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瑜现在有孩子吗（美籍华裔作家李怀瑜）

这是一则少有的，性侵案件中受害者获得正义的案例。

“我站在深谷的这一段，迫切地想警告以前的自己：有人在跟踪你，有人在灌木林间潜行，他在尾随着你。我好想大喊，停！快回家吧！……现在已经太迟了……就算回头，也势必会遇见他，因为他就跟在她身后窥伺着。”

时年29岁的美籍华人李怀瑜在爱尔兰乡间漫步时，遭到了一名15岁少年的攻击与强暴。在朋友的支持和扶助下，李怀瑜选择了报警，并站上证人席，她想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正义。最终，罪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暴力事件给李怀瑜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无助、愤怒、远离真实世界的抽离感、知觉的空白、惧旷症、PTSD。李怀瑜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创意写作文学硕士。李怀瑜一直希望通过写作疗愈自己，事发后几周，她写下了一小篇序言，但内心的创伤阻断了这一写作进程。

十年后，李怀瑜又一次选择了勇敢，她将自己被性侵的真实经历写成了《生命暗章》。与大多数非虚构性侵类题材的作品不同的是，李怀瑜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写强暴的题材从来都不轻松，但她的书写敏锐犀利而又不会过分煽情，故事以受害人薇安和强奸犯钱宁两条叙述线索穿插而成，同时将性侵、少年犯罪、种族矛盾、阶层困境等社会议题交织 其中，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生命暗章》出版之后，荣获2017年“非布克奖”（Not the Booker Prize）、SI Leed文学奖、《设计师》杂志十大值得关注的处女作等奖项。

再真实的语言和斐然的文采，也许都描绘不了当事人万分之一的痛苦，但李怀瑜希望这本自传体小说能为其他仍然处于黑暗中的受害者指明方向和带来心灵上的慰藉。“我写下这本书、在媒体上谈论我遭受的侵害……这一切的工作都是想要试图消除受害者可能会有的羞耻感，遭遇这样的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犯罪人决定这么做。我个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感到羞耻。”

近日，《生命暗章》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澎湃新闻借此契机专访了李怀瑜。

李怀瑜

【对话】

澎湃新闻：您为何会选择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自己遭遇的这段经历？小说出版后，您有收到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反馈吗？

李怀瑜：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把这本书写成小说而非回忆录（非虚构），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方面，已经有大量优秀的性侵类题材的回忆录，在我被侵害后的一年里，这些作品对我帮助非常大。倘若我再写一本类似的回忆录，我想我无法在这一领域做出任何新贡献。另一方面，我真正想要探索和挖掘的是少年犯的性格，从他的视角出发，将少年犯的故事与受害者的故事相交织。

这是我能够在小说中得以完成和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强奸犯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从钱宁的角度来创作小说是一次极具创造性的飞跃，如果薇安的经历与我自己非常相似，那么作为作家，那就不需要有那么多想象力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部分（薇安的部分）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而其他部分（钱宁的部分）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而且，将其写成小说，也给了我很多对事实选择的自由和控制，而此前作为受害者时我感到完全失控，小说给予了我实现控制的能力。

总体而言，反馈都是非常积极的，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此反应热烈。除褒奖和批判性认可之外，令人惊异的是，读者纷纷表示我的作品证实了她们自己的性侵经历。一位女士说，她在读过这本书之后，结束了一段虐待型的关系。我也见到过许多喜欢我书的男士，他们读后热泪盈眶，说这本书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女性必须经受的那些经历。

与其他幸存者和支持者的会面使我意识到，有那么多人愿意大胆说出和分享她们的经历，并尝试改变社会处理强奸和性侵的方式，这也是令我十分惊讶。如果我们都能更公开地谈论这些经历，停止对受害者的评判，那么我们就能得知这些罪行的真相。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离这一目标更近。

