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六少张德友怎么死的（北京小六九王秋和）

北京“小六九”王秋和 作者：朱维毅

王秋和在兵团战友的眼中是一个幸运的“小北京”：在步兵值班团当警卫配手枪，入团、入党一帆风顺，而且一步就从北大荒跨进了北大，少了一个“荒”字，前途就是天壤之别。但他最大的幸运是能够活着离开兵团，他在那里经历过10次足以致命的险情。

兵团26 团的北京知青王秋和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副社长，下乡前是丰台2 中的69届初中生。他和高路明一样，因被推荐上学而得以脱离绝大多数“小六九”知青后来所循的生活轨迹，并进入了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谈起去兵团的经历，他的讲述充满了怀念之情：“我下乡时间是1969 年8 月17日。走之前，长辛店铁路中学去山西插队的‘老高三’知青蔡立坚到我们学校做过一次报告，介绍她是怎样去榆次杜家山插队的。她的故事带有一种能量，给我很大鼓舞。兵团刚开始来学校招人，我就决定要去。

“当时北京去了兵团的人还没有回来探亲过，我们只能听军人们介绍兵团。听说在兵团每月有32 块钱的工资，在边境地区有补助，每月粮食定量48 斤，还全都是白面，这不是比北京还好吗？在北京进厂当学徒工，月工资16 块钱，每年涨1 块钱，到第三年才18 块钱。

在粮食供应上，粮本上规定了每人每月的细粮才占总定量的三分之一。当然，最吸引我们的是准军人的身份，听说去了就发枪，守国门，保边疆！去兵团对我来说比去山西或陕西插队强多了。来招人的都是现役军人，鲜红的领章帽徽嵌在国防绿军装上，看着特精神，也特有感召力，能跟他们走多好！我们就像在沙漠里忽然发现前方有一片绿洲，拼尽全力也要扑向它。

“那时我个头小，体重才89 斤，差1斤不到献血的资格。于是我把血用在了写要求去兵团的决心书上。我用一把削铅笔刀割手指取血，第一刀是闭眼割的，因为怕把手指头切下来，一刀落空。第二刀开始睁着眼割，伤口又开大了，血流汹涌，一开始挺充足，慢慢就少了，字写得越来越浅，心里真着急，怕没等写完就没血了。前面的字有鸭蛋大，后面就像鹌鹑蛋了，越写越小，没办法，必须计划用血嘛。

“出发那天，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里人山人海。未成年的孩子即将远行的事实，揪扯着每个家长的心。专列开动之前，维持秩序的部队战士在站台上一字排开，手挽着手隔开了列车上下的两拨人，他们一脚蹬地，一脚蹬车厢，顽强抵挡着送行人群涌向车厢的压力。几千人的哭声惊天动地，我一生中只看过一次这样的场面，直到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心在颤抖。

“两天后列车到了佳木斯，我们转坐轮船沿松花江北上，在同江下船后又乘卡车到了目的地——黑龙江边上的勤得利农场，当时已改编为兵团3 师27 团，我被分到了6 连。

“反修前哨是到了，但招我们来兵团的军人却都不见了。带我们的人是转业军人，看上去和老农民一样。给连长戴上个白头巾就是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带头人）。我一点儿也没有找到准军事化单位的感觉。走前发的棉装也成了自购品，一月工资不够扣，就分两个月扣，北京来的人扣了39 元，上海来的人扣了41 元，他们的衣服布料是斜纹布，在造价上比我们的平纹布的衣服要高一些。

“到北大荒之前，没人给我们介绍那里如何艰苦，说的全是好的。头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时，我突然感到被褥湿了，抬头一看，下雨了，屋顶上的瓦没有盖严实，雨水打湿了床铺。我们只好用脸盆接水。

“第二天早上发‘武器’了，不是他们承诺过的枪，是一人发一把镰刀，下地割麦子去吧，您哪！麦子地里一片泥泞，一踩就把脚陷进去。我们下乡都没带水壶，干活儿口渴了，就学老知青，折一段麦秸杆，去吸路上牛蹄子印里的积水喝，喝空一个牛蹄子印，再换一个。

“一下地干活，我算知道什么叫北大荒了：大蚊子多得让你发慌！那蚊子一行动就是集团进攻，个儿大，凶猛，前赴后继！平时它们的攻击对象是马和牛，我们这帮细皮嫩肉的‘小六九’一到，简直是从北京运来的美味佳肴，蚊子立即群起‘欢迎’，隔着灯芯绒衣服就给你扎针。我们都没有准备蚊帽，只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和阿拉伯妇女似的。北京来的人爱穿蓝裤子，下地时间不长，裤子就变成黄色的了，让蚊子给盖了一层！一见这阵势，没带蚊帐的同学慌了，赶紧给家里写信求助，否则性命难保！

