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标语的作者是谁写的（密林标语的作者）

延安吉

延安吉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而传奇永远与艰难为伍！

他是中共山东著名的早期党员之一。奉命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后被捕入狱；从上海到东北，参加抗联，一个人被困林海雪原3个月。为了活下去，用匕首在300多树干上刻下了誓词，这就是金日成主席后来提到的“密林标语”。他被金日成主席在《与世纪同行》一书中尊敬的称为“小延老师”，他的革命经历以《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被收入了《国家记忆》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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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家乡入党

我青年时在青州(益都)中学读书三年多，中途退学到济南考入了徐祚夏在北园办的护士学校。入学仅二三个月的时间，因父亲去世，我只好辍学回家，以耕种维持生计。此时，我大哥延安庆也由青州蚕桑学校毕业，去寿光县彭家道口、东庄小学当了教员。

我村的延伯真从济南一师毕业后，于1922年去青岛当了教员。1923年，他经邓恩铭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此年冬，他回广饶、寿光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分别介绍我和寿光县张家庄的张玉山入党。随后，我与张玉山建立了中共广(饶)、寿(光)支部。

延伯真指示我们，直接受济南一师的吴芳领导。以后我以延蔼民的署名和吴芳有过多次的来往通信联系。1924年上半年，根据上级指示，广饶、寿光两县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独立活动。广饶这边成立了延集党支部。

自1923年冬到1925年秋，我在广饶期间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一是发现党员，扩大组织。我首先发展了本村的延春熙(延春熙后叛党)入党。不久，我又发展了延俊章、延安庆入党。延安庆接着就在彭家道口、东庄发展了几名党员。

这个时期，刘子久曾托延伯真捎口信告诉我，说他的叔伯兄弟刘英才、刘育才要入党，要我去和他们联系一下。因此，我去过刘集村两次。张玉山同志在寿光也积极活动,发展了一些党员。我第二次到寿光时(就是“广、寿支部”即（将撒销的时候)，张玉山告诉我，他准备发展马保三等三人入党。

二是发行《向导》周报、《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都是上级党组织直接由北师大寄来的，主要由我和延安庆负责。三是同上级进行联系,接受指示。除了通过通信与吴芳联系外，我还按吴芳来信指示去过一次济南同他接头。不料在路上被警察抓去了，到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四是办农民夜校。为了争取、团结农民群众扩大革命力量。我们在1923年和1924年连续办了两冬农民夜校。夜校办得非常简陋，临时找一口破房子，灯油、书费靠我自己掏腰包。开始，参加的人很少，我便用唱鼓词、说闲书的办法吸引大家。这样，夜校才慢慢地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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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青岛锄奸

1925年秋天，我参加了山东党在潍县二十里铺个师范学校里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山东党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会议开了三天时间，白天睡觉晚上开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只记得有延伯真。会议结束时，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调我到青岛去工作。

大概在这年的秋末冬初，延伯真和我一起到了青岛。我先在李春荣处住了几天，然后依照组织的安排去四方小学当了教员。到晚上，我就到党组织办的职工学校上课。那时党组织还在铁路学校办一个英文补习班,教员是益都张孟口村的王元盛。延伯直是在青岛市南京路小学当教员。

那时，我知道青岛有一个党支部，由王元兴、王元盛、李春荣、赵玉章、延安吉等七人组成。孙秀峰是淄川人。李春荣、起玉章都是益都人。我们七个人分成铁路总工会和纺织工人两个党小组。记得四方小学里有个地下室，夜里孙秀峰就在里边刻钢板、印传单。

在青岛时，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在处决叛徒郭福祥时，是向李春荣的舅舅借的枪。郭福样是个火车司机，在我去青岛之前，他出卖了青岛党的负责人李慰农，得赏两万元。因此，党组织决定处死这个叛徒。开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都装作不知道他是个徒。

等把他稳住后，我们向李春荣的舅舅借了两支手枪，以开会为名把郭福祥叫到胶州湾岸边芦苇塘里的一只船上，由赵玉章、王元盛等人把他扔到了海里。

1924年或1925年，我还和延伯真一起到过益都邓恩铭家里一次。邓恩铭是贵州人，后来投亲来到了山东省益都县他的叔父家里。我们到邓思铭家时，他和两个孪生妹妹一起出来接的我们。

在他家，我听他说，先前有几个同志被捕了，是他向家索取现洋三千元，想办法营救出来的。这些同志获释后，由苏联大使加勒汉派船送往苏联。邓恩铭是在济南北园被敌人逮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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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广州被捕

胶济铁路罢工胜利后，形势日趋紧张。1926年秋，组织上决定送我到黄军校学习。延伯真通过山东有名望的范予遂先生给我开了介绍信，并给了二十元钱做路费。去黄埔前，我曾和延伯真回家一次。