澎湃新闻：主人公薇安在事发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从报警到取证再到接受一系列应急检查，这些其实向读者展示了欧美国家对受害者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您之前对于这些公共服务有所了解吗？您觉得这些服务在未来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李怀瑜：在我遭受侵害之前，我对这类服务并不是非常了解。为遭受性侵后的女性指引未来的生活也是相当令人困惑。在一些案件中，我看到过这些部门（如警察局）的精心照顾；在其他案件中，我也看到了非常糟糕的服务（如强奸危机中心）。这些服务的质量也会因受害者居住地点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受害者的康复能力也会受到其可获得服务质量的影响。因此，这类服务必须得到改进，但是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这类服务往往资金不足。事实上，它们对受害者的康复至关重要。

《生命暗章》

澎湃新闻：小说的后两部分集中写了案件的审理，而这一整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薇安来说，如同一场折磨，好在最后正义得以伸张。但其实很多性侵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诸如证据不足的问题，您自己是否设想过法律无法判定施暴者有罪的情境？如果在这种情景下，您会怎么做呢？

李怀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施暴者会被判无罪，但是我的朋友们非常害怕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他在最后一刻选择认罪，小说中的审判完全是虚构的。）我认为，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对我来说将是灭顶之灾，这将使我从性侵事件中完全康复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不幸的是，对许多受害者来说，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没有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仍然需要经历艰难的刑事司法程序。

我认为让公众理解刑事司法程序对性侵受害者的损害有多大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想通过这一部分的写作来阐明这一点。我做了许多研究，观察了发生在伦敦和贝尔法斯特的强奸案件，咨询了出庭的辩护律师和公诉人。

司法程序确实不重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辩护的主要论点完全削弱了被害人故事的可信度。这对受害者而言是极大的侮辱和伤害，对受害者的康复更是毫无帮助。此外，在施暴者面前公开作证的场景也非常触目惊心，这种恐惧会对受害者生活的重塑造成极大破坏。在理想的世界里，受害者不必在法庭上面对施暴者，受害者在经历刑事司法程序时，也会得到咨询支持，整个询问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我也不喜欢陪审团对这类罪行进行审判，因为我认为公众对受害者在性侵案件中的言行、举止，甚至连眼神都存在严重的误解。但事实上这些与施暴者是否犯罪无关，受害者往往会最先遭受公众的评判。

澎湃新闻：在《生命暗章》中，薇安在案发后，及时给朋友芭芭拉打电话倾述。在您看来，她为什么做出这个举动，而不是隐忍于心？你认为在遭遇此类事件后的第一时间最好采取什么措施？

李怀瑜：薇安（和我自己）遭受性侵后，立刻给朋友打去电话，因为在被殴打和强奸后，她需要得到治疗。我清楚地意识到，描述我所遭遇的最简洁、最有效的方式是“强奸”这个词。如果我不想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用这个词。所以，这种紧急情况有点像是在“强迫”我自己接受。

在遭受性侵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的安全，告诉你自己那次侵害已经结束了，你真的活下来了。告诉警察或者你信任的人，是走向刑事司法的第一步，但这也是令人痛心的过程，因为通常需要在性侵后的有限时间内提供证据。但你自己的安全、健康和幸福是才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闻：这本书已在不同国家出版。在图书宣传中，你可能需要不断回到当时的场景里，这会对你带来心理负担吗？这些年来在您内心中是如何与这段不幸的经历共处的？

李怀瑜：在宣传推广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持续地谈论我所遭受的强奸和性侵，这的确会让人有些筋疲力尽。但是我撰写这本书并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一问题的全部原因，就是为了使公众了解这类犯罪以及对受害者生活的影响。心理压力是毫无疑问的，但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变得更加专业了。多年来，我对创伤本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随着生活不断向前，新的经历不断涌现，那次可怕的经历也就不再有那么大的创伤力量了。

澎湃新闻：小说中，薇安在朋友的帮助下报警后，回到了伦敦。之后，她主动将自己的经历发信息告诉了20位关系要好的朋友，甚至在回复工作邮件时，将此事告知了工作伙伴。您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吗？当时您有没有担心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面对生命中痛苦的回忆，在您看来如何把握好对他人倾述与隐藏的界限？

李怀瑜：在现实生活中，我和薇安一样，在遭受侵害后便给我的闺蜜写了邮件，向她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我的性侵事件几乎遍布北爱尔兰新闻，所以对我的朋友隐瞒这件事显然有点假。同时，我想让她们知道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根本性的变化，我知道我多么需要她们的帮助，我必须告诉她们事实真相。隐瞒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诚实的。

