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笔下贾宝玉的下场(曹雪芹奠定红楼梦)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红楼梦·西江月·批宝玉》

曹雪芹笔下贾宝玉的下场(曹雪芹奠定红楼梦)(1)

吾每常读《红楼梦》,不以贾宝玉为然,甚而痛恶其为“软蛋”,然湘平亦常笑讽余为“假宝玉”,想来,我亦“潦倒不通时务”者也!

书第二回,曹雪芹便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荣宁两府,并转述宝玉之言,云:“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便是“混世魔王”贾宝玉的第一句名言了,表达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境界,也可谓贾宝玉的人生信仰。

在《三国演义》里截然相反,诸葛亮在司马懿营前叫战,司马坚守不出,孔明先生竟然送了一套女人的衣服,以示侮辱。可见,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价值观念直至罗贯中,依然是男权文化的附庸而已。

如果营帐内是贾宝玉的话,恐怕他要将孔明视为知己了,非但不会认为是侮辱,而且还会主动休兵罢战。

书第十三回,秦可卿大丧,凤姐也劝宝玉,“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俩儿坐车,岂不好?”

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到凤姐车上。脂批云:“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阿凤真好才情。”对宝玉之女性价值观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也可见凤姐才是最懂宝玉的女人。

然诸葛孔明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堂堂男子且能作女儿态?自然更不会休兵,必要忠君报国,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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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贾宝玉对此更会不以为然了,作为对审美价值观的绝对反面,——“道德价值观”的真正解构,即是他的论“文死谏,武死战”之说。

其主要理由是:“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大义。”

其结论是:“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反面春秋的说法。

贾宝玉要表达的是:既然朝廷是“受命于天”,就不会有“昏君”有“刀兵”,就不会要求“文死谏”“武死战”;既然有“昏君”有“刀兵”,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就可见朝廷不是“受命于天”。

因此,与其为那“不圣不仁”的朝廷去死,倒不如在“女儿国”里徜徉,为这些女儿们去死。

这就不只批判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封建忠义文化的最高道德信条,而且还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讽刺了“君权神授”说。

其实,当曹雪芹说宝玉把世间的男子都比作“浊物”时,个中便已展现了其对封建社会道德观念之极大的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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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说的各种“呆话”,其思想倾向从浅层上说,是对男尊女卑的否定;从深层上说,是对封建宗法思想、制度、伦理价值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生存权力结构,即“男权文化”,具体内容即“三纲五常”。女性在这个社会体制里没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男性也无),没有自主权,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三从四德”。

但是,贾宝玉因“打小就在丫头堆里”,一旦发现了大观园里的少女和女奴们,尤其是黛、晴、探、妙、鸳、琴等这些个性独特,人格魅力十足的女性之后,他的思想、意识、情感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他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而已。”

曹雪芹又借甄宝玉之口云:“这女儿两个字,是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还更尊荣无对的。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

但如钗、袭、湘辈来规谏他“知经济学问”时,他又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对此,贾母认为他是“错投了胎”,警幻仙姑则称之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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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淫”是以“死名死节不如死于为诸丫环充役”为其哲学底蕴的。所以,独得此二字绝妙的贾宝玉,“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我以为,以“尊重”“博爱”“体贴”三个词来解释贾宝玉的“意淫”,而以“尊重”为本,大概是比较切合曹雪芹的原意的。

贾琏的小厮兴儿当着尤二姐、三姐就是这么评说宝玉的:“独他没念过正经学堂,说的话也没人懂,做的事也没人知道,只爱在丫头堆里混闹,也没人敢管,可也不刚柔。”

“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贾宝玉作为贾府的“金凤凰”,却‬“不要人怕”,“只管随便”,着重反映了一种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人平等的进步诉求,实质上也就是人本观念和人权意识,亦即明清之际萌芽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

尤三姐恰是同司棋一样的自由恋爱者,虽然自刎而死,但她也懂宝玉:“他是在女孩子面前怎么都过得去,只是不合外人的式。”

柳湘莲虽为贾宝玉的好朋友,但他不如宝玉。他之所以悔婚,也是骨子里的男权思想在左右他的行为。三姐死后,湘莲出家,亦为最后宝玉绝断红尘埋下伏笔。

贾宝玉还有一句重要的“呆话”,就是他和紫鹃说的:“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

“我只告诉你一句趸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

“化灰化烟”,已几成贾宝玉的口头禅。这是贾宝玉的生死观,也是曹雪芹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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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红楼梦》未完成最后定稿,也泪尽而逝,后四十回手稿也散失了。难道不是贾宝玉的言论在客观现实里的照应吗?

贾宝玉也为晴雯伤心落泪,几乎伤心欲绝,也借《芙蓉女儿诔》开始向王夫人打响了准备反抗的“第一枪”。

不过,以晴雯、鸳鸯为代表的贾府女奴的反抗,并不是由于贾府的“为富不仁”,正相反是“富而好礼”。

“仁”与“礼”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贾府对奴才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奴役加践踏,而是奴役加保护。

主子一面把奴才看做猫儿狗儿,奴役他们,一面给他们锦衣玉食,还按月发给“月钱”。这是“王道”和“霸道”的共同特点,即“内圣外王”。

“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是在于,对这些“猫儿狗儿”的具体态度上:奴役加践踏,是谓“霸道”;奴役加保护,是谓“王道”。

所以贾府对奴隶实施的主要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它以所谓“仁义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用贾政的话来说就是:“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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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夫人一巴掌就把金钏送进了井里,这也是晴雯之所以起而反抗的原因溯源,并且“一处不了又一处”,再芳官的加入。

