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最后一个元旦（周恩来的最后一个元旦）

1976年1月1日，是周恩来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元旦，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一天，解放军305医院的一张病床上，周恩来静静地躺在上面，双眼紧闭，显然已经陷入昏迷，秘书赵炜在病床前静静地等待着总理醒来，周围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仿佛世界在这一刻静止了，但不管是病床前的赵炜还是病房外的邓颖超以及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并不平静。

图：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的病可追溯到1972年，这一年的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像往常一样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尿检小玻璃瓶，这是每周一次的大小便检查，为的是检查总理的身体情况。

这一次的尿检与往常并不一样，因为显微镜下发现了4个红血球。一次检查其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毕竟是总理，他的健康关系重大，张佐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侥幸。

他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邓颖超，想要准备为周恩来做第二次的检查，为了让周恩来配合检查，他们想了好几个理由。

到了5月14日，周恩来配合取样，张佐良将尿检小玻璃瓶送到了北京医院病理科进行检查。

5月15日，检查结果出来，张佐良眼前一黑，因为显微镜下出现了8个红血球，报告单上还有九个大字：膀胱移形上皮细胞癌。

谁也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周恩来的身上，于是北京医院病理科联合北京各大医院病理科的专家以及教授共同会诊，但结果并没有改变。

或许真的是事情太大以至于人们对自己的技术产生了怀疑。吴阶平又派专家携带着资料到天津和上海两地找专家进行会诊。

为了确保会诊的准确性，吴阶平要求不能透露患者是周恩来这个事实，但这样背对背会诊的结果，依旧没有改变什么。

5月18日，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会诊显示，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不管人们如何接受不了这个结果，但结果就摆在那里，任谁也无法改变，吴阶平和张佐良将这件事写成报告请求上级领导的指示。

图：周恩来总理

尽管周恩来身边的人对周恩来患癌这件事很重视，但周恩来却并不怎么在意，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在意，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重的担子要肩负起来，他没有时间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

此时的毛主席也是疾病缠身，周恩来就更不敢停下来休息治病了。

他在负重前行，他在苦撑危局，不计后果，不计生死。

最初的半年，周恩来的身体除了日渐消瘦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他也没有要治疗的意思，即便身边的人都很着急，但总理太忙，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

而到了1973年的1月5日，周恩来的身体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尿血。当警卫秘书张树迎第一次看到那红色的时候，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端着周恩来的血尿，跑到张佐良的值班室，说话都结巴了。

他说：“尿……都是红的……全是血……”

张佐良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跑去见周总理，总理却打断了张佐良的话，他自己的身体，又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才拖到了今天。

张佐良等人没有办法，只能将这件事告诉了叶剑英，治疗迫在眉睫。

1973年3月5日，叶剑英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立即批准了“先检查、后治疗”的两步走治疗方案。

3月10日，周恩来在玉泉山的一间临时布置的病房内做完了第一次手术，手术由吴阶平主持，当时还是癌症早期，手术很成功，当吴阶平从手术室出来宣布结果的时候，邓颖超大姐哭了，所有等待的人员都哭了。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

然而这个成功维持的时间很短，因为周恩来缺乏病情恢复的最基本的条件，即休息的时间。别说是休息，就是正常的工作都不可能，周恩来经常一工作就是二三十个小时不休息，时间长了，再强健的身体也受不住，更何况周恩来还是一名癌症患者。

所以，距离第一次手术过去了七个月，周恩来再次尿血，癌症复发。

复发意味着周恩来的癌症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即便如此严重，周恩来的化疗也无法和正常的病人一样住院进行，而是在西花厅，在周恩来工作的地方进行，而且还是见缝插针的进行，只能在周恩来忙碌之余随即进行化疗。

效果如何，其实不用说相信很多人也能明白，周恩来实际上就是在拿生命换时间。他在和时间赛跑，把一天当两天、 三天甚至五天用。

也因此，化疗时不时中断，病痛再未离开过周恩来。

到了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发生转移，身体更是明显的消瘦下来。

这一年的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手术，这是他住院的开始，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

而周恩来病情的恶化是有先兆的，在五月份就先后出现了三次缺氧情况。

他是在是太忙了，就1974年的正月到六月一日之前的五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这个癌症病人工作了139天。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工作时间在12到14个小时的有9天，而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时间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甚至还有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时候。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撑不下去，然后周恩来拖着病躯撑下来了，其代价就是癌症发生转移，他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从1974年的6月1日到1975年的6月，周恩来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手术，然而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体重仅剩下61斤。

图：周恩来总理在解放军305医院的病床

笔者写到这里，鼻子一酸，泪水刷一下就出来了，真的是太心疼了，很难想象我们的总理是靠着什么样的信念撑着病体在工作。

是的，即便是在解放军305医院里，周恩来也是忙碌的，休息对他来说就是最奢侈的事情。

到了1975年的9月，癌细胞全面扩散，病情继续恶化，免疫力迅速下降，

医疗组取消了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的散步，周恩来自此没有出过病房，也是在同一个月，周恩来不得不进行了第四次大手术，在10月又进行了第五次大手术。