我们四人先从益都到了青岛，在青岛又等上三个人，然后一起去了上海。在上海没有等上其他的人，只好先行到了广州。我进的是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搞“清党”时，我在这里被捕入狱。

国民党搞“清党”，先是采用集合站队，叫共产党员报名站出来的办法。因为事先党组织已作了秘密指示，所以并无人吭声。此计不行，又生一计。他们就采用所谓“公推”的方法搞互相检举，说共产党最革命，谁最革命谁就是共产党员。

这样“推”来推”去，我就被“推”进了监狱。在广州监狱(国民党所谓的“感化院”)中，有我们党的特委。在她的领导下，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记得监狱长(“感化院”院长)叫何思远，他派了五十多名教师对我们进行“感化”，还给我们发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xx宪法》和《军事八大教程》等材料。

特委便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其中的一些材料。何思远派来的五十多人不但没有感化了我们，很多人反而被我们所感化，有的甚至暗地里帮助我们办事。和我同时入狱的有寿光县的褚燕山(褚方珍)同志。他是张玉山发展的党员，曾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这是个很好的同志。

在狱中，有一次我突然身上发冷，四肢冰凉，手脚都麻木了。难友们叫来褚燕山。他看了以后，大惊失色地说:“伙计,不好啊!”说着，赶紧找来一个锈铁钉当银针，给我扎手上的一个穴位，扎出来一滩淤血。针过之后，他又自上而下给我推拿。半天我才缓过气来。

事后回忆，那一次若不是褚燕山相救，恐怕我就没命了。后来我出狱时，褚燕山还在狱中。大王的李瑶阶是我的同乡，他投考黄埔军校时是我给他拿的路费。我入狱时，他已是国民党的师长。

据说他曾在狱外进行活动，要将我营救出狱。另外，他还派人给我送过治疥疮的药。那时我长了一身疥疮。特别是两个脚腕，因为戴镣，疥疮更难治愈。我腿上的这些疤，就是狱中患疥疮留下的。我有个侄子延瑞祺，当时在西安中山大学当校长。他和国民党高级法院院长罗文庄有师生之谊。我家里的人就央求延瑞祺想办法。他连打七次电报给罗文庄。通过罗文庄从中翰旋，我于1930年冬获释出狱。

（《国家记忆》第15期记下了延安吉的艰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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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多方奔走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我从广州先到了上海。春节后又去了青岛，但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无奈只得去了天津，谁知结果同样。此时已是1931年春天。在津无法久住，我又去了北京。看看路费还够，就打算由北京去宁夏灵武县找一个叫王太章的同志，这也是广州党组织告诉我的一个党内关系。

但这时报纸上登了西北五原、临河一带几个县被个外号叫王小猴子的土匪占据的消息。道路不通，宁夏之行只好作罢。多方奔走接不上关系,我准备再回上海。正巧这时上海的同志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和三十多元钱，告诉我东北有我们的关系，要我先到东北，再想办法同上海联系

在去东北途中，正遇上张学良的队伍进关，沿途抓兵，我也被他们抓住，又进了山海关。我所在的旅,旅长叫李士尧。旅部教导连里有个教官是山东老乡。通过几次接触，我和他熟悉了，他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团长。

有一次应他要求，我替他上课时，团长在外面听了叫好，就想把我留在这个团里。以后，他想委任我当一个什么名誉上的副官，被我极力推辞了。队伍在安国县休整时，那位团长有一夜赌钱赢了几千元,一时高兴，就要给我几百元钱做路费，要我回家看看。我没有要这些钱，但马上动身从河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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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三次遇险

到家时正是1931年的中秋。回到延集村后，我就在村里小学当教员。学生当中有个叫延宪孟的，是延春城的二儿子。一天他对我说，延春城要我去他家一趟。我见到延春城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还干不干共产党?”我说:“还干!”延春城又说:“那好!我给你报上名去，准许你重新入党。”

以后延春城告诉我，自我走后，延集的党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入党的有延玉山、廷佃滨(延佃滨又名延宾廷)、延春城、延俊孝等人。延玉山在家里办了个学校，我哥哥延安庆常去他家，后来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据延春城说，延佃滨、张隆庆先后叛变投敌，并参加了“捕共队”，延佃滨还是队长。

省委负责人宋伯行就是被张隆庆出卖，在青州车站被捕的。不知道延佃滨是谁发展的党员。这个人入党以后不仅没干过一点有益的工作，反而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延春城还给我介绍说：随着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延集许多党员妥协或叛变了，坚持革命的所剩无几。另外，村里还有十三个共青团员，由延宪孟领导坚持着地下活动。

