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为什么打不过明武宗（赵毅刘国辉略论明初）

摘要：明初政治，从洪武、永乐到洪熙、宣德，经历了废宰相以集权到组内阁以辅政，严猛治世到宽疏治世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变化和调整。变化了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人才需求，并且内阁制的形成为这种人才进入政治中枢提供了舞台，“三杨”以其特有的学识、治术适应了这种需求，渐成权势，安居阁位多年，对具有稳定平静治象的“仁宣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三杨”与仁宣两帝的情感渊薮及其自身于宦海沉浮中形成的既干练有术又驯服不逆的政治人格，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三杨”与中枢政体之变种——内阁制及宽疏统治政策之间的双向选择，折射出明初政治统治的大致走向。

杨士奇（1365～1440）、杨荣（1371～1440）、杨溥（1375～1446），合称“三杨”，是明初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三人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特别在仁宣两朝，“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①]在皇权至上，君臣疑忌加深的明王朝，三杨却能多年安居阁位，并能形成权势，施展其政治抱负，对“仁宣之治”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诚耐人寻味。探究其原委可以使我们对“仁宣之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

三杨生活时期，明代社会正经历着大的转化。

首先是中枢政权机构由宰相制转向内阁制。明朝建立之初，统治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中央设有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是全国行政的最高机构。丞相不仅参与国家要务的决策，而且有权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六部及其他部门的工作，成为皇帝之下的群臣总宰，既是皇帝理政的助手，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权随心所欲的行使。因此，朱元璋必欲废除相制而后快。他先是造舆论，说什么“历代丞相多擅权”。把秦、汉、唐、宋、元各朝的覆亡，归咎于丞相“专权乱政”[②]。继而实行各种措施，限制丞相的职权。洪武十三年借口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诛杀胡党及功臣一万五千余人，乘机废除了中书省制度，罢除丞相官职，丞相所属权力收归皇帝独揽。历时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和历时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遂宣告结束。终明清之世没有再设立丞相。

明朝中枢机构的这种变化在中国封建政权体制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废相的消极后果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皇帝一人权大无边，连统治阶级内部一点点集思广益的好传统也抛得一干二净，一切惟皇帝之意是从，因而导致弊端百出，如黄宗羲所论，设置丞相原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病，因皇位传子，而且必依立嫡的宗法原则，皇帝之子未必贤，端赖宰相传贤以为补救，废相之后，便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了[③]。客观上，兵、刑、钱、谷，政事庞杂，头绪纷繁。光是批答日常奏疏，就不是一个皇帝所能胜任，况“日总万机，安能事事尽善”[④]，即使是勤奋有为的明主，要独揽国政也力不从心。有鉴于此，朱元璋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⑤]。为了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从翰林院等文翰机关中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士衔，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不得平章国事”[⑥]。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并参预机务。宣宗时期，为了便于阁臣行使职权，加强国家的统治效能，使六部中的重要大臣入阁兼大学士衔。至此，内阁遂成制度，构成明及明以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一个特殊的政权组成部分。

三杨生活时代的另一转化就是统治政策上由严转向宽。明朝建立以后，针对元末那种“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⑦]的局面，为强化皇帝的绝对权威，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之策，数以万计地杀戮元勋宿将。在明初的一、二十年中开国功臣先后被诛尽杀绝，手段之残酷为历史上所罕见。他统治期间，臣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⑧]，“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无一日无过之人”[⑨]。有的大臣以谋反、不轨、越制被杀，有的则至死还不知身犯何罪。朱棣继承其父“以猛治国”的方针，靖难之变后，动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对反对派进行镇压。方孝孺拒绝草诏，朱棣“令以刀抉其口，旁至二耳”；兵部尚书铁铉被“割其耳鼻，熟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仍被投入油锅”，[⑩]一时被屠戮者“达数万人”(11)，朱元璋和朱棣实施严刑酷法，造成皇帝极端专制，朝臣惶恐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另外，统治者的严猛政策，也使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在洪武中期，已出现“力役繁兴”，“赋敛过厚”，“民贫者多”(12)的情景。永乐时期，为迁都，大兴土木，其“工力浩大，费用不支，……是竭尽生民之膏髓，犹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财用匮乏，莫知所图”(13)；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4)使万国来朝，以显彬彬之盛治，六次派郑和下西洋，每次都装满了从民间和国库里征集来的各色丝绸、布匹、瓷器和金银等，去赏赐、去笼络各国统治者；又屡次南征北伐，穷兵黩武，为此“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战争、迁都、下西洋使国储亏空，财政不理，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15)。而这庞大开支的来源，最后自然是落在已经很贫苦的人民身上，“捐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16)。明初，在沉重的赋役下挣扎着的人民频频发动起义。

