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懂宋徽宗（对宋徽宗的辩护）

中国历史上，宋徽宗大概是唯一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亡国之君。传统史官将他列入负面教材，认为他应该为发生在北宋末的“靖康之耻”负最大责任：“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宋史·徽宗本纪》的这一段“赞曰”，差不多就是关于宋徽宗的盖棺定论，今日主流的历史研究者对宋徽宗的评价，基本也是持类似的观点。

但另一方面，哪怕是那些对宋徽宗的治国理政很不以为然的人，也无法否认他在艺术领域的才华与成就，恰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知名汉学家伊沛霞女士在她的《宋徽宗》中所言：

徽宗“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识渊博的音乐、诗歌与道教的赞助人。在支持艺术的范围、对艺术领域的关注及投入的时间上，世界历史上少有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

宋徽宗（1082-1135）

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有大量的文艺青年被徽宗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金国的皇帝章宗就是宋徽宗的粉丝，他的书法“悉效宣和字（瘦金体）”，几可乱真，许多人第一次看到金章宗的书法作品时，都会误以为是宋徽宗手笔；章宗还刻意模仿徽宗的绘画偏好，听说徽宗作画“以苏合油烟为墨”，也高价购来同样的墨。而在今天，许多文艺青年都亲切地称徽宗为“胖佶”，很少有皇帝能获得这待遇。

伊沛霞教授当然不是迷恋“胖佶”艺术才华的文艺青年，不过她积十年之功创作的《宋徽宗》一书，却尝试跳出传统史家对宋徽宗的成见与苛责，力图呈现一个立体化而非脸谱化的宋徽宗形象。

《宋徽宗》，作者：（美）伊沛霞，译者：韩华，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宋徽宗不用为“靖康之耻”负责？

伊沛霞用大量的笔墨讲述徽宗丰富多彩却结局凄凉的一生：他锐意恢复熙宁新法，扩大教育与社会福利规模，热忱招徕建筑、美术、音乐、医学领域的专家，本人也亲自涉猎这些专业化的领域，对宗教礼仪有着非同一般的热情，梦想收复燕云故土，最后却不幸“北狩”，老死于敌国。然后，伊沛霞以不太像历史学者而更像是文艺青年的笔调说：

“究竟是什么使得徽宗成为这么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聪明，饱读诗书，……他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的过失，还很喜欢向交往的人赠送礼物，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一个惊喜，……在艺术上他也非常有天赋，并愿意别人看到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的努力与才华。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

尽管伊沛霞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称，“写作本书的初衷并非是为了给徽宗翻案。”但毫无疑问，她对这位失败的宋朝皇帝抱以深深的同情。我能理解这份同情，也不认为伊沛霞对宋徽宗的这一段评价是溢美，或者是基于同情心的偏爱。徽宗确实要比许多帝王（哪怕是那些成功的雄主）更有人格魅力。事实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靖康事变，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宋王朝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在他御宇的时间内，宋朝的经济、文化均达至鼎盛状态，人口首度过亿，东京生活着超过一百万的市民，不管是《清明上河图》，还是《东京梦华录》，描绘的正是徽宗时代东京的如梦繁华；他还实现了列祖列宗梦寐以求却未偿所愿的收复燕云的梦想，在燕山府立下一块“复燕云碑”；他还差一点就要平定困扰宋朝多年的西夏：宣和元年四月，宋师攻克西夏横山，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既然发生了“靖康之耻”，则宋徽宗不但无缘于“伟大”，而且需要承担“亡国之君”的责任。人们忍不住要问：“靖康之耻”是宋王朝必然的宿命吗？抑或是由于战略错误而导致的偶然事故？如果是宿命，那责任确实不应该由宋徽宗来负。不过，伊沛霞坦言：

“在我看来，北宋的覆灭并不是必然的。如果辽能够镇压女真人的叛乱，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没有方腊叛乱，北宋或许可以更快地向燕京拨派军队。如果童贯1115年去世，或许就没有什么徽宗信任的军界人士，足以鼓动他联金抗辽。”

