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沁园春（毛泽东的沁园春）

一、津南村的最后留言

1945年10月22日，柳亚子正开始抓紧时间为24日的柳诗尹画联展做最后的冲刺。

早晨，柳亚子坐在书桌前，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摊开在书桌上，认真地展读着，他想：尹瘦石为毛泽东画的像，毛泽东写的这阕《沁园春》一定是展览会上的热点，现在有了毛泽东的手迹，手迹上有签字、有题款，也盖了朱红大印，有了和词，有了跋，何不为自己的和词再来一个后记呢？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前延安群众在机场送行

他想着，挥笔为自己的和词再草成了一篇后记：

余识润之，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效颦技痒，辄复成此。并写入纪念册上，附润之骥尾，润之倘不歉唐突欤？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柳亚子写于津南村庑下[1]。

他仔细地将宣纸上未干的墨迹吸干，然后又认真地将它抄写在纪念册上，终于为展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柳亚子的跋和后记不仅记载了一段历史，它也成为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下的最早的评论性文章。“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未能抗耳！”这些高度赞扬的词语，也表达了柳亚子对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的热爱、推崇。更为毛泽东的《沁园春》在重庆的流播，在中华大地的传诵做了最好的铺垫。

二、柳诗尹画惊重庆

1945年10月24日，坐落于重庆七星岗的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热闹非凡，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厅进行了预展，25日展览会正式开幕，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毛泽东还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了刊头。周恩来、王若飞等亲临展厅观看了展览。郭沫若、茅盾、徐悲鸿、翦伯赞等著名人士都为这次联展写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予以评介。

毛泽东为柳诗尹画联展题词

郭沫若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发表了《今屈原》，赞颂柳亚子的风骨和高深的艺术造诣，其中写道：“柳亚子先生的诗，于严整的规律中寓于纵横的才气，海内殆鲜敌手”。又云：“亚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行迹，而操持却异常谨严。他的正义感，峻峭到了极点。”[2]

茅盾发表了《柳诗尹画读后献词》，他说：柳亚子“虽然用文言写旧体诗，可是思想内容完全是新的，比起专写语体新诗的朋友们的作品来，反而更新了。”茅盾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指出：柳亚子“是彻底实行了‘旧瓶装新酒’的诗坛的革命家”[3]。

整个展览会规模宏大，场面可谓气派。

展览会上展出了柳亚子的诗词数十首，尹瘦石的画数十幅。柳亚子特意把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一首《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后赋示同座诸子》写成大幅中堂挂在了大堂正中最醒目的位子，诗云：

五十九年吾未死，良宵差喜酒杯开。

长鲸狎浪沧溟阔，俊鹘摩云大地恢。

尸位群儿羞龌龊，横胸奇怒郁崔嵬。

樽前跋扈飞扬意，低首延都一柱来[4]。

在书写的大幅中堂诗稿中，柳亚子特意将诗词中的原句 “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来”，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老友毛泽东的崇敬之意，诗句与“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他的另一首诗《赠毛润之老友》以及和词《沁园春》分别被写成条幅并列在两旁。他最新的一本诗稿被陈列在大厅正中的桌子上，供人们欣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手迹以及柳亚子的和词就在这本诗稿之中，它们引起了每一个前来参观者的注意。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制的画像配上柳亚子的《题润之老友绘像》的诗悬挂在大厅最醒目的位置，更是相得益彰，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潇洒英武的豪迈之气。展览会在重庆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次展览，可以说也是毛泽东《沁园春·雪》这首词一种特殊的发表形式，为《沁园春·雪》在重庆以及海内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三、翘首以待《沁园春·雪》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柳亚子的唱和之词在展览会上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重视，人们纷纷到展会上去抄写毛泽东的这首词，无不交口称誉，并鼓动柳亚子将它们拿出去发表。

展览会结束之后，一天，柳亚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自己的唱和之作一并送到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希望他们能够将其发表。《新华日报》的编辑们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这首著名的词作，今天亲眼领教了大作的奇丽与恢弘，无不嘘唏、感慨、赞叹，一时争相传阅，但是最终的结果却非常令人遗憾，没有一个人敢于拍板将其公开发表。报社的领导最后只得很惋惜地向柳亚子解释：“因为《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报纸，毛泽东是党的中央主席，发表毛主席的作品，非得到他的同意不可，要到延安去请示”。这可难住了急性子的柳亚子，柳亚子想要办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办，这是柳亚子的风格。柳亚子听报社的领导这么一说，叹息到：“这样办，太浪费时间了。”