应该肯定：明初的制度和政策在许多方面较元末大有进步，明初的制度和政策的主流有着由乱入治的合理的历史过渡性质，它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步伐基本上也是合拍的，但也无容讳言，这个制度和政策还并存着某些消极反动的东西，个别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因为任何封建王朝要维系其统治，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得民心，至少不受到人民和地主阶级不同集团的普遍反对；二是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以豢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明王朝就是这样，从洪、永到仁、宣，经济得到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日趋繁荣，中枢政局相对稳定，允称由乱入治。而同时洪永的严猛政治也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果继续实行严猛政治，必然使“百姓怨咨”，“国用虚竭”。倘若不及时调整政策以化解矛盾，社会将会重新陷于动荡之中。因此，仁宣当政时，致力于扭转政局，实行宽疏政策，采取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消除内乱，息兵养民，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政治措施。

转化中的明代社会正面临着一场人才危机。因为，第一，朱元璋、朱棣的屠杀及其所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一些人对朝廷持不合作的态度，进而造成这一时期人才缺乏。朱元璋大肆屠杀的恶果已在靖难之变中充分体现出来，而朱棣在屠杀大部分文臣武将的同时，更阻遏了群臣虔服皇权的道路，冷却了百僚拱卫皇朝的热诚。在朱棣的淫威下，很多人不愿做官。如周是修，本是八品小官，燕师渡江后，即“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六绅、明光大、萧用通、杨士奇，且付后事，暮入应天府自经”(17)。方孝孺的好友台州人林石，“靖难”师起时在家闲居，幸免于难。永乐六年（1408），“岛夷讧海上，台被其毒”，当时官吏知他有才能，“请为闾里计”，协助民勇抵抗海寇。于是他“勉起视兵，督郡子弟剿平之”，后永乐表示要重用他，备加慰劳。林石却表示，“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当与方孝孺同朝矣”，朱棣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18)。象这样有经世之术之士因“湮没而名不彰者”是不胜枚举的。

第二，明代政局的变化使人才需求愈显急切。内阁制确立，选用的阁员绝不仅仅是要能做一些文墨抄转的工作，重要的是要有能力辅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而统治政策由严而宽，使人才选择又有了新的取向。宣宗曾在与其侍臣论前代官制时说：“‘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之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视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也不同。’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足为法’，侍臣对曰：‘然必由君心静则事可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国家多事，政务烦杂，小人幸进，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烦扰，难矣’。曰：‘此诚确论，清心者省事之本’”(19)。仁宣如此注重“清心”、“省事”，与孟子的“仁政”学说相契合。这样，在仁宣朝得以重用者自然少不了那些饱学诗书之士，而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三杨自然就成了仁宣的得力人才。事实上，三杨在永乐、仁宣时期的仕途境遇是有很大差异的。永乐时，三杨虽都已入仕，却只有杨荣因其军事才能投合了“少长习武”、有“雄武之略”的朱棣，才得重用；而杨士奇、杨溥均锒铛入狱。杨士奇虽不久释出，也未能尽其才，杨溥直到仁宗登极才结束囚徒生涯。仁宣时期，三杨均得重用。宣德时，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兼兵部尚书、杨荣兼工部尚书、杨溥兼礼部尚书(20)。且品级也不断上升，经常受皇帝指令办理“军国重事”。这样，三杨因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政治转化中的明代君主对人才的高层次需要而被重用。

二

转化中的明代社会急需人才，而三杨恰是社会所需之才。首先，作为政治家，三杨的政治主张与仁宣二帝往往默契投合，相得益彰。仁宗即位后，就对廷臣杨士奇、杨荣等说：“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卷舌，朕与卿等宜深以为戒”(21)。宣德四年（1429）朱瞻基召学士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今幸海内稍安，顾祸乱每生于不虞。迩来群臣，好进谀词，朕颇厌闻，卿宜勉辅朕，勿惮直言”(22)。进怎样的直言？皇帝的守成思想前已有述。在揣摸了皇帝的意图后，三杨不断提出免赋赈灾、休息民力的主张。宣德五年，宣宗以四方屡遭水旱召杨士奇论恤民之事，“士奇首以蠲灾伤田租进，因及宽马畜，免薪刍，蠲采买，恤刑狱，核工匠，清粮运数事进奏”，宣宗立即准奏，诏各地执行(23)。为了与民休息，三杨还多次提出蓄养国力的建议，并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如杨士奇建议并为皇帝草诏：“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址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悉皆停罢”(24)。君臣思想主张的相互投合，是三杨从容游刃于仕途的前提。朱高炽曾公开对群臣说，士奇等人是“吾左右臂也”(25)。言简意赅，正透露出当时君臣之间相互依靠的密切关系。

