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型工业化）

张其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要：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对工业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而是一种新型工业化，是一种高质量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其特点是，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传统经济与新经济融合发展、资源环境友好、技术进步和创新贡献不断提高，是一种包容性的工业化。自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之所以能够成功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建立了一种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型工业化；包容性学习与创新JEL分类号:O14;I32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的新要求

在一般的意义上，广义的工业化就是指现代化，既包括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升，

工业部门就业比重的提升，也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狭义的工业化则仅指工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增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工业化，有其独特的内容，既非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小康目标时，指的就是人均收入水平。1991年国家统计局会同计划、财政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提出了反映小康社会内涵的16个基本指标，这些指标中并没有工业化的指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时，包括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四大内容。虽然这些内容没有直接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容，但很显然，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依托，这些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宣布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同时还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把实现人均GDP提高与工业化、城市化等挂起钩来。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何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此也进行了明确阐述。按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型工业化就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这里提到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应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巨大，二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这两个方面的含义表明，新型工业化不是一条完全扔掉传统产业的工业化。巨大的劳动人口规模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素质，对中国传统产业发展及改造升级提出了要求，也是支撑中国传统产业发展及改造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再次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报告同时强调，要显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创新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等。

党的十九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2020年这个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基本矛盾已经发生的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本矛盾已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的阐释，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出现在了党的文件中。

综合十六大以来，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等报告中有关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工业化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了新要求，总体要求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一条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之路，其主要特色和要求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结构优化的工业化。结构变化是衡量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传统的工业化标准，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也比较重视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特别是第二产业比重的提升,在各个产业内部表现为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比重提升，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比重下降。这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当然也不能脱离开这个一般性要求，但全面建成小康社对结构优化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此。除这个要求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结构优化，还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必须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推动的工业化，而不能是一条牺牲农业，主要靠工业或主要靠服务业推动的工业化。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创新驱动型的工业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是要素驱动型的，工业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以及其他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拉动，创新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相比于要素投入，其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水平不高。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经济规模的扩大，要素的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不断提高，后发技术优势随着与前沿技术的趋近而缩小，可引进或吸收的外来技术种类趋于减少，以要素大规模投入拉动工业增长的回报趋于下降，此时，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大力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新旧经济融合发展的工业化。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正值全球处于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时期。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工业化进程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在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大格局下，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不顾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要求，仍完全依照发达国家的顺序，按部就班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再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等。如果这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阶段也就不可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的工业化同样也不可能是完全抛弃传统产业，仅依靠新产业来推动的工业化，而是要走一条传统产业改造不断升级、新产业不断扩张，新旧产业不断融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时，曾经提出过库兹涅兹曲线，也就是倒U型曲线，意思是指，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资源环境状况是比较好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环境状况会恶化，但并不会持续恶化下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源环境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遵循这个逻辑，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径估计，我国仍没有越过库兹涅兹曲线的顶部，资源环境状况还只能继续恶化。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确实付出了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业化必须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工业化，这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也是保证工业化可持续性的需要。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工业化进展

（一）产业结构优化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2002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总体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加起来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1）。从产业结构变迁考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靠工业拉动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2002年以来的总体趋势是，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以及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2年与2000年相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2018年与2012年相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更快，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以上（见图2）。产业结构优化从产业内部而言，会表现为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比重上升，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比重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内部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3.9%和32.9%，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主要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统计局工业司，2019）。

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1978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学习的是苏联经验，同时也根据自身经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把整个经济部门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到改革开放前，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也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向谁学、如何学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1978年，《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第一版发表此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并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道路，也为正确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道路。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但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还找到了正确执行这一原则的方法：对于新事物，先采取试点的办法，通过试点，看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试点成功了，符合中国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再进行推广。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也避免了因完全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经验、照抄照搬本本，而给经济发展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的出现。

（二）尊重大众的首创精神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制度并不是来自本本、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正是这一伟大的创造，启迪和推动了中国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的自主权较少、主动性较低，缺乏自主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基础。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把企业比作算盘珠，就是企业要靠行政机关从外部推动，推一推，就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改革开放一开始，理论界就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开展了讨论，在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的讨论中，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指出，过去的经济体制是按“国家本位”建立起来的，把全国当成了一个经济组织，现在要把企业当作一个能动的主体，当作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新的认识推动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其次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中开始引入民营资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也开始转向管资产。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都得到了不断发展。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自主性、能动性不断扩大，创造性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充分发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作用