“几天后，一群‘小六九’搞了一次联合行动。那天一早有些人拒绝出操，等我们出操后吃完早饭回来，见他们还躺在床上哭。我拿上镰刀要下地，有人告诉我，几个北京来的小痞子说了，谁下地谁是叛徒，以后跟他没完！看来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罢工。那几个小痞子不是善茬，在来农场的船上就偷过女生的东西，翻了翻之后，把没用的直接扔进了松花江。你想啊，北京69 届的学生连锅端去兵团，里面什么样的人没有啊。

“我拗不过这些家伙，不敢贸然下地干活，就上床假装看书。这时哭声越来越大了，那几个小痞子是总指挥，一边假哭一边大喊大叫地鼓励大家坚持闹下去。哭声传到了旁边的女生宿舍，引发了真诚的反响。女孩子们是真哭，哭得凄凉委婉，比男孩子的哭声具有更感人的力量。一时间，男女生两个宿舍组成了一曲悲情大合唱。

“我们写过血书的几个同学没有跟着哭。我们是主动报名来的，心想要经得住考验。连长被哭声惊动了，跑过来做工作。他有办法，上来先背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立刻把哭声给止住了，谁敢用哭声和最高指示对抗啊。接着，连长解释了一番组建兵团的意义、边疆的形势、我们的任务、不发枪的原因……最后宣布：给我们这批‘小北京’放一天假。这帮人用哭赢得了一天休息，第二天照样冒雨下地割麦子。

“半年后，兵团要组建直属步兵团了。听说这个26 团以后要划入正规军系列，太吸引人啦！连队在选人往外调时，一般都从农工排先选起，机务排的队伍要相对稳定。我这时已经到了机务，去26 团本来是没我的份儿的，后来农工排里有一个候选人被刷了下来，就把我顶替上去了。这小子是被自己的小聪明耽误了，他为了给以后找退路，到兵团后一直装近视眼，近视眼当然不能进值班团。除了身体条件外，进26 团的人还要政治可靠。我父亲是丰台商业局的局长，虽然是小干部，但给了我一个硬梆梆的家庭出身。另外还要看个人表现，我虽然不是那种处处表决心的超级革命派，但任劳任怨，不生事，不偷懒，不泡病号，让谁都不头疼。招兵的人看这孩子挺老实，就收了。

王秋和“腰挎手枪”

“各团向26 团送的人，基本上都是按兵团的要求选好的人，也有连队把调皮捣蛋的知青当包袱卸来的。26 团组建后对人员的质量进行过甄别，不好的人，怎么来怎么回去。27 团有个北京知青外号叫‘三阎王’，喜欢打架闹事，结果让26 团给退回去了。

“我们被选上的人先集中在27 团工程3 连，搞了个把月的训练，1970 年1 月下旬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集中。当时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能记住这个时间归功于我写日记的习惯。有激情的孩子喜欢写日记，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都写日记，这样做能显示要求进步，也是成长的记录，万一哪天牺牲了，留几本充满豪言壮语的日记，说不定还能弄个英雄当当。现在我再翻看当初的日记，内容空洞、思想幼稚、语言教条，简直惨不忍睹，但那是真实心态的记录，没有违心的假话。

“一般农业团的值班连，拿到的都是老式装备。我们26 团清一色部队的新式武器，枪支成箱运来开封，都涂着固体机油。

我被编入特务连侦察排。特务连123 个人，连长和指导员都是转业兵，以后逐渐换成了知青。我们后来的指导员就是一个上海知青。

“在26 团体力活儿照干，兵也要练。军训的比重大于农业团，训练的科目也更多些，拼刺刀、擒拿格斗、捕俘拳……都练。我们每年有两次实弹打靶，每隔一天要站一次岗。我最怕半夜轮值，尤其是冬天，天寒地冻地出去站一个小时再回来，好长时间冷得缓不过劲来，而且前半夜睡不实，后半夜睡不好。我们还跟着‘老高中’的知青学过几句俄语，在中文内容旁边加上汉语拼音，至今我还会用俄语说‘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必须马上返回！’

“我觉得兵团的戍边作用，影响大于实效。100 多万人摆在那里，苏联想和中国动手就要寻思寻思，就是5 个换他1 个，苏军也得损失20 万不是？

“我们团开发出的农场，现在叫宝山农场，原来那个地方叫‘万宝’。刚去时全是沼泽地，一望无际都是黄花菜。我们只知道这玩意可以炒木樨肉，采了不少拿回来晒，可直到晒烂了也成不了干菜，后来才知道这东西是要先煮了以后才晒的。荒地开出来以后，广种薄收，一亩地撒50 斤种，收上来个二百来斤。2009 年8 月我重回北大荒，沿途看到的景象和当年大不一样了，大片的草场长得特别茂盛。北大荒的土实在是太好了，一经退耕还草，又是一片生机盎然，不像内蒙古，知青一走，大面积土地和草场就沙化了，很难逆转。

