和团圆饭这四个方面，谈谈自己对于春节年俗变化的个人感受与认识，供大家参考。

交通

我的童年，正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己出生在江苏苏中的一座小镇，而父母的老家，则在小镇以东三公里左右的农村。每年过年，免不了要去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拜年。而打我记事时起，拜年的出行工具就是自行车。记得父母当时有两辆自行车，一辆凤凰牌、一辆永久牌。不要小看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在当时来说，其在小镇上的普及率，并没有现在手机这么高。而凤凰和永久，都堪称自行车里的大众名牌。于是春节里难忘的记忆，永远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看着父亲宽阔的后背和两边风景如画的农田，期待着爷爷奶奶和乡下众多亲戚家的糖果、瓜子等小吃。

大概是到了90年代中期，小镇上富裕一点的居民，才开始用摩托车、电瓶车替代自行车作为春节拜年的交通工具，而对于遭遇变故的我们家来说，这两种交通工具暂时仍然遥不可及。记得父亲的第一辆电瓶车，是直到90年代末才入手。有了电瓶车之后，回老家拜年的路上时间确实变短，可电瓶车的车速更快，在乍暖还寒的春节期间，防寒就成为头等要务。每次春节回老家，从头盔到大衣，父亲总是把我裹得严严实实。而当时已经进入少年时期的我，却时常因为感觉不便，无法便览风景而跟父亲争吵，现在想来，很是懊悔。

也正是这一时期，我们县开始出现了从县城到各个乡镇的中巴车，这些中巴车多为私人承包，以现在的价格水平来看，收费不菲。但因为随叫随停，非常方便，也迅速成为大家春节出行的重要工具之一。印象之中，中巴车跟现在县里的城乡公交车不同，似乎是没有任何乘客站着，遇到没有座位的乘客，售票员会准备很多小板凳，保证每名乘客都是坐着出行。

1999年，我离开家乡，前往北京读大学。春节期间的交通，就从单纯的电瓶车和中巴车，增添了火车和长途中巴。得益于学校的统一订票，春运期间回家的火车票，一般是不会买不到的，但却不一定都能保证是坐票。一旦是站票，普快火车里那种人山人海、寸土必争的场景，我恐怕毕生都会难忘。每一次从北京回老家，从上火车到落座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身着厚衣服的我，总会变得大汗淋漓。不只如此，火车里的烟味、汗味和泡面味混杂的那种味道，恐怕仅次于医院里的药水味（我一直在医院大院里长大），成为我平生最熟悉的味道之一。

最早在北京的几年，我都是从南京乘坐T66/T65列车进行中转，这趟车晚发朝至，非常方便。春节前夕到了南京，一出站就会有人问是否前往我们县，然后跟随他们的指引，坐上中巴车，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会到家。而母亲总会恰如其分地算好时间，踏上小镇熟悉的街道，走不了多少步，一进家门，闻到的就是熟悉的红烧肉香。

再过几年，扬州开通了直达北京的火车，我们的中转地就从南京变到扬州，下火车之后回家的路上时间，也从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再后来，我们县也开通了直达北京的列车，下火车之后回家的时间，又从2个小时缩短为几十分钟。然而这趟车开通没多久，我就离开北京，返回江苏生活。T66/T65那种痛苦而难忘的春运经历，便永久成为了历史。

时至今日，春运归乡的交通方式，从普通列车转化为动车，动车的舒适与便捷，也取代了普通列车的拥挤与嘈杂，成为了新时代的春运交通生态。甚至由于自己已经在南京安家，大部分春节改为家人来南京，在南京一起度过。春节期间的交通方式，就又变成公交、地铁和步行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回归？

而对于老家的亲朋来说，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春节拜年，大多是开车前往，而这在二十年前，仍然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刚上大学第一年春节回家，表哥闲聊时就对我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像欧美电影里那样，拥有一辆私家车。没想到五年多之后的2005年，表哥的这一梦想就已成真。而家境再普通的亲戚，春节拜年，也起码是选择电瓶车作为交通方式，自行车和步行拜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娱乐

记得小时候，春节是自己最为期盼的节日。小镇的电影院门前，是春节期间孩子们的公共娱乐中心，既可以看电影，也可以品尝凉粉、臭豆腐、酒糟等风味小吃，还可以玩滚圈、踢毽子、炸鞭炮等各种游戏，实在开心。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一场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是香港演员刘青云、吴倩莲主演的喜剧电影《阿呆拜寿》。我们的青少年，是属于港片的一个时代，而这些港片，既来自小镇的有线电视播放节目，也来自不少同学家的录像片，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小镇电影院播放的电影。