柳亚子转念又一想，毛泽东的作品需要请示，但是自己的东西却是不需要请示的啊！如果我的《沁园春》和词在报纸上发表了，人们不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毛泽东的原作吗？有和词一定有原词了！这样既不违反共产党的原则，又能够向外界宣传毛泽东的作品，鼓舞人们的斗志，不是一个很好的权宜之计吗？柳亚子这么想着，就将自己的想法和《新华日报》的领导和盘托出了。柳亚子的主张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这样，1945年11月11日，在柳亚子的这篇和作完成20天之后，终于在《新华日报》的第4版上和读者见面了。

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却只闻其声，不见发表，仿佛故意在吊着人们的胃口。

作品先是在共产党内部的少数人中流播，继而毛泽东将其相继赠送给自己的老师、朋友，并且和国民党中的诗友在一起就此切磋诗艺；紧接着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手迹又在柳诗尹画联展上公开展出；最后，柳亚子的和词在《新华日报》的第四版公开发表……人们总是听到他人对《沁园春·雪》的传诵，而毛泽东的原词却迟迟不肯同期待中的人们见面。期待的人们越来越多，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急迫。

毕竟这是在国民党的陪都里，你想想，要在国民党的陪都里发表蒋介石的对手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诗词，这的确需要一点魄力，要动一点脑筋。大张旗鼓肯定是不可以的，它不仅需要小心，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既要实现目的，又要做得丝毫不留蛛丝马迹，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这简直太妙了！我们无从知晓这是不是有高人在暗中掌控着这一切，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却禁不住让人们拍案、叫绝、称奇。欲擒故纵！和现在的人们炒作一部名著或者一首歌曲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

人们无不翘首以待，等待欣赏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四、“二流堂”里的一流人

正当柳亚子为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筹莫展的时候，在柳亚子百般无奈无法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时候，重庆的另一张民营报纸《新民报》却捷足先登，迅速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阕词。

当时《新民报》开设了一个《西方夜谭》副刊，吴祖光任《西方夜谭》副刊的编辑。他意外地得到了这首词的原稿，展读之后，兴奋莫名。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谭》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阕《沁园春·雪》[5]。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的陪都里发表这样一首词，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吴祖光怎么就能将这件事情搞定了呢？没有那么简单。当时在幕后其实还有很多有正义感的、有胆略的、和共产党有联系的朋友们，他们都为发表这首词作出了种种的努力。

当时的《新民报》是由陈德铭主办的，陈德铭的夫人叫邓季惺，而邓季惺的弟弟则是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的副局长。即使如此，《新民报》的副刊文字也经常被国民党检查，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陈德铭找到了黄苗子，让他出任副刊编辑。黄苗子在国民党政府中混得很熟，在国民党的权利机关内有好些说了算的朋友，为了帮助老朋友，黄苗子便答应了这份差事。后来正是这个黄苗子，在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黄苗子先生，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黄苗子的《画坛师友录》时是这样介绍黄苗子的：“黄苗子是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名书法家。”其实他还是我国最著名的老漫画家。黄苗子1913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市，在香港上学的时候，就喜爱诗词曲赋书法绘画，并从名书法家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艺术。他早年的经历比较奇特，30年代因父亲黄冷观与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是同盟会的会员，在上海受到关照，曾经在上海市政府租界办事处担任办事员，卫戍司令部中尉书记，上海市公安局监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大众出版社主办的《大众画报》编辑、《小说》半月刊编辑。后来，黄苗子又到南京《扶轮日报》担任编辑，再后来又随着吴铁成到广东省政府担任秘书。吴铁成走到哪里，黄苗子就走到哪里，始终是政界和文化界两栖的一个人物。1939年至1949年黄苗子任香港《国民日报》经理，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室总干事、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办公室总干事，财政部荐任秘书、简任秘书兼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兼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等。1949年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新民报》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书协常务理事，中国美协理事，民革中央监察委会常委。20世纪30年代，有一本汇集了鲁迅、胡风、丰子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诸多名家文章的《小品文和漫画》，其中就有黄苗子的一篇《我的漫画理论——一个吓人的题目》，那时的黄苗子刚刚二十几岁出头，已经给报刊画漫画、画插图了，并且已经开始参与编辑小说类期刊中最精美最大型最珍稀的《小说》半月刊了。

当时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简任秘书。抗战开始之后，特别是到重庆之后，黄苗子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共产党提供国很多帮助，黄苗子曾经这样回忆：

