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看到现代生活（谈谈鲁迅及乔伊斯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在提及被殖民国家的文学时，最为关注的其实不是作品的内容，而是作者的国籍问题，就好比当我们在谈到叶芝、乔伊斯时，我们一定会不厌其烦地强调他们的爱尔兰身份。

无论这些作者接受或拒绝，他们的名字及其作品已经被纳入了无形的权利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即“现代国家想象”。

01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表明了自己从文的目的：“凡是愚蠢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一味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践行了他的创作宗旨，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劣根性”，同时也揭示了造成这种愚昧落后、羸弱迂腐的国民性的深层原因，即是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文明.

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借疯癫的狂人之口所说的那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鲁迅先生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诸如阿Q、华老栓、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其根本目的并不再于批判“国民劣根性”，而在于塑造新的国民性，这与晚清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诉求是一脉相承的。

早在梁启超的时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颓然崩塌的中国，他在悲愤之余就曾振臂疾呼，提出“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的口号，企图效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建立“民族国家”.

“梁启超们”认为只有把脚下的泥土与自然的山水都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中，把每一个国民都牢牢框定在“民族国家”的圆圈中，才能把“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无坚不摧的集体，共同抵御外族的侵略。

梁启超后来鼓吹文学革命，正是为了他的“现代国家想象”的理想而服务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权利密不可分。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那个高歌个性、自由与理想的时代，那些急迫想从旧时代的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的年轻人们，他们一定都曾幻想过一个崭新而美好的国家，我想鲁迅先生也一定如此。

我们看鲁迅先生似乎总是拿着笔杆子批判，好像他批判世间的一切，唯一不会批判的就是批判本身。他留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要么正在拿笔斗争，要么就是拿纸准备斗争的形象，一个永远都充满热血和激情，把自己扔在太阳底下暴晒的勇猛战士。

新文化运动时鲁迅先生与“学衡派”、“甲寅派”论争，左联时期又与“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文坛上他得罪的人不少，不理解他的人很多，所以他留给我们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孤独而惆怅的背影。

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都是写给别人的，为了他内心的“现代国家想象”，只有为数不多的如《野草》，是写给他自己的，一如既往的显露出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殉道精神。

鲁迅先生不遗余力的批判国民性，表面憎恨实际却是似海的深情，正如他在《自题小像》中说的那般，“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中国现代文学在鲁迅先生的手中开始，又在他的手中达到巅峰，后人几乎难以望其项背。

02

我突然又想起了与鲁迅先生相似的作家，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当人们谈起现代小说时绝对不可能忽略的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生于1882年爱尔兰，只比鲁迅小一岁。乔伊斯所处的时代与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非常相似，中国已沦落为丧权辱国的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爱尔兰也做了数百年英国的殖民地。鲁迅先生写《呐喊》、《彷徨》，塑造了“国民劣根性”，而乔伊斯也写《都柏林人》，“揭露都柏林所患有的麻痹和瘫痪”。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描写了殖民时代都柏林人的精神状态，都柏林已成为一个价值失序、道德沦丧、人心冷漠的“荒原”的象征，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个“荒原”已经不仅仅特指都柏林这个面积不大的城市，而是成为了整个20世纪的西方世界的缩影。

《姐妹们》作为《都柏林人》的开篇，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那个摔碎的圣杯，不仅象征着都柏林的神权已然跌落，更是隐喻了20世纪西方信仰（上帝、理性）崩塌的现实。

乔伊斯和鲁迅一样，都对故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都表露出憎恨的态度。鲁迅去东洋留学，乔伊斯也终身流亡海外，乔伊斯甚至比鲁迅反叛地更为彻底。

乔伊斯本来生于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他曾经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固定去参领圣餐，写了首圣母马利亚的赞美诗，也在朝拜林中小圣坛的宗教游行行列里护持圣器”。

他的母亲也曾对他说过，“你的任何亲人，无论是你爸，还是我，血管里流淌的只有天主教的血液，没有一滴别的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忠诚的信徒，最终亲手将他年轻时的信仰送进坟墓，“我在思想上摒弃整个爱尔兰的现行社会制度、基督教、家、道德准则……现在我要以我的笔，我的言行向它 ( 指教会 ) 宣战。”

我们仅从这些只言片语以及乔伊斯的行为中，很容易将他误认为是叛国者，但实际和鲁迅先生一样，乔伊斯正是通过对爱尔兰腐朽落后的宗教、愚昧无知的国民的批判中，显露出自己融入骨髓的深情。

当我们回顾爱尔兰漫长的被殖民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其实一直都不“安分”，他们不断地进行或大或小的抗争，像一颗定时炸弹似的，随时惊扰着英国“绅士”脆弱的心。

在这个不足四百万人口的身世浮沉的小国，于19世纪末期爆发了一场空前轰动的文学运动，文人们手中的笔墨似乎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刺破掩藏在“文明”面具背后的那张丑陋野蛮的嘴脸。接连数十年的狂风暴雨仿佛是天地神灵的怒吼，有意洗净爱尔兰数百年的血与泪。

领导这场文学运动的是爱尔兰诗人叶芝，他曾义愤填膺地呐喊：“都柏林的剧院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英国旅游公司租赁的一幢幢空荡荡的建筑物，我们则需要爱尔兰的戏剧、爱尔兰的演员。”

这场运动持续了数十年，虽然乔伊斯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文学运动，但却在他“逃离”中，通过描写一个个爱尔兰的故事，显露出了爱尔兰人不可动摇的决心——拒绝沦为帝国的附庸，通过文艺复兴建立爱尔兰的民族独立。

乔伊斯，或者说所有拼命想要文艺复兴的文学家们，其实并不是复兴那个带有浓郁宗教迷信色彩的传统国家，而是“现代国家想象”。

参考文献：

傅似逸. 《都柏林人》和《呐喊》、《彷徨》比较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000(012):32-35.

程巧玲. 圣杯在何处——乔伊斯《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主题解读[J]. 国外文学, 2011(04):150-157.

高红梅. 《都柏林人》诗性政治与精神荒原症候——《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J]. 文艺争鸣, 2019(10).

高红梅. 《都柏林人》诗性政治与精神荒原症候——《都柏林人》的圣杯追寻[J]. 文艺争鸣,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