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千古明君的儿子（他在位32年至死是明君）

步入晚年后，英明神武的汉光武帝刘秀，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问题。

曾经跟随刘秀打江山的元功宿将逐渐凋零，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年），刘秀敬爱的舅舅樊宏也去世了。

寿张侯樊宏为人谦恭温厚，他虽地位显贵，却常告诫子孙，与其富贵盈溢，不如保身全己。

临终前，樊宏留下遗嘱，要求实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认为，棺柩入土之后，不会再被人看见，而且棺木朽烂，只会让孝子们伤心罢了。

汉光武帝赞同舅舅的做法，并将这份遗书拿出来给文武百官看，说：“如果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就无法彰显他的美德，况且我万岁之后，也要依照此法。”之后，汉光武帝亲自前去为樊宏送葬。

刘秀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皇帝。

但在人生的最后6年，刘秀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他看淡生死、仁德爱民，却又愈发迷信图谶，欲以谶纬之学加强东汉王朝的统治。

《历代帝王图》中的汉光武帝画像

01

汉光武帝痛别舅舅的这一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请求与大汉和亲。

刘秀没有同意，告知武威太守，不必再接待北匈奴使者。

当时，南匈奴已经内附朝廷，而北匈奴不时侵扰东汉边塞。有些开国元老以为，刘秀已下定决心与北匈奴一战，便上书请战。

其中，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写了一篇长文。

这两位是从当年绿林军时期就追随刘秀征战的老将。《后汉书》将二人并列，称臧宫、马武“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

他们到了晚年，仍能与刘秀推心置腹。

马武为人勇武，有次喝醉了酒，对刘秀说，假如未能生逢乱世，臣就当一个郡尉，负责抓盗贼。刘秀笑着说，你自己别去当盗贼，落入亭长手中就可以了。

臧宫时常关注北匈奴的动向，对刘秀说：“愿率五千骑兵以立功。”刘秀也笑着说：“你是常胜将军，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朕不能与你讨论敌情。”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之所以遣使向朝廷示好，是因其饥疫连年，内部纷争不断。

臧宫、马武在奏疏中说：“匈奴贪图利益，不讲礼仪信义，困难时向朝廷叩头求和，太平时便寇边掳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马病死，又遭蝗灾、旱灾，赤地千里，他们现在困顿不堪，实力抵不上大汉的一个郡。万里之外垂死挣扎的性命，悬在陛下之手，机不可失啊！

现在，陛下可命令将领进驻边塞，实行重赏，命高句丽、乌桓、鲜卑等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此一来，灭北匈奴，不过数年之事。臣等担心陛下仁慈，不忍开战，而朝中的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万世的功业无法在圣明的当朝实现。”

向来以“柔道”治国的刘秀，拒绝了两位老将请战的建议。

刘秀用诏书回答他们，说：“《黄石公记》里有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

舍近谋远的，往往劳而无功；舍远谋近的，往往安逸而有成果。所以说，一心扩大地盘就会精疲力竭，一心推广仁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应有的就会平安，贪图别人所应有的就会残败。

暴虐之政，虽成必败。如今，国家没有推行为民造福的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连自己都不能保全，难道还要再去经营边远的塞外吗？”

汉光武帝刘秀早年是个儒生，曾求学于长安，称帝后仍尊儒重教。

此时，他想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时，掌握鲁国实权的季孙氏贪图利益，要讨伐小国颛臾。孔子得知此事后说，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内部。后来，季孙氏果然日渐衰微。

于是，刘秀借用孔子的典故对臧宫等人说：“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如今北匈奴的实力依然强大，而我们已屯兵边塞，开垦田地，进行戒备。即便能以一半国力消灭大敌，这也不是我的愿望。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

汉光武帝刘秀从来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年轻时起兵，能以数千之众，带头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灭王莽、收河北、平关中、定关东、得陇西、取巴蜀，终于平定天下，完成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夙愿。

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曾亲眼目睹战争年代“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的凄凉景象，一统天下后更是时时不忘生活艰苦的老百姓。

为此，刘秀颁布了多道诏令，释放奴隶、丈量土地、轻徭薄赋、裁军简政、平反冤狱，但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危局，需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化解。

息民，一直是汉光武帝实行的国策。

“苟非其时，不如息民。”假如不能推行善政，使百姓衣食温饱、安居乐业，又怎能劳师动众、征讨辟远呢？

史载，建武二十七年，刘秀否决出兵匈奴的提案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汉光武帝画像

02

从刘秀给臧宫、马武的答书中，有学者发掘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这道诏书不仅是汉光武帝多年来推行柔道治国的总结，也体现了刘秀对谶纬之学的推崇，实则是一段经、谶牵合互证的文字。