在个人素质上，三杨都拥有较高素养和才能，同时又各具特色。在辅弼君主这一共同的基点上，三杨才能相济，精诚合作，从而形成整体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们在仁宣时期能够得以重用的原因之一。

杨士奇为人宽厚，能荐人之长，容人之短，比较熟悉社会动态和民生疾苦，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不乏政治家的才干，临事审慎，考虑周详，而且能恪守封建纲常之道，能从整体的长远的统治利益着眼处理问题，被称为三杨之首。永乐时，“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人有小过，尝为掩覆之。广东布政使徐奇载岭南土物馈廷臣，或得其目簿以进。帝阅无士奇名，召问。对曰：‘奇赴广时，群臣作诗文赠行，臣适病弗预，以故独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当无他意’。帝遽命毁籍”(26)。表现出一个有为者所具备的气度和涵养。杨士奇胸藏治国之策且有出色的文笔才华。入内阁前，“尚书张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经生言也”(27)。因其文笔流畅，“谨严有法”，感染力强，成为内阁中第一大手笔，皇帝发布的重要敕、诏、旨、谕等多出其手。士奇“又雅善知人，好推毂寒士，所荐贤达有初未识面者，而于谦、周忱、况钟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28)。因此种种，杨士奇在朝臣中深孚众望。

如果说，杨士奇以沉稳见著的话，那么，杨荣则以警敏称长。永乐时，“入文渊阁”，“同值七人，荣最少，警敏。一日晚，宁夏报被围，召七人，皆已出，独荣在，帝示以奏。荣曰：‘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矣’。夜半，果奏围解。帝谓荣早：‘何料之审也’。江西盗起，遣使抚谕，而令都督韩观将兵继其后。贼就抚奏至，帝欲赐敕劳观，荣曰：‘计发奏时，观尚未至，不得论功。’帝益重之，再迁至侍讲”。永乐“十年，甘肃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赤斤蒙古，且为边患。乃复遣荣至陕西，会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荣还奏言，隆冬非用兵时，且有罪不过数人，兵未可出。帝从其言，叛者亦降”。(29)杨荣历事四朝，每遇大事，谋而能断。永乐末年，“浙、闽山贼起，议发兵，帝时在塞外，奏至，以示荣，荣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将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抚，当不领兵？从之，盗果息”(30)。与杨士奇、杨溥相比，杨荣还有个优长，就是其军事指挥才能，这一点深为其君主器重，朱棣五次“北征，荣必在行，军中机务，多参预焉”(31)。杨荣三次被派往甘肃、宁夏“经划军务”，所过“览山川形势，察军民，阅城堡”，“还陈便宜”之事，为帝所“嘉纳”(32)。因为杨荣“凡边徼险易，边将勇怯，靡不周知，故其谋画多见施行”。直到宣德年间，宣宗“累出巡边，荣皆扈从”(33)。

杨溥有才学见识，又性情淡泊，劲气内敛。以“雅操”使“天下引领望焉”(34)。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任东宫司经局洗马，做太子高炽的辅导。“太子尝读《汉书》，称张释之贤，溥曰：‘释之诚贤，非文帝宽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编类以献”。就这样，杨溥的思想、品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炽，并常使“太子大悦”(35)，杨溥曾因太子之故系狱十年，在供食短缺，生命难保的情况下，仍在狱中发奋读书，“读经史数周”，可见他是个能刻苦学习、意志坚强的人。朱高炽即位，杨溥得释并被重用。此间杨溥密疏之事常合仁宗心意。仁宗因此赐给他彩币和钞一千贯，并对他说：“览卿所奏，为国家计，诚合朕心！但望始终如一，知无不言，赞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恳，特用酬报，卿其领之”(36)。杨溥又以性格“恭谨”而著称，“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37)。