她们是否愿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痛苦经历完全取决于个人。你没有责任必须要告诉所有人，你也有充分的理由保护自己的隐私。

就我个人而言，出于政治原因我选择公开此事。我确实认为，成为性侵受害者仍有许多羞耻之处。这太糟糕了，因为发生性侵的唯一原因是施暴者决定这样做的，而不是因为受害者做过什么。所以唯一应该感到羞愧的人是施暴者。我所做的诸多工作都是想要试图消除受害者可能会有的羞耻感，并表明我个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感到羞耻。我可以在电视上、在舞台上、在媒体上，向任何人谈论我遭受的侵害。

澎湃新闻：在一些国家，性侵事件发生后，舆论有时候会指责女性，比如衣着过于暴露……您觉得社会舆论和文化背景会给性侵案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怀瑜：强奸是一种改变人生的、危害极大的事情，它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施暴者决定这样做。但是在现今社会里，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能够掌控好自己的生活，那些糟糕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些做出错误决定的人身上，以及那些理应对此感到愧疚或负有责任的人身上。我想这就是为何会有那么多性侵受害者遭受指责。旁观者或许会想：“我永远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这也许能给你带来安慰。然而，如果你认为你的人生可以在瞬间改变，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那就太可怕了。

对受害者的指责也是个普遍存在的大问题，一个人的种族、阶级或文化背景常常被用来解释事情为何会发生在她身上，这会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侮辱与伤害。可能因为我是美籍华裔，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是被陌生人强奸的受害者，这对我能得到大家相信起了很大作用。但不幸的是，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始终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经历的感知与评判。

澎湃新闻：面对受到过同样伤害的人们，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李怀瑜：首先，你并不孤单。在我被强奸后，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极大的孤独感，感觉没有人会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但实际上，那里有诸多受害者和幸存者。

而且，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施暴者和我们身处社会的过错。

最后，康复是有可能的。这不是瞬间就能实现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生活定会变得更好。我做到了，其他人也做到了。

澎湃新闻：您是否参加过一些女权相关的活动和团体？您是如何理解女权主义的？

李怀瑜：在英美国家有很多女权组织，我也参与过其中一些。我还成立了草根组织Clear Lines，目前仍在正常运营，主要通过谈论艺术来解决性侵和性骚扰的问题。

2015年，当我正在写《生命暗章》的时候，我成立了这家组织Clear Lines。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感到非常孤独、孤立，我想要做些事情来克服这种孤独感。我开始意识到有多少艺术作品是为挑战这一话题而创造的，又有多少普通人想要参与到艺术作品之中而不至于感到孤单。因此，如果我能够为艺术家和受众创造某种平台或空间，使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么这将是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积极而有益的一步。这也让我感受到创造力与社团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重要价值。所以我想说，我帮助大家创造了一个艺术家、活动家、幸存者和专业人士都能够聚在一起的空间，让他们在这里相互支持、齐心协力。

女权运动的核心就是认识到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努力消除它们。女权运动需要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我们需要意识到，种族、阶级、教育和性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女性生活中不同的磨难与经历。

澎湃新闻：您曾撰写旅行指南，制作独立电影，筹办影展，开发生态旅游计划，并且在为各媒体写作。可以谈谈您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吗？您想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

李怀瑜：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不会知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今年12月我也将生下这个男孩。这甚至是我在一年前都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更别说是在遭受性侵之后。

我一直都在写作。现在正完成我的第二部小说，内容主要讲述那些保持沉默的女性，这部小说也有望在2020年或2021年出版。

我在西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大部分岁月，但是我依然受到中国传统感知与认知的深刻影响。我非常高兴有这么多中国读者能够阅读到我的经历。在某种层面上，这是一位亚洲女性在西方的经历。另一层面上，这是更为普遍的现象，这样的经历发生在太多女性身上。

这本书的确吸引了众多国际读者，但是有一点很显然：在全世界所有文化、所有国家之中，性侵问题始终存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这种罪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组建社团等方式进行相互支持，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任何地方。所以，或许你可以先从阅读这一故事（我的故事）开始。但是，这也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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