作为刘秀思想依据的《黄石公记》，本来就是一种流行于两汉的谶书。

所谓谶纬，谶是“图谶”，即用诡秘的文字或图像编造预言、隐语，作为上天的启示，来解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学理论来解读儒家经典的“纬书”。

两汉时期，谶纬常被政治家用来制造夺权或巩固政治的舆论，也被儒生用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儒学增加神圣光环。

西汉末年，王莽掌权时，征召精通天文、图谶、月令等学说的“天下异能之士”数千人。这些人将散布在天下的图谶、纬书汇编成册，为王莽篡汉营造舆论氛围。

汉光武帝刘秀也十分迷信谶纬之学，或者说，他很会利用谶纬。

《后汉书》记载，刘秀早年带兵时，每逢作战间隙，都要诵读儒家经典，再取出《河图》《洛书》等图谶之书阅览。为了称帝，刘秀又借图谶《赤符伏》为自己宣传造势，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证明自己起兵夺天下是顺从天意。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研究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提出了其平治主张：“天下未定，先以驱除；天下已定，纳以文明。”而在东汉初年，兼有儒生、皇帝两种身份的刘秀，他所设想的文明制度，是建立在谶纬之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很多儒生因此深陷于妖佞化、神秘化的图谶迷雾中，对谶纬之学趋之若鹜，推崇备至，神棍大行其道。

汉光武帝善于利用谶纬。图源/影视剧照

03

然而，当时的大儒并非都对谶纬之学买账。

晚年，汉光武帝要在都城洛阳修建灵台，向学者桓谭征询建议，问此事是否要以谶语来做决定。

桓谭不给面子，说：“臣不读谶。”

汉光武帝迷信图谶。桓谭却说，陛下要追寻圣明先王的史迹，以仁义正道为根本，还是摒弃小人的邪说，多读读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桓谭屡次反对谶纬之学（“极言谶之非经”），让汉光武帝颇为不悦，遭到贬黜。

还有一次，刘秀命经学家尹敏校正图谶。但尹敏回奏刘秀说：“图谶非圣人所作，里面有不少错别字，很像世俗的俚语，恐怕会贻误后人。”

刘秀不以为然，坚持让尹敏校对。尹敏无奈之下，只好在谶书缺文之处加上一条“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就是尹字；为汉辅，即汉朝辅国大臣。刘秀不解，问他是何故。尹敏答道：“臣看见以前的人编图谶都是这样，我不自量力，也学着做了，私心想侥幸还能当个丞相。”

刘秀对此十分不满，但还算脾气好，没有惩罚尹敏，只是不再重用他。

对这些反对谶纬思想的官员，有时刘秀也无可奈何。

有个叫刘昆的陈留人，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当县令，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着火的地方磕头，大火随即熄灭。之后刘昆到弘农郡当太守，郡里传说有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

汉光武帝早年起兵时也做过类似的宣传，据说刘秀有次回老家，远望住宅南面火光冲天，但他到后，大火烧了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听说刘昆的事情后，汉光武帝以为刘昆是个奇人，就征召他入京当光禄勋。光武帝问他，以前你在江陵，可让风向转变，扑灭烈火；后在弘农当太守，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你推行的都是什么德政，才会发生这些奇异的现象？

刘昆老实回答，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

左右侍从都忍不住笑起来。刘秀只好叹息说：“这才是长者说的话啊！”随即下令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在一个奉谶纬为“正宗”的时代，仍有反对谶纬的“异端”存在，一世英名的汉光武帝也会不时自我反省。

建武三十年（54年），汉光武帝车驾东巡。群臣上书提议：“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

汉光武帝却反思道，朕即位三十年，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封禅骗得了谁？难道要欺骗上天吗？

封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到泰山祭祀天地、告功于天的盛典，往往百年难遇。

刘秀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随后，汉光武帝下诏，若是各郡县官员派人来给皇帝祝寿，溢言虚美，歌功颂德，朕一定要剃掉他们的头发，处以髡刑，并命他们去边疆屯田。大臣一时不敢言封禅之事。

不过，随着年老体衰，刘秀明白，封禅可以起到树立政治权威的功用。他开创了东汉王朝，要想办法统一其思想、巩固其统治。

于是，年已垂暮的刘秀，再次将朝政与谶纬联系起来。

泰山星空。图源/图虫创意

04

建武三十二年（56年），群臣再次上奏：

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不下敢颂功述德业，《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以和灵瑞，以为兆民。