世易时移，小镇的电影院在规模一再缩小之后，终于关门大吉，原址出租出去，变成了电子游戏室。而伴随新一代孩子成长的，是电脑和手机。尽管电脑和手机都联通网络，都有着相应的社交生活，但在物理空间上而言，孩子们春节期间的活动，从电影院门前这样的公共空间，转化为室内的独自玩弄手机，甚至就连家族团聚这样的私人聚会时刻，低头看手机的小孩和年轻人，也开始成为主流。而类似我们那一代孩子那样在公共空间实施的种种游戏，在新一代孩子当中，已经接近绝迹。

最近十年里，电影院在我们县这样的基层，开始逐步复苏，乃至到最近两三年，开始变得火热。县城市中心的几家电影院大年初一热门电影的电影票，都要提前好几天买，否则都会早早售罄。就连我的老家小镇，这两年也重新开张了一家新型电影院。或许对这一代的孩子和年轻人来说，看电影和聚餐，已经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公共生活之一。

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春节期间的娱乐生活，这么多年里变化不大，仍然以打麻将为绝对主流，尽管从淮安流传开的掼蛋在江苏全省非常流行，但在我们老家，春节期间掼蛋的人，仍然鲜见。而在打麻将之后，中老年人新增的重要娱乐方式，非广场舞莫属。几年之前，广场舞的场地以大型超市门前为主；而这几年，小镇兴建了新的公园，这迅速成为广场舞的最佳阵地。即便春节这几天，在公园里跳广场舞的，仍然大有人在。

压岁钱

压岁钱应该是春节最重要的民俗之一。小时候，挨家挨户拜年时拿到的红包，是自己最为开心的记忆之一，虽然这些红包最后无一例外，全部上交给了父母。压岁钱里的讲究，恰应了费孝通先生笔下关于礼尚往来和差序格局的相关论述。一方面，越是重要、越是亲密的亲友，给的红包金额往往越大；另一方面，收到多大金额的红包，一般都会返还给对方小孩相同或相近，甚至更多金额的红包。

然而从自己成年，尤其是结婚成家开始，给自己压岁钱的亲戚就越来越少，到这几年接近于无。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最近几年，仍然包红包给小孩的亲戚，一般是以父母一辈、甚至更长辈级的亲戚为主，而到了我们这一辈人，由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兄弟姐妹都以表兄弟表姐妹为主，因此其下一代孩子，亲戚关系之间就更加疏远，再加上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很多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的城市安家生活，过年时很难聚齐，因此我们这一辈人，再给小孩包压岁钱的例子，就越发稀少。

而在微信兴起之后，微信红包慢慢开始成为主流。在我们参与的各个家族群当中，每次聚餐一结束，大家都以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为乐趣，虽然每个红包的金额，只是原来前网络时代的百分之一左右，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红包的社交效应和凝聚效应，其实反而是增强了。只有在给最为亲密的亲人时，大家才会仍然选择数百甚至数千级的春节红包，而这些红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的。

团圆饭

春节是合家团聚的节日，作为极其注重饮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团圆饭自然就是春节团聚最重要的载体形式。就团圆饭的具体菜肴内容而言，这么多年里，并没有本质变化，只是菜肴品种更加丰富，食材更加讲究而已。

团圆饭最大的一个变化，体现在饭局的参与规模上。在我们小时候，祖父祖母这一辈人基本上都健在，而且身体不错，加上父母这一代人多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往往父母都拥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每到过年，大家都相约共同来给祖父祖母们拜年，那时候的团圆饭，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团聚，热热闹闹而又规模庞大，往往一两桌人都在少数，以我姑父家为例，每年初二家族团聚时，凑齐的人都是至少三四桌。

这么多年下来，祖父祖母这一辈人，要么已经凋零，要么也进入风烛残年。伴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或老去，这种一大家族的聚餐，就越发变得不可期。对父母一辈来说，关系好一点的兄弟姐妹，还能在春节期间时常相聚，要是关系不好甚至有矛盾的兄弟姐妹，由于缺乏了给共同父母拜年这种关系的维系，往往就变得日渐疏远，甚至不相往来。

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基本上还是以跟着父母一辈一块儿拜年聚餐为主。而这些表兄弟表姐妹一方面没有父母一辈那么亲近的关系，另一方面很多也身居各方，要想在春节期间完全聚在一块儿，其难度是相当之大。以我母亲这一脉为例，母亲兄弟姐妹们每一家的孩子，曾经从老大家的孩子开始，相约过每年初五一起相聚，不带父母一辈人参加。这样的聚会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热闹，可越到后来，聚齐的人就越少，最后终于因为某位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表姐当年无法回乡操办，而宣告中断。

正如我某位朋友今天发的朋友圈所言：或许亲戚这一概念，也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淡化或消失了。这可能略为言重，但倒也道出了一个趋势。

随着现在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将来可预期的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在部分经济能力和生育意愿较强的家庭当中，再过几十年，我们小时候那种全家族春节团聚的景象，还会再次出现吗？这倒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就此搁笔。

2019.2.6（大年初二）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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