因为,她们朦胧的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会说话的“猫儿狗儿”;既然是“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权,就应该能够自由的支配自己的言行,并且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

很显然,贾宝玉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整个贾府,也只有他一人这么认为。

王夫人很快就露出了“霸道”的真面目,“抄检大观园”,晴雯、司棋便被赶出大观园,下场皆是惨死。芳官被迫出家为尼。

大观园的“小姐”们更毋庸赘述了,自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之后,一片肃杀凋零,“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秦可卿的谶语开始应验。“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语)

一曲《葬花吟》,千红一哭;一首《桃花行》,万艳同悲!是故,《红楼梦》的悲剧是女性被毁灭的悲剧,是美被毁灭的悲剧,是“人”被毁灭的大悲剧。

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悲剧也是必然的。因‬就历史和文化的“退化‬”趋向来说,后者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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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贾宝玉的形象塑造,究其哲学精神是寓“生万物之三”回归之于“一”,它来自于儒释道又跳出儒释道,融入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而扬弃了“霸王道‬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本质上‬极端利己主义‬成分。从而,使贾宝玉鲜活的个性与思想,跃然纸上,使之成为“今古未有之第一人”。

曹公序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一把辛酸泪”从何而来?不难看出,曹公最终并不愿意让贾宝玉遁入空门,却又不得不让他“悬崖撒手”,可以说,老庄的‬无为‬和佛家的色空观亦如伊甸园‬里的苹果‬一样‬,萦绕在曹雪芹的脑海里,这便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大悲苦也‬!

在三百年前,曹雪芹为他塑造的这个贾宝玉,这个“情不情”的“异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彼人间世界,竟找不到可以为“人”安放的位置和地方!梦阮兄自己,亦同。

这也好比如今身在大城市,心在黄土乡的“打工人”,正因不是“自由人”,故灵魂也无处安放。

如果说耶和华主张的是“神的意志”,尼采主张“权力意志”,叔本华主张“生命意志”,卢梭主张“自由意志”。

那么,曹雪芹主张的就是“人的意志”。且从此打破了主宰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之“内圣外王”的道德意志。

我之所以不说是儒家或道家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我贬低或抬高之,仅是它们不足以代表道德意志的内核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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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西方人信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大抵自文艺复兴之后,至少已完成了“人的觉醒”,我们则尚未达成“人的萌芽”。

曹雪芹也仅仅是打破了道德意志,但是打破后的碎片撒了一地,至今仍然闪耀着。人的意志亦为人首先可以称之为“人”,才能定义和向往之。

人若不能称之为“人”,则只是动物。动物不会有意志,也不会有思想倾向,最多只有生存的本能和技能。

所谓“适者生存”,所执行的也不过是“劣胜优汰”的“退化论”法则。

但毕竟是高级动物,所以需要“道德意志”来伪装和教化。比如,再冠以什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强者逻辑,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弱势思维,关于这一点,我在《谈“母豹子”王熙凤》一文中已经透彻的指出。

曹雪芹是唯一真正掀开这个伪装,并‬将其‬完整‬解构的‬中国‬哲学家‬。‬但他不是“三国演义”式的,也不是“水浒”式的。

即不是用“好人”和“坏人”这样的文化来定义历史,也非以“造反”和“革命”这样的历史来解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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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大历史观和大宇宙观的宏伟视野下,提出了类似“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人类(前进与发展之)根本性哲学命题。

也不是王阳明或李卓吾式的自说自话,以悟道或觉醒的名义,仍在传统价值取向的范围内反传统。

曹雪芹的思想和“神的意志”不谋而合,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境界。但大大超出了宗教的目的性,即不以目的性为目的的目的。这是哲学存在于人文境界中的超越性,亦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贾宝玉即为这样一种意志与境界的代言人,即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相类,不过贾宝玉的终极目的是“化成灰”和“化成烟”。

贾宝玉即使在神的世界里,即太虚幻境,也只是一个“侍者”,不是什么全知全能的人格化的神,更不是《西游记》里的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他只是“和一干风流冤家下世为人”去了。

这就是曹雪芹所创造的“大观园”,它是“神的境界”在人间世界的具象投射。但由“生存境界”如何转向“神的境界”的这个过程中,有最重要的两个字,一是“情”,一是“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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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大部分人不但理解不了曹雪芹的“情”,更无法理解贾宝玉这个“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亦如同人们同样从未真正理解,孙悟空为什么一定要打死白骨精,武松‬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潘金莲‬。

这便是道德意志的余毒非常深厚的缘故了,人们只是作为“人品”的道德主体的社会性而生存,而完全忽略了作为“人格”的知识本体的个体性的存在。

即人生的本质始终是欲望,而不得不在欲望的驱使下,陷入无尽的痛苦和沉沦的循环。

这欲望是由“人品”来定义的,非“人格”来浇灌的。推及至上古时代,唯一接近这样的思想的是老子,而后隔断了两千年,直至曹雪芹。

三百年又过去了,如果生存问题永远看不到希望,那么存在问题也就永远得不到解答。可是,希望不是求神拜佛,更不在于任何外界的给予或掠夺,仍在人的本性、本真、本心的‬回归‬、发现‬、觉悟‬之中。

中国人一旦何时彻悟了“情”与“淫”的分野,方才是开始为“人的阶段”了。那时,我们才好来谈谈什么独立、自由、平等这些命题罢!

张锋 辛丑冬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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