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

作者:武国友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阅兵,是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毛主席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整个受阅部队完全是按照初战的标准来对待这次阅兵的。

“让中国老百姓看看,

这就是自己的军队,

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朱德总司令出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和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

筹备阅兵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军委领导的指导下,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了这项工作。方案的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阅兵式分为两个部分,即“检阅式”和“分列式”。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

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1)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装甲部队经过天安门

负责筹备阅兵的阅兵指挥所是以《阅兵典礼方案》为依据进行工作,按军委首长指示,指挥所的工作人员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二十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阅兵代表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1.64多万名。

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平市郊,开始进行训练。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了解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许多战士将鞋子脱下来,拿给首长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鞋底就磨破了。杨成武告诉战士们,要有吃苦的准备,还得磨破几双鞋。

我们军队在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

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也是阅兵的检阅台。以天安门为中心点,长安街东西400米内,是阅兵分列式的行进路线。筹备委员会对集会时的位置都预先划定:天安门东西两侧观礼台为机关团体;集会联合指挥部设于西城台,另有几个指挥分站分别设于广场上;除长安街中段为阅兵分列式行进路线外,长安街中段南侧属于不参加分列式的武装部队集会区域,军乐队居于其中间部位;其后是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工人和农民;其余区域分别划归团中央、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

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2)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阅兵仪式筹备过程中,总指挥聂荣臻始终事无巨细地关心和指导,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这支军队踏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因此在这次阅兵中,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面貌。

当大阅兵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为统一行动,杨成武和唐延杰受命以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的名义,预先向受阅的海、陆、空代表部队下达命令。明确规定了各部队入城路线、集结待阅地点、各指挥分所的位置,并重申了以前阅兵会议规定的注意事项。

30万军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

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

9月30日午夜,各部队开始入城集结。

10月1日下午2时,中南海内开始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宣布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而此时,30万军民正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般的海洋。

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3)

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仪式结束后,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4)

朱德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受阅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随后,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涨,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紧接着的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经过千锤百炼,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在最前面。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相继隆隆地开过。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上,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万众仰望。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1920多匹战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具整齐划一,军马的毛色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检阅式和分列式历经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人民空军的飞行队伍尤为壮观

为了庆祝1949年10月1日这划时代的胜利,中央军委命令年轻的人民空军,作好充分准备,用整齐的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要保证飞行安全。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平、广州、西安、汉口、重庆的国民党5个空军军区,加上空军总部和台北指挥所,总共有8个飞行大队,381架飞机。除需修理的和不能起飞的留在大陆外,已全部飞往台湾。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在全国各地搜集日本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剩下的飞机和零件,在这样的基础上,艰苦创业,创建起年轻的人民空军。

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立即组织了一批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抢修出9架美国制造的P- 51野马式战斗机,航空局下令成立“南苑飞行队”。飞机在原有9架P- 51战斗机基础上,增加了“蚊式”轻轰炸机2架、PT- 19教练机2架、C- 46运输机3架和C- 47运输机1架,总共17架飞机。从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接着,又从东北公主岭调来一批飞机,充实南苑飞行队。飞机总数达到42架,大大增强了飞行队实力。计有:美制P-51野马式战斗机23架;英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美制B-24重轰炸机1架;美制B-25战斗轰炸机1架;美制C-46运输机3架;美制C-47运输机3架;美制PT-17教练机2架;美制PT-9教练机4架;美制L-5型通讯联络机2架。

我们的飞机太少,阅兵时忽啦一下子就表演完了,群众不满足怎么办?但是,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已经实在不能再挪动了。据原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回忆,军区参谋唐延杰给他打电话说,聂司令员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拿到空中阅兵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油江则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他认为飞机在当时的中国很稀罕,让“观众”过过瘾不好吗?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9架P-51飞过后,绕一个圈再续上九架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开国大典第一次阅兵(开国大阅兵)(5)

解放军空军飞行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飞机受阅,旧中国也从来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 51翅膀一甩,就窜出400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几十公里。另外,调度飞机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交到大会筹委会,四种飞机三个高度,3000尺、2500尺、1800尺,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天空湛蓝,天安门上空几乎没有风。坦克群正缓缓前进。突然,天空中热闹起来了。17架飞机一掠而过,眼尖的人甚至看清了银白色机翼上的红五星。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认为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力量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是这么干的。

受阅仪式圆满结束,朱德总司令以他个人的名义在北京饭店宴请陆海空受阅代表。除了毛泽东,其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来了。邢海帆和几位空中战友连飞行服也没换,匆匆赶来。

朱德总司令举杯向空军代表祝贺:“从今天起,我才是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开怀大笑起来。

【作者:武国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炎黄春秋》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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