三杨各有不同的素养、经历、优长。尽管杨荣才高气傲，“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38)，但杨士奇却对人宽厚，能容人之短，杨溥对权势又无强烈欲望，在复杂的宦海生涯中，三杨能够互相扶持，形成一个关系融洽的整体力量。例如宣德五年（1430）六月，朱瞻基在文华殿屏去左右，召杨士奇密议，朱瞻基说：听张瑛言，杨荣蓄马很多！蓄马在当时是违禁的，朱瞻基说到这里面色大变，很恼怒地说：“荣大负朕！”杨士奇对答说：杨荣多次跟随成祖北征，典兵马，所以与诸将相接，现在文渊阁臣中能够明悉边疆险易，熟知边将才干和深知敌情的还是数杨荣为第一。朱瞻基听杨士奇的回答后，收敛了怒容，笑着说：“朕初即位，荣数短汝，非（蹇）义、（夏）原吉，汝去内阁久矣，汝顾为荣地耶！”杨士奇听到后立即顿首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使改过！”(39)杨士奇为杨荣的过失做的恰如其分的解释，可算圆通得体。对同僚杨荣既未包庇，又不乘机报复，这样即应付了皇帝对自己的试探，也显示自己不忌嫉同僚的宽容胸襟。

总之，三杨之才符合君主的需要，且能够融洽合作，各领风骚，由卑微之位佐中枢，亲近帝扉，跻登高位，为君主，特别是为仁宣所赞誉、信任和重用，形成一定的权力氛围。

三

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三杨有其特殊的经历。

第一，久任阁职。三杨任阁臣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40)。久任阁臣，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41)。由此而增加的依托感、信任感是可以想见的，宣宗曾在给杨士奇的敕书中如是说：“卿历事祖宗，及今三十余年，始擢禁近，在论思之地，学广识明，端靖忠厚，有良臣之体”(42)。得到皇帝如此之高的评价与久任阁臣这种特殊机会不无关系。正如赵翼所说：“迨仁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43)。

第二，历侍东宫。仁宗朱高炽做皇帝的时间很短，而做太子的时间却很长。在这漫长的东宫生涯中，三杨都曾是高炽的旧臣，杨荣在太宗时“侍皇太子（朱高炽）讲读”，又“与诸皇孙讲学”，而当“车驾亲征瓦剌”时，“皇太孙侍行，荣辅导之”(44)。杨士奇与东宫关系则更为密切，高炽为太子时，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寻升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45)。杨溥在永乐初，“太宗择东宫官”时，被“授司经局洗马”(46)。三人因长期任事东宫，与高炽感情渐笃，在朱高炽的心目中，总认为“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辅导”(47)。正因三人是仁宣所认为的忠孝之人，才得任辅导，而久居此位又使三人在仁宣二帝心目中地位愈益稳固并持高不下。

第三，力保国本。在朱棣诸子中，朱高炽居于嫡长之位。按封建宗法制度，朱高炽为王储、皇储应是无疑问的。但是，朱棣以非传统方式入继，本身就表现出对嫡长继承制的破坏，加之朱棣好大喜功，而高炽恰好过于柔弱，身体又有缺陷，大军功方面远不及其弟朱高煦，这些都会促使朱棣产生易高煦为皇储的意向情感。在“靖难之役”最紧张的时候，朱高煦跟随朱棣，屡立战功，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赖高煦所率援军，击败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认为高煦与自己很类似，便承诺以事成后立之为皇太子，朱棣做皇帝以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在朱棣面前“时时称高煦功高，”“数劝立为太子”(48)，但朱高炽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就“册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议立皇太子时，终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公开承认了他的皇储地位，但在感情上却倾向于高煦。因此当高煦和高燧合力倾陷朱高炽的时候，朱棣很容易动摇，高炽的太子地位更陷入危机，朝廷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永乐时，朱棣数次亲征蒙古，皆留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高煦阴结朱棣左右的官员构陷朱高炽，东宫官属多得罪，大理寺丞耿通上章为朱高炽辩白，朱棣认为“（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49)而将其杀死。就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三杨仍明确地站在高炽一端，当朱棣召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状时，“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50)，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才平息了朱棣的怒气。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朱棣北巡还，“以太子遣使迎驾缓”(51)，下东宫官黄淮等于狱，杨士奇又向朱棣解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52)，赖东宫官属杨士奇等保护，朱高炽才保住皇太子的地位。随着高煦的行为日益跋扈，高炽与高煦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高煦滞留于南京而迟迟不去封地，这对太子无疑是一种威胁。对于高煦的不法行为，其他重臣如蹇义等不敢对朱棣说明，而杨士奇却向朱棣暗示了高煦的阴谋：“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53)，促成了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即日成行，暂时缓解了太子直接面临的威胁。三杨为太子地位的稳固均付出了代价。杨士奇为保护朱高炽，一再进言止谤，为此曾两次受牵连入狱，杨溥则为此在锦衣卫狱中，一系十年，几乎送了命，“盖先是永乐中，上安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杨）溥及黄淮一系十年”(54)。杨荣利用经常随驾之机，多次冒险缓解皇储之争，特别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师次榆木川”时病死，为不给高煦以乘机起事之机，“荣敛如礼，戒勿发丧，整军旅，严于令”，使“外无知者”，一切如常，“荣密与中官海寿星夜驰报”(55)，在京内杨士奇的配合下，高炽得以顺利即位。总之，在“定国本”的问题上，三杨始终维护朱高炽，立场是坚定的，并为此均有付出，这使得三杨与高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感情更加深厚。这些经历，不仅使三杨“宿德重望”“为时耆硕”(56)，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更使三杨与仁宣二帝间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受到信任和重用。