我是1937年或1938年在广州认识邓颖超的，那时国共合作开始，邓大姐到广州，吴铁城是广东省主席，我是他的随从秘书。吴派我去接邓到他的官邸会面，这是第一次会面。以后在《救亡日报》的聚会中，还见过。1940年我在重庆，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和她见面，那时吴铁城已经担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兼任香港国民党总支部主任委员，经常在香港。我是由他派到重庆当部长室的总干事，替他在重庆担任联络的。1941年皖南事变，海外部秘书长童行白（CC系）把国民党中央决定取消八路军办事处的五条计划向吴汇报，电报交我用密码发香港。我当天曾把这些情况，向邓大姐面谈。记得邓大姐很诚恳地说：“我们共产党对帮助过我们的人，是不会忘记的。”我听了很感动[6]。

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专门会见过这个黄苗子呢。当时是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引见的，后来黄苗子回忆这次与毛泽东的谈话：

坐下来闲聊半天，谈起读书。他问重庆有什么新出的好书。我说起最近正在读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简编》，他说了一句周也是三十年前的老熟人。我又提到周书中论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的游资侵入中国市场，从经济上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这种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否抵抗得住？他顺口就答：“那就要看全国人民大众答应不答应了。”我当时心想，中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无知的，这话似乎是不太现实。他接着说：“中国的问题很多，其实不止外国经济侵略这个问题，但根本还是要看人民能否当家作主，权掌在人民手上，一切都好解决。”（大意）我这才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但又觉得事情似乎很渺茫）。然后，我们又谈了些战后财经问题，约坐了二十多分钟，老钱进来招呼吃饭。[7]

等到吃饭的时候，黄苗子才发现，夏衍、乔冠华、许涤新等一大批人都在毛泽东这里。饭桌就摆在大客厅左角上。毛泽东很客气地让黄苗子坐主位，但黄苗子不肯，最后黄苗子坐在了毛泽东的身边，好听毛泽东讲话。吃饭时夏衍提到前些时江青来重庆的时候曾经到过黄苗子家去看郁风，这时毛泽东才弄清楚黄祖耀就是黄苗子，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你是黄苗子！”

原来江青和黄苗子的妻子郁风早在上海时期就是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于1937年在上海分手。大约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江青到重庆治疗牙疾，曾专门到黄苗子家看望郁风。而且，从毛泽东的话里我们也听得出来，江青和毛泽东也说过这个黄苗子，只是江青说这个黄苗子的时候，说的是黄祖耀。

20世纪80年代后，黄苗子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全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委员、全国美术家协会委员等，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以后，黄苗子移居澳大利亚，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其书画作品曾在日本、德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著有美术论著：《美术欣赏》、《吴道子事辑》、《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画册有《黄苗子与郁风》夫妇画集等；书法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词》等。 还出版过多种散文集和诗集。

当时黄苗子与吴祖光的个人关系比较密切，他们都是“二流堂”的重要人物，他们彼此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二流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

说起这个二流堂话就长了。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金梳子换来的钱盖了几栋房子。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这样的住房，都将其提供给朋友们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后来在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那段时间里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

而流淌人物漫画图

当时全国正处于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他们在重庆演出了一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们在这个秧歌剧里面听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方言，指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所以这些幽默、风趣的文人们都纷纷自诩为“二流子”。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也来到了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这个“二流子”的陕北方言，经常挂在嘴边。郭沫若听见他们这样互称“二流子”觉得有趣，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纷纷叫好。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的人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二流堂”成了重庆文艺界、新闻界最有名的去处。周恩来、郭沫若、夏衍这些在重庆的共产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都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也许是《沁园春·雪》能够通过吴祖光的手发表出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身在国民党心在共产党的秘密人物

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黄苗子去位于重庆下坡处的枣子岚垭的一家产科医院，看望他即将临产的夫人郁风。途中遇到了老朋友王昆仑，王昆仑一把将黄苗子拉到路旁，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在柳亚子那里抄来的《沁园春·雪》，黄苗子早就听说了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这首词，见之大喜，问王昆仑：“是否可以发表？”

王昆仑果断地说：“当然可以发表，我们正好借此来纪念一下毛泽东先生的重庆之行，不然怎么会给你看呢？只是报纸上不要写明词的来源。”

王昆仑是何许人呢？

王昆仑原名王汝虞，字鲁瞻，祖上住在无锡城中的姚宝巷。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保定，后来先后在北京新开路小学、第四中学和北京大学读书。在北大读书期间，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义愤。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寻求各界的支持，其间拜见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启发和鼓励下，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回到北京后，他根据孙中山关于宣传革命、组织起来的教导，在北京学生中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

1922年7月，王昆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8月，应聘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老舍、范文澜等都是他当时的同事，曹禹、冯至和王瑞骧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