大臣们这回学聪明了，搬出刘秀重视的民心，说陛下去封禅，就是为了给百姓祈福啊！同时，他们引述图谶，证明皇帝应该到泰山封禅。

迷信谶纬的刘秀翻开《河图·会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写着：“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岱宗，即泰山。至于为何有这句话，他没必要去深究。

在谶语的指引下，刘秀没有再推辞，他命群臣依照汉武帝元封年间封禅的旧典，筹备金泥（用水银和黄金制成的封泥）、玉检（玉制封检）与用青石制成的巨型方石。

正月，汉光武帝亲率诸王公大臣、文官武将，组成盛大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泰山。

二十二日清晨，汉光武帝在泰山南麓祭天。午后到达山顶，百官引用《河图》《洛书》等谶文，宣扬光武帝“受命中兴”等三十六项大功。

尚书令献上玉牒及玉检，由汉光武帝亲手钤封，太常命骑士两千余人抬起坛上的方石，尚书令将玉牒藏入其内以后，用方石盖好，再用五寸之印封好石检。

登封礼毕，汉光武帝再次叩拜上天，百官齐呼万岁。之后，汉光武帝一行人欢欣鼓舞地沿路而下，禅于梁父。

回到都城洛阳后，汉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建武中元。

实际上，封禅只是表面工程，背后有着刘秀更深层的考虑。他要将谶纬规范化，使大汉长治久安。

同年，62岁的汉光武帝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将谶纬之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朝廷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严禁民间私造谶纬。汉光武帝推崇的《河图》《洛书》等谶书与诸经对应的“纬书”被正式确立为治国施政的依据，成为儒生的必修内容，以便大汉子民世世尊奉。

尽管谶纬之学在东汉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汉光武帝大力倡导谶纬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刘秀将儒学谶纬化，知识分子跟着学这些经过官方改造的“经学”，一些儒者对学生“以图纬教授”，导致迷信学说流毒于天下。

东汉以后，历朝历代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多次对官方地位的儒学进行改造，知识分子趋炎附势，带头响应，遂使儒家经典面目全非，彻底沦为统治工具。

故而，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清人绘汉光武帝晚年画像

05

宣布图谶于天下，汉光武帝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这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春寒料峭，一个远道而来的使臣来到了洛阳城。

这名使臣上奏汉光武帝，说他来自一个叫“倭”的地方，奉命渡过浩瀚的大海，前来大汉拜见皇帝。史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也就是现在日本所在的位置，但当时日本列岛上只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分散的部落。

随着大汉国力恢复，四夷多有使者前来表示归顺，奉贡朝贺。

汉光武帝一视同仁，赏了倭奴使臣一枚金印，上刻三行五字——“汉委奴国王”（“委”通“倭”）。倭奴使者捧着金印，乐呵呵地渡海归国。

《后汉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中国帝王最早接见日本使臣的记载。

汉光武帝不经意间的一个举措，让彼岸的小国从此深深折服于华夏文明。此后，汉委奴国王金印逐渐销声匿迹，直到18世纪，日本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偶然间发现了这块古老的金印。金印出土后又辗转百年，现陈列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时间的浪潮中，虽有文物不朽，但人终归是世间过客。

即便如汉光武帝般雄才大略的君王，也抵抗不住岁月侵蚀。

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处石碑。图源/图虫创意

06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汉光武帝病危。

刘秀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前曾两次患病，分别是建武十七年与建武二十年，一度“风眩黄瘅”，以为自己将死，但病情都得以好转。

他是东汉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从不怠政，每日早晨主持朝会，午后才散，之后还要召见大臣讲说经义，到半夜才睡。

太子刘庄（即汉明帝）不忍心父亲太过劳苦，劝谏道：“陛下有禹、汤执政的圣明，却没有黄、老养生的福分，希望陛下爱惜身体，颐养精神。”

刘秀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太子刘庄后来也成为一代明君。图源/影视剧照

但这一次，在位32年的汉光武帝大限将至，他病倒在洛阳南宫，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

汉光武帝留下遗诏：“朕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及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也不要派官员来京或送书吊唁。”

刘秀追慕舅舅樊宏薄葬的风范，要求“务必俭省”，仿照汉文帝的制度，葬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

一代英主，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汉光武帝刘秀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他多年来坚持“息民”的国策卓有成效，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年好转。

到了其子汉明帝在位时，已经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与此同时，一个谶纬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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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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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黄朴民：《两汉谶纬简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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