中国工业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也是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不断地扩大开放，使中国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锤炼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从全球化的历史看，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的全球化大分工。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以生产工业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主要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部门间分工阶段。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将一些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由这些发展中国家组织生产。在这个阶段，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主要是相对成熟和在发达国家组织生产缺乏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这一阶段，因为西方国家采取封锁政策，中国对全球产业分工的参与十分有限。第三次全球产业分工，表现为产业内分工或者说是产业链分工，就是一个产业被拆分成多个环节，不同的环节被配置到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缺乏优势、附加价值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通过改革开放，使企业有机会、有积极性和能动性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去，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提升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对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提升工业生产能力，西方的学者或政府，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有着错误的认知。美国政府认为，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相比，没有实行对等开放，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竞争的手段、通过不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的。这类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推动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度的过程，当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度、竞争公平性，相比以前不仅有着极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质的提升，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完全是伴随着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而取得的。

当然，不断扩大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扩大开放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并非盲目发挥扩大开放的作用，中国扩大开放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一种自主的开放，就是把扩大开放与中国发展阶段和改革的进程相匹配，是主动型的扩大开放，而不是被动型的；二是中国的扩大开放不是谋求单赢，而是追求共赢，中国扩大开放的目标不单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通过扩大开放让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三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全面的，不仅是面向发达国家，同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开放具有包容性，是一种包容性的开放，而非掠夺性的开放。

（四）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张培刚教授在谈到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时就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小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是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区域之间差异大，就会产生多样性的优势，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考虑了这个特点，就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林重庚教授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就提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学者就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东欧的改革模式。他提到，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东欧学者在会后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考察，考察途中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综合改革所需的人才、物资匮乏，进行一揽子改革的条件不足。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逐步推进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到实行全面开放，走了一条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因为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差异，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加了回旋余地：一是国内产业体系可更加多样化。地区间存在各类差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走一条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产业体系之路，但客观上有利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地区间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可以在内部实现产业的梯度化转移和承接。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将其不具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在国内实现雁阵式产业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各类产业的生命周期，减缓了各类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速度。三是地区间的各类差异提高了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2008年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能较快地克服冲击、实现较快增长，一方面固然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地区间差异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大有关系。当然，客观上，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多样化的优势，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同，水平不一，只是为发挥多样化优势提供了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则离不开中央的各种政策措施。只有全国一盘棋，将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地区的多样化优势才能变成全国的优势。

四、结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做过充满臆想的解释，他们主观武断地把中国政府称为“攫取型政府”（2019）。在他们看来，“攫取型政府”可以通过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迅速递减，追赶型任务完成，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此时，“攫取型政府”因为会阻碍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14）。按这个逻辑，他们预言，中国经济一定会出问题（2019）。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于“攫取型政府”与创新的关系或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言则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制度的判断是臆想出来的。中国工业化成功的经验表明，中国政府和制度并不是他们所谓的“攫取型政府“，中国的经济制度，也决非他们所谓的“攫取型制度”，中国的政府是一个推动包容性发展的政府，正是因为中国建立起了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条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工业化，中国在这条工业化之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十四五”之后，中国将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时期，将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展望“十四五”，中国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挑战，传统经济与新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挑战，国际竞争格局面临深刻变革的挑战等，但可以预期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中国新型工业化之路，必定是一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更加协同发展，新旧经济更加融合发展，更具绿色化，更具包容性，创新驱动作用更强的工业化。

[1]中国台湾地区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译为戴龙·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

[1]达龙·阿西莫格鲁：《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比较》2014年第5期。

[2]戴龙.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1]：《国家为什么失败》，台湾：卫城出版社2014年版。

[3]邓洲：《中美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4]胡雨朦：《中美云计算产业竞争力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5]郭朝先：《中美物联网产业竞争力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6]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增长的方法》，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7]林重庚：《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比较》，2018年第11期。

[8]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创新指数为212.0，科技创新能力再上新台阶》。

[9]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工业经济跨越发展，制造大国屹立东方》。

[10]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

[11]国家统计局能源司：《环境保护效果持续显现，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

[1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产权组织事实与数据》。

[13]王磊：《中美大数据产业竞争力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4]袁惊柱：《中美平台经济竞争力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15]周叔莲、吴敬链、汪海波：《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自动调节》，《经济研究》1979第9期。

[16]张其仔：《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7]张其仔：《加快新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构建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

[18]张其仔、张建英：《新经济竞争力的测算与国际比较》，张其仔主编：《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9）No.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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