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武士阶级最后的反抗（日本传统武士阶级最后的反抗）

明治维新一开始，便着手废除源自于中国儒学影响之下的传统社会阶级观念，那就是关于“士，农，工，商”的划分。日本新时代的统治者们一致认为，儒学在当时国际环境上的落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因此，明治新政府在1869年夏天接受各地大名“奉还版籍”的时候，也一并废除了“士，农，工，商”这个从圣德太子时期就开始传承的社会阶级划分传统。

新的规则将日本人划分为华族，士族和平民三个阶层，这一改变刺激到了社会中占据数量最多的下层民众，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解放感”，因而爆发出了更多为明治新政府效力的意愿。

但这次改革对武士阶级来说并不友好，随着改革的深入，武士们先是失去了称姓的特权，这在以前是用于显著区分上等人和下等人的标志。后来在1876年，武士们连带刀的资格都被以维护社会安定为由而剥夺了，当然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武士们没事就成群结队行刺官员的斑斑劣迹。

在诸多针对社会阶级，尤其是武士的改革规定中，最致命的是明治政府取消了对武士的俸禄。一方面是因为在新的枪炮时代，传统武士的作用被大大削弱，武士在以往所履行的职责，装备了新式火枪并稍加训练的农民都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对新政府来说，只能挥舞着武士刀搞刺杀的武士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被时代所削弱和抛弃。

另一方面是因为巨额的财政开支。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武士扮演了日本国家军事力量的关键角色，日本的军队都是围绕武士们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在大名统御之下的武士军队，其组成模式与大明末年明朝军队之中，将军奉养家臣再裹挟农民进行作战的模式完全一样。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之中，日本社会积攒了大量只会“效忠”和“打仗”的武士家庭，但在新的时代，这些武士并不能发挥出足够的和他们前辈等同的历史作用。

当大久保利通发现，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以上需要用于发放给武士家庭的俸禄的时候，取消武士的俸禄便成为了一项必须要去实现的行政命令。尽管同情武士阶层的木户孝允和仓岩具视提出了武士阶层有可能因此而反叛的论调，也并没有阻止大久保利通和其他为国家财政情况考虑的大臣们的决定。

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愚弄”武士们的做法来将场面弄得不那么紧张。1873年末，和取消武士俸禄的命令同时发出的还有向武士补偿定期的有利息的政府债券。但1870年代的日本正积极寻求与西方市场的接轨，国内市场因为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通胀，所以这些政府债券的实际价值在未来将远远低于最初发行之时。但只知道“效忠”和“打仗”的武士们往往并不具备那么长远的目光，因此改革的过程还算平稳。

不过还是有武士具有远见的，比如此时仍在核心执政团体之内的萨摩武士西乡隆盛。作为在萨摩乃至整个西南日本都享有盛誉的英雄，西乡隆盛意识到了武士阶层所面临的危机。因此他执意要与朝鲜开战，以便借助战争的契机重现武士的辉煌，从而缓和传统武士们与现世越来越格格不入的矛盾。

但西乡隆盛的战争提案受到了其他人的普遍反对，其他政要都认为当务之急是为日本在未来的变局之中积攒实力，而不是在新政府立足未稳之际轻启战端。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许多日本政要虽然已经将目光瞄上了日益衰弱的大清，但中国千年来的积威仍然让他们感到畏惧，从而行事谨慎。

1874年，已经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率领跟随他返乡的几百名追随者在萨摩建立了带有自身独特印记的“私学校”体系。作为可堪称为日本时代先锐的鹿儿岛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以及围绕两所学校建立起来的辐射周边村县的乡村学校，西乡隆盛的“私学校”体系不但让他的声望更上一层楼，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为他带来了几千名狂热的学生。

今天回头去看西乡隆盛叛乱其实非常有趣。作为一个已经脱离政治权力中心，却反而在地方培植政治势力的老牌政治大佬，西乡隆盛的行为本身就令中央感到可疑，然后派出探子想要摸清西乡隆盛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西乡隆盛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所培养的学生们对自己意志的曲解甚至可以达到不惜发动叛乱的地步。叛乱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中央派出的探子因为蹩脚的伪装被狂热的学生们抓出来之后，学生们想到了西乡隆盛所受的委屈，所以干脆把这个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探子屈打成招。于是，大部分人都知道了“中央准备向西乡隆盛下手了”这个消息，“大部分人”里当然要除去西乡隆盛自己。

然后，为了“保护”西乡隆盛的学生们抢劫了政府在鹿儿岛的弹药库，并且使用抢劫到的武器装备武装好了自己，随时准备为“保护”西乡隆盛而献出生命。于是，萨摩的叛乱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说实话，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在我脑海之中，西乡隆盛和肖战的影子渐渐重叠在了一起......

西乡隆盛雕像，传说他酷爱遛狗

不过西乡隆盛真的完全没有反叛之心吗？也不尽然。至少作为武士而存在的心理，让他在事件爆发之后迅速完成了自我调整，从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头变成了一个率领以武士作为中坚力量的萨摩叛乱军队的首领。

1877年2月，兵锋正盛的萨摩叛军正在进攻熊本。但仅仅7个月后，西乡隆盛就只能带领仅剩的几百人躲回鹿儿岛北边的山地，并最终死于流弹。西乡隆盛和终于他的武士们的失败，标志着旧武士阶层的彻底衰落，新政府也用实践证明了，用枪炮武装起来的农民，战斗力完全不输精锐的武士。

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北部的山中的时候，逼迫最后的旧武士们“走上绝路”的大久保利通也迎来了生命的倒计时。1878年5月，就在18年前井伊直弼被水户和萨摩武士从马车里拖出来斩首的地方不远处，大久保利通死于同样的方式。与井伊直弼的区别在于，杀井伊直弼的刺客有18人，而杀大久保利通的刺客仅有6人。

随着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死，明治维新时期最后一次叛乱和最后一次针对政府要员的刺杀都落下了帷幕。旧武士和新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伴随着两人生命的逝去而得以淡化，一个明治后新武士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