四

直观而言，明初政体，由宰相制一变而为皇权独揽，皇权独揽而一变为内阁辅政，是君臣关系的变化；或严猛以治，或宽疏以治，究其实质，皆不外乎统治术的变化和调整。统治术发生变化，君臣关系有所调整，统治者对政权中枢机构所需的人才的学识品类和德行类别，就会有新的选择。而人才的进退必然视统治术的变化，君臣关系的调整为转移。两者之间能否契合，契合的程度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言，是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一个标尺。

纵观明代内阁制度，自永乐到崇祯存在二百四十余年，但论君臣之间基本上能做到相互理解和信任，阁内主要人员能够较好地协作，关系融洽，在国政上较正常地发挥作用，政局能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都应推仁宣两朝由三杨主政的十年为最。

明代政治从洪永到仁宣转化时期的客观形势需要一种特殊型人才，而三杨的素养、经历符合这种需要。内阁的确立为新型人才开辟了舞台；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继洪永时期的严猛政治之后，仁宣两朝统治者需要一个喘息缓冲的时期，于是政策趋于宽疏，这就需要一批符合这一宽政要求的，既有能力又完全驯服可靠的人才。三杨正是主张宽政的仁宣二帝的意中之人，他们经过长期磨炼，不仅谙熟国事，且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国政的经验，德高望隆，为君主所器重。因此，进一步提高三杨地位，依靠他们佐理朝政，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亦为势所使然。也就是说，三杨在这一时期受到特别重用，是由主客观多方面条件造成的，绝非偶然。其中，主要由于君臣之间在政治需要上的相互投合，而历史渊源和感情上的联系，以及三杨自身的修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

注释：

① (43)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③ 《明夷待访录》《置相》。

④ 《皇明大政记》卷三。

⑤ ⑦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卷五十九。

⑥ 《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三杨继盛《早诛奸险巧佞贼臣疏》。

⑧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立严刑》。

⑨ 《明文衡》卷六《叶巨升万言书》。

⑩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

(11) 《明史》卷三0七《纪纲传》。

(12)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

(13) 《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一邹缉《奉天殿灾疏》。

(14) 《明史》卷三0四《郑和传》。

(15) (16)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17) 《明文衡卷》六十《周是修传》。

(18) 《玉堂丛语》卷四。

(19) 《典故纪闻》卷十。

(20) 《明史》卷一0九《宰辅年表》。

(21) (36)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等传赞》。

(22) 《明通鉴》卷二十。

(23) (24) (39) (54)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八《仁宣政治》。

(25) 《杨文贞公文集》卷一《御书阁颂》序。

(26) (27) (28) (50) 《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29) (30) (32) (37) (38) (52) (53) 《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30) (33) (44) (55)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九。

(34) (45) (46) 《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三、卷一一四、郑一四三。

(35)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36) 《殿阁词林记》卷一《杨溥传》。

(40)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明大臣久任者》。

(41) 《明史》卷一四七《黄淮传》。

(42) 《明宣宗实录》卷一0六。

(47) 《明仁宗实录》卷八。

(48) 《明史》卷一一八《汉王高煦传》、卷一四五《丘福传》。

(51)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97年第01期 第28-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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