有一次，我跟延春城和延金波说过，延佃滨是个祸害，得瞅机会把他处理掉。延春城不同意，担心这样以后更不好活动。延佃滨曾要我写自首书，被我拒绝后，就报告了他的上司，要将我逮捕。以后，国民党果然三次派人来捕我，但所幸都被我躲过。

第一次来的是十二个便衣特务，到村中打听我的行踪。我的一个学生听见了，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赶紧从学校出来，在校门口与便衣队的一个头头撞了个对面。他问我:“这里有个延先生吗?”我说:“有，正在屋里。你屋里坐吧，我给你打水去。”他们一进校门，我就跑掉了。

第二次听说来的是一个连的队伍，把我家两边的胡同都堵死了。我越墙而过从前街脱身。第三次听说来的人更多，在村里各处都布上岗哨，而且居然还弄到了我的一张照片，在村里盘查。因为前两次险遭毒手，我早已住在了村外一个瓜棚里，所以这一次也得以幸免。

看到在家实在站不住脚了，我便于1932年去了东北。在我走的时候，准许我重新入党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这时“博兴暴动”刚刚发生不久。可能我走后不长时间,敌人就对博兴、广饶的党、团员进行搜捕。延春城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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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到金日成的部队当秘书

我到东北的第二年(1933年)才与东北的党组织接上关系。这年我到了抚松县，碰到广饶成口的成介范。他是在济南上学时因参加“倒何运动”被开除的。他这时在抚松中学当教员。经他帮助，我谋到了一个教学的职业，并认识了一个叫张亚卿的青年人。张是东北人，其父是个资本家，曾任过县商会会长。

张亚卿和金日成都在吉林郁文中学上过学，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我与他认识后，关系越来越密切。经他介绍，我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后不久张亚卿就被日本宪兵队摘去牺牲了。

我到抚松不久，延宪孟从通辽给我来了封信。我回信告诉他，我已与东北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要他也到抚松来。他到抚松后，我帮他找了一个在差事。他以此为掩护，做党的交通工作，负责抚松地方党与抗联的联络。那时双方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朝鲜购买了大批的药品、布匹胶布、鞋等物资送往抗联。支援了他们的斗争。

延宪孟后来去了抗联，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只听说他牺牲得很壮烈。一次，他率领一些战士掩护大部队转移，任务完成后，他因极度疲劳掉队睡在路旁，被敌人俘虏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受尽酷刑，但并未泄漏党的任何机密。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挂到了电线杆子上示众，以后被我们的同志偷取下来，埋到了松柏苍郁的松花江江岸。

张亚卿遇害牺牲后，由我负责抚松党支部的工作。通过书信，我们与满州省委负责人周保中取得了联系。那时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不上，我们的学习材料，都是通过苏联国际路线送来的。其中有旅居法国的党组织办的《救国报》，还有苏联出版的一些书刊。

在抚松县时间不长，我的活动就被敌人察觉。所以我也在1933年参加了抗联。南满抗日联军有三个军，杨靖宇为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可能是山东掖县人。第四师师长周振东，大概是山东掖县童家疃人。我先在周振东的四师干了一年多秘书。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我又转到金日成的部队当秘书。

那时，我们部队的战术意识差，作战只靠猛打猛冲。有一次打西岗，没有侦察好情况就布置作战。我觉得不好，就提出了几条不能打的理由。他们发现我懂点军事知识，以后召开军事会议，便要我参加。我还常给部队的领导同志讲一些军事知识，像《孙子十三篇》等。

抗联在同日本关东军连续作战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三个军的领导人基本上都牺牲了。这时，以王明、康生为首的国际代表团代表中央写来指示信。信写得非常简单：为了保存我们宝贵的财富，急速撒退。金日成告诉了崔宪那个团，崔宪先率领部队撤到苏联。金日成紧接着也将部队带到了那里。延宪孟牺牲以前，就是在崔宪那个团任五连二排长、

解放后，我给金日成同志写过几次信，他也有回信。前些年朝鲜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收集金日成抗战的事迹。不知他们听谁说我在上海，就赶到上海去找我，但是没有找到。以后他们和我联系上，我给他们写了许多战斗故事。

在最艰苦的时候我受伤被俘了。那一次战斗，我们一个营只剩下了十三个人。到最后，除两人侥幸脱险外，其余十一人全部被俘。我们被押到日本兵营，受尽虐待，后被释。我在铁路上当了工人。

1946年，山东渤海区八路军改编成的第六纵队来到东北，我便参加了自己的队伍。

（金日成主席在《与世纪同行》一书中尊称延安吉为“小延老师”）

延安吉

(1902～1986)又名延蔼民，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延集村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寿（光）广（饶）支部委员，1925年创建延集支部并任书记。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被捕，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去东北，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和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在东北航校、吉林省实验中学工作。198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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