至此，周恩来已经进行了大大小小13个手术，然而病情依旧来势汹汹，并没有对周恩来手下留情。

1975年12月7日，周恩来突然陷入昏迷，这是他患病以来的第一次昏迷，这预示着周恩来的生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倒计时。

不用身边的人告知，他自己就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开始抓紧时间安排一切，但他的时间实在有限，因为越来越多的时间里，周恩来都是昏迷的。

而且周恩来已经无法进食，浑身插满管子，疼痛折磨着这个伟岸又瘦弱的老人，到了此时，周恩来才真正不再工作，不再开会，不再频繁接见一个又一个的人，倒是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邓颖超也有了时间陪在周恩来身边，两人常常什么话都不说，就那么看着对方，有时候会交谈几句，有一次，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看着瘦弱不堪的周恩来，邓颖超深情地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你不说，我不说，彼此心意相通，人生大约就是如此吧。

但邓颖超却也开始将周恩来的情况告知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人，包括西花厅的秘书，当秘书们知道周恩来时日无多的时候，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但谁也无法回避这件事情。

12月31日，秘书们获准到医院看望周总理，他们去得很是时候，周恩来刚刚从昏迷中醒来，就看到了病床前一起工作了数年的同志。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来了。”

图：周恩来总理

仅仅四个字，让大家湿了眼眶，但谁也不敢开口说话，打破这种沉静，周总理休息一会才又说：“问家里同志们好，我累了……”

说完再次昏睡过去，秘书们没有想到周总理居然已经虚弱到这种程度，他们出了病房之后，一个个都哭了，仿佛只有哭才能释放心底的压抑。

时间的指针很快到了1976年1月1日元旦这一天。

这是新的一年，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除了周总理的病情，医疗组给出的结果是，周总理可能等不到1976年的春节。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希望与残酷，可能同时到来。

似乎是元旦的喜庆传染给了周总理，他居然有比较长的时间处在清醒状态。

周总理躺在病床上无法工作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即看报纸。开始的时候是他自己看，后来是秘书、卫士、医生、护士念给他听。

周总理看报和他的工作一样，很是仔细，每张报纸的边边角角都要看，都要读，容不得一丝遗漏。

这就给读报的人带来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当时很多报纸上的报道是不能让周总理知道的，因为他一旦知道，很可能就躺不住，即便不能工作也会操心，为了不让周总理继续操心，秘书们和邓颖超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读假报。

其实报纸并不是假的，只不过是过时了的，是以前发布的，然后秘书们收集到这些报纸之后对日期进行修改，然后再读给周总理听。

这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并不简单，周总理是什么人，又岂是别人轻易骗得了的？所以他们造假的工作非常小心、细致，务求逼真，至少不能让周总理发现。

或许是疼痛让周总理思考的时间变少、变浅，秘书们倒是用过时的报纸糊弄了周总理很长时间，只不过到了1976年1月1日，这一天的报纸似乎并没有避讳周总理的必要，因此这一天的报纸对周总理是敞开的。

同时周总理在这一天的清醒时刻听到了电台的广播。

这一天的广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元旦社论中提到《诗刊》发表了毛主席的《词二首》，即毛主席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

图：周恩来和邓颖超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赵炜在最中间

周恩来听到这里，突然来了兴致，示意秘书赵炜给他读《人民日报》。

赵炜拿出报纸给周总理读了毛主席发表的两首词，这里附上两首词的内容，第一首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赵炜一边念一边看周总理的神色，她看到周恩来罕见地忍着疼痛嘴角抽了抽，挤出几丝笑容，甚至发出来微弱的笑声。

赵炜知道周总理很喜欢毛主席的这两首词，

这两首词虽然是1976年1月1日才发表，实际上早在1965年就写出来了，只不过当时写的和后来发表的略有差别。

1965年5月，在长沙的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我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看。”

井冈山对于毛主席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领着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二年，毛泽东与朱德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后来的红军，从此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虽然不久之后，毛泽东离开了井冈山，但井冈山的革命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到了1965年，毛主席想回到井冈山去看一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于是1965年5月22日，毛主席在张平化和汪东兴的陪同下重上井冈山。车队在午饭后从宁新出发去往宁冈，绕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一圈，然后直达海拔1343米的井冈山黄洋界，在黄洋界，毛主席下了车。

图：毛泽东主席

早有井冈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等着毛主席的到来，他们陪同毛主席走到了一座纪念碑前。

这个纪念碑和1928年的黄洋界保卫战有关系，碑的一面是朱德题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另一面是毛泽东写的一首词，即《西江月·井冈山》，词的内容是：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毛主席看到这个纪念碑，一下子就想起了1928年时候的情况，不由自主向身边的人讲起了那段历史，看到毛主席兴致很高，井冈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还将黄洋界的讲解词拿出来给毛主席看， 其中还有一段关于《毛泽东的空山计》的京剧。