1926年初，王昆仑从北京到广东，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同年7月，随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在南京担任了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秘书长。但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不久便愤而辞职，南走桂粤，投奔孙科、 李济深。后又返回江苏，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民主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寻觅拯救中华的正确道路，王昆仑在无锡姚宝巷17号家中鼋头渚太湖别墅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络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第二年他同孙翔风、华方增等人，在无锡创办了《人报》。2月26日，《人报》正式出版发行。王昆仑用“大鱼”、“戡天”等笔名，为该报撰写了《问无锡青年》、《对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许多文章。

1933年，王昆仑同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张锡昌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卢志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8月，王昆仑同钱俊瑞、曹亮、孙晓村等，在无锡鼋头渚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狄超白、华应中、陈佩珊、薛葆宁、秦柳方、钟潜加、汪季琦等人。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钱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会上大家共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仑随孙科重回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36年 l1月，王昆仑和孙晓村在张继的支持下，帮助南京救国会在中央饭店公开举行南京各界援助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到会签了名。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潘汉年等还曾到成贸街无锡同乡会驻地看望过王昆仑。1937年春，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王昆仑把陕北传来的中共中央批评国民党长期对内反共、对外投降的长篇电文公开宣读，借以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在会上给予支持。“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释放了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9月，王昆仑和潘汉年陪同出狱不久的沈钧儒，由上海专程到南京，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又陪沈钧儒从南京到无锡，住在王昆仑家中多日，共商国是。这期间，他们在无锡师范大礼堂和锡师附小大礼堂，举办无锡暑期学术讲座，先后请孙晓村、曹孟君、李公朴、沙千里、薛暮桥等作报告和讲演，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

同年12月，南京沦陷。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的迁移，来到了武汉。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特别是为徐州突围和武汉保卫战编写了不少宣传鼓动的文章。8月，他同抗战中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结婚。10月，武汉三镇沦陷．他又从武汉到了重庆，在重庆王昆仑除继续担任原职外，还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并同侯外庐、翦伯赞等主编了《中苏文化》杂志。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中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昆仑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倒退，反对分裂。1943年，他又与谭平山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活动。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现名浮图关)举行，会上，王昆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蒋介石很恼火，立即把他的名字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勾去。

同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8月30日，王昆仑等人积极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成员对毛泽东的到来进行了热烈的欢迎。那天上午，毛泽东从林园返回桂园，然后分别和宋庆龄、赫尔利交换了意见。下午，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便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桂园拜访。当时，柳亚子、陈铭枢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冷遹、傅斯年、王云五是国民参政员。可以说这些人代表了重庆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大家在一起畅谈抗战胜利之后的革命形势，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欢迎和关心。

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与王昆仑等人又畅谈了三个小时。

那是下午3时左右，王昆仑与许宝驹、屈武、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等六人刚刚来到张公馆桂园的门外，毛泽东老远地就从里面迎到了外面。这时，王炳南在中共内部负责统战工作，因为他曾经和屈武共同组织民主革命同盟，和王昆仑一行人都特别熟悉，因此王炳南作为引见人，对来人进行了一一介绍。

毛泽东与王昆仑一行人握手之后幽默地说：“你们都是些著名的英雄啊！”王昆仑等人都愉快地笑了起来。

当时，王昆仑就坐在毛泽东的身边。王昆仑问毛泽东，这次谈判能否成功，还说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是不怀好意。接着还说：“依我看，这次和谈是谈不成的；即使谈成了，国民党当权派也不会给共产党实权的。”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手迹1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手迹2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手迹3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手迹4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手迹5

毛泽东对王昆仑的话作了回答：“明知这次和谈困难很大，还是要谈，因为人民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团结。所以，中共应该尽力地争取和平，为人民利益必须这样做。”

随后，王昆仑又问道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笑了，非常轻松地说：“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至于蒋介石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可能进行加害，我料想蒋还不敢。”

大家就当前形势交换意见，畅谈未来，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5点多钟，这才起身向毛泽东告别。

全国解放之后，王昆仑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可见，王昆仑并不是等闲之人，这是一位一身兼两党的秘密人物。

可以说，王昆仑也是《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

[1]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版155-156、162页。

[2] 张明观著《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508页。

[3] 同上。

[4] 黄中模《毛泽东咏雪词——〈沁园春〉词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29页。

[5] 黄中模著《毛泽东咏雪词——〈沁园春〉词话》，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32—33页。

[6] 李辉著《黄苗子与郁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146页。

[7] 李辉著《黄苗子与郁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