“26团的军事化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农业团，不许抽烟喝酒，带队伍的老转业兵的素质也很高。我们连长原来在沈阳军区红九连服役，带兵既严格，又讲人性。他是回民，自己不吃猪肉，却积极操心连队的养猪工作，为的是给战士们改善伙食。几十年后，老连长南下看知青，上海知青承担了他的全部路费。他到北京时，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人的聚会，每人出200块钱，把他的住宿都管了。兵团知青回归城市以后，在26 团和63 团这两个兵团直属值班团里出人才的比例很高，这和两个单位在严格管理下形成的做事作风有关系。人在年龄走向成熟的那个阶段，小环境的氛围特别重要，对性格和品质的形成都有影响，能不能碰上一个好领导很关键。进小学遇到一个引领知识入门的好老师，刚走上社会时遇到一个正派能干的好领导，都能让人受益一生。反之，让一个贪官领导一个部门，一烂就是一群。

“兵团是个大课堂，这个课堂给你的知识是全方位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吸收这些知识。我的社会知识是从兵团开始起步积累的，是拿命换来的。

“1970 年，我在一次打靶后正在验靶，一个用棉花球塞住耳朵的上海知青随后开了枪，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幸亏他枪法差劲，如果正中靶心，就打中我的头了，我当时正在数靶子上的弹孔呢。

“同年夏天，我们在松花江练武装泅渡，我被江水冲走了，如果不是战友及时发现，我就淹死了。

“1971 年在农场打井，我正在井底作业，一个100 多斤的泥桶从天而降，擦着我的脊梁骨砸在了地上。

“同年冬天1 营3 连营房着大火，我救出几个人后刚准备再冲进屋里，房子在我踏进门槛前的那一瞬间坍塌了。

“1972 年我在特务连锯木头，操作电锯的知青动作失误，一块长木板像标枪一样飞起来，直射我的腿部，好在我当时两腿是叉开的，那个‘标枪’穿透了我的围裙。再往上一点，我这辈子就绝后了。

“1974 年我随政委林明德去3 营机枪连检查麦收工作，路上我陷进了沼泽，脚下什么都踩不着，身体感到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往下拽，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灭顶之灾’，如果没有政委同行并援手，我的存在形式就此将转为北大荒的腐殖土……

“我最近写了一个系列文章，题目叫《在黑龙江兵团九死一生》，写完后一数，我才发现自己经历过的生命危险竟有10 次，每一次我都侥幸脱险，否则我早就被统计进兵团知青的死亡数字表了。

“1974 年连里推荐‘工农兵学员’，当时我正随陈团长下连队。在我缺席推荐会的情况下，我被战友们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在兵团上学，干得不好的人想混水摸鱼不容易。你想，大家都在找出路，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一个上学名额，处理得不公平就要出大事。要想上大学，你首先得在兵团这个学校毕业，我的兵团成绩是知青战友们给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在出版局研究室，上了两年半的党校，拿了个硕士学历。来这个出版社之前，我是中国建设报的总编。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时，这里原准备让我干正职，我给让了。我是建筑学科的门外汉，当一把手不合适，反正待遇都是一样的，何必去追求正职的名头呢？

“没有兵团就没有我现在，我忘不了那段生活。因为学了文科，当过记者，后来又搞出版工作，我总觉得要写写在兵团时的经历。2006 年我写了40 万字的一本兵团回忆录，在考虑起书名的时侯，电视里正播电视剧《浪漫的事儿》，编辑说，你这本书就叫《革命的事儿》吧，我同意了。

那个年代不就是天天讲革命干革命吗？除了这本书，我还参与编写了一本《北大荒的神秘部队》，讲的是我们26 团。”

对于众多兵团“小六九”知青来说，连部和农田是他们兵团记忆的承载者。如今农田还在，而让他们一生难忘的连部如今是什么样子呢？为此我在考察兵团故地时留下了以下照片。

罕见的兵团老连队遗址。这里曾经是1 师7 团（现赵光农场）1 营2 连的农工排男知青宿舍和连卫生所，2010 年被赵光农场定为“廉政教育基地”。这意味着，知青精神已被视为当地执政者的效仿榜样。

即将消失的老连部——兵团1 师3 团（现红色边疆农场）45 连的连部遗址。图中左侧部分为知青返城后由当地人加盖的。这个村子叫小河西，在“迁村并场”的规划中，小河西被纳入拆迁计划，这幢由知青盖起来的建筑将无法继续存在。

兵团先进连队的连部遗址。3 师20 团（现852 农场）3 营16 连曾是兵团政委任茂如的蹲点地点。连部的造型和规模在当年的兵团连队中已属罕见的大气，这幢建筑如今已被空置，还能存在多久不得而知。

消失中的老连部。兵团2 师16 团（新华农场）16 连的老连部已经被掀去了屋顶，墙上已被刷上了“危房”字样。这类将在现实中被抹去的兵团遗址，今后的存在形式就只有文字、图片和当事人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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