毛主席看到后情不自禁地哼了起来，等毛主席哼完之后，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毛主席说：“去年‘末代皇帝’溥仪也上井冈山瞻仰革命遗址，他兴奋地唱了这段《空山计》京剧，还赋了两首诗。”

毛主席听完后笑着说：“共产党把皇帝都改造好了，我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吃了一次饭，坐在我身边，我劝他结婚成家，他很感动。我还用稿费帮助他改善生活，他不好意思收下。你们说，他在井冈山赋诗二首，我也想在山上填词二首。”

毛主席并不是说说而已，等到5月29日毛主席离开井冈山的时候，真的已经写了两首词，即1976年元旦发表的那两首词，只不过，当时写的词和后来发表的词还是有区别的。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写词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即便他当初在井冈山上说过要写，但没有谁知道他真的已经写了，但等到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他的词很快被被人要走了，这个人就是邓颖超大姐。

毛主席刚回到北京不久，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其中还有女外宾，所以邓颖超大姐陪同毛主席一同接见外宾。

活动结束后，邓颖超似乎料定毛主席重上井冈上会有新作，于是询问毛主席有没有新作，她想拜读一番。毛主席对邓颖超大姐说，等有了新作一定会向她请教。

图：毛主席给邓颖超写信，附词二首

等回去之后，毛主席就拿出在井冈山写的两首词，反复琢磨了两夜，几经修改，将已经成型的两首词打印出来寄给了邓颖超大姐，在词的顶端，还有毛主席写给邓颖超大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落款是毛泽东，日期是九月二十五日。

信的下面就是打印好的两首词，分别是：

水调歌头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早已变新颜。到处男红女绿，更有飞流激电，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抛出几泥丸。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五月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民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你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白，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添牛肉。不须放屁！请君充我荒腹。

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所写词的原稿是怎样的，现在已经不可考，而他寄给邓大姐的应该算是最早的清样了，确实与后来发表的略有不同，说明毛主席后来又经过了数次修改，精心推敲才有了发表后的模样。

那么，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什么会让被病痛折磨的消瘦不堪的周总理轻笑出声，并一次次让秘书等人为他读呢？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

其实我们看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并不简单，《重上井冈山》是毛主席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所作的一首词，以登井冈山为题材，其中崇高的理想、伟大的实践精神穿插其中，既有对往事的怀念，又有一种迎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慨然大气。

而《鸟儿问答》则是采用了寓言的形式，用一只无畏的鲲鹏和一只胆怯的小雀之间的对话和行为来表达一种观点，高度概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论战。毛主席的大无畏精神表露得淋漓尽致。

其实我们看这两首词，都不是简简单单的诗词，而是有很深的政治寓意的，正是读懂了毛主席想要表达的观点，因此才轻笑出声，一遍遍让秘书给读这两首词。

说起来，周总理和毛主席相携走过了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信任与默契程度是非常高的，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他们之间是彼此成就的，然后一起成就了新中国。

1925年，27岁的周恩来与32岁的毛泽东在广州见面，籍贯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经历也不同的两个人却因为共同的理想有了第一次握手，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并肩作战。

似乎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力排众议，在很多人不相信毛泽东的时候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尤其是遵义会议的举行，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让周恩来和毛泽东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时间飞逝，转眼就到了1976年的元旦，这个时候周总理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毛主席也疾病缠身，说话困难，已经不能走路。

尽管两人的住处相隔不过几百米，但这几百米却让这对同舟共济半个世纪的老人无力相见，也无法相见。

两人最后一次在镜头前握手居然要追溯到1974年5月29日，也就是周总理住进解放军305医院前夕，命运似乎对两位两人都没有优待，时间带给他们的是满身的病痛。

图：1974年5月29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一次在镜头前握手

在周恩来的最后时日里，他一次次让身边的人给他读毛主席的诗词，一次次抚摸毛主席的像章和诗词，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相见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8分，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孤单的，邓大姐不在身边，革命战友不在身边。

等他离世的消息传来，唯有泪水是所有人对他的怀念，邓大姐哭了，急急忙忙赶往医院，见到的再也不是鲜活的爱人。

当毛主席得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滚滚而下。

1976年的1月份，泪水似乎格外得多，而到了九月，毛主席也永远离开了我们，更大的悲痛席卷而来，这一年，注定是不能忘的一年，关于过去，关于未来。

到了十月，邓颖超大姐毛主席两首词的清样做了一个注：

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女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这两首词，在今年正式发表，有几处主席作了校改。

邓颖超注

一九七六年十月

至此，周总理、邓大姐和毛主席关于毛主席词二首的故事就落下了帷幕。

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毛主席和邓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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