那么，写史的人就不能不追究：在那些导致“靖康之耻”的一系列因素中，哪一些是宋徽宗直接造成的，因而必须负责任的？

如果不是宋徽宗与蔡京政府大兴“花石纲”，可能南方就不会发生方腊叛乱。如果没有方腊叛乱牵制了北宋最精锐的部队，宋师进攻燕京的战役也许就不会那么难看，让金国生下挥鞭南下的野心。如果不是宋徽宗一意孤行与女真秘密结盟，定下“联金灭辽”的战略，而是维持宋辽联盟，也许辽国就可以一直充当宋朝的北部屏障，遏制金国的崛起。

伊沛霞对此的辩护是，这些对宋徽宗的诘难属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全能视角，如果以宋徽宗的视角来看问题，他无法预知事态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我越是站在他的视角看问题，就越觉得对于他的历史评价过于严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对于那些他无力控制的事情，他确实也没必要去过多地为之负责。”

但坦率地说，我认为伊沛霞对宋徽宗的辩护是无力的。

《竹禽图》（宋徽宗）

宋徽宗扮演好皇帝角色了吗？

宋徽宗真的“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吗？

如果“看看徽宗在执政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为建立联合政府所做的努力”，这位年轻的君主确实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政治气象，足以让人期待他能够带领宋王朝走出之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党争困境。即便是他最终意识到“联合元丰、元祐党人的政府是行不通的”，从而选择让新党执政，回归熙宁变法路线，也没有什么可指谪的（《宋徽宗》第二章至第四章）。我甚至坚持认为，熙宁变法的方向，就是历史演进的方向。往这个方向走，就对了。

然而，在回归变法路线的过程中，宋徽宗专任蔡京为相，立“元祐党籍”，将蔡京政府的反对派全部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失势的变法派成员章惇等人），禁止所谓的“元祐党人”逗留京师，限制他们的子孙从政。甚至将“黑名单”刻于石碑，立于天下州县。这是否也是可以理解的必要举措呢？

伊沛霞说：

“如果我们从徽宗的角度来看待对元祐党人和元符党人的禁令，就会得出不同的观点。黑名单是一种对权力的主张，它表明皇帝有权选择自己的臣子，也完全不必任用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人。……如果一位皇帝必须任用那些不仅顽固地反对且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些计划的人，他怎么可能成就什么事情呢？”（《宋徽宗》第四章）

但宋朝的多数士大夫应该不会同意伊沛霞的判断。宋人主张，“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任何一项重大政令的出台，都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达成共识，然后才以君主的名义颁行天下。宋徽宗与蔡京政府设“元祐党籍碑”的创举，显然挑战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惯例，也违背了“异论相搅”的祖制。

也是从专任蔡京开始，宋徽宗热衷于“御笔行事”，即以皇帝手诏的方式直接下达命令。在宋代，君主诏命的出台本来有着非常繁复的程序：“命之未下，则有给舍封驳；及其既出，则有台谏论列，其为过举鲜矣。”诏命未颁布之时，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均有权封驳；诏命颁布之后，台谏官若发现诏命不当，还可以追缴。而且，诏命必须由宰相副署、发布，才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绕过程序直接颁发的君主手诏，是不合法的，通常也会受抵制。但宋徽宗与蔡京为了避免他们的决策在走程序时被否决，大兴手诏，“事无巨细，皆托御笔而行”。

显然，这样的手诏会受到士大夫明里暗里的抵制，伊沛霞说，“徽宗发现，长期以来，让大臣执行圣旨都是一个难题，无奈之下，他下令加重对无视御笔手诏的惩罚。”（《宋徽宗》第四章）大臣敢于不执行手诏，实际上是宋朝法度尚未受完全破坏的体现，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奇。需要惊奇的，是宋徽宗不但以“御笔行事”挑战成法，而且规定手诏不容反驳、滞留，“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延误两天执行手诏，即可能会受到“流三千里”的严厉惩罚。而伊沛霞居然认为这是宋徽宗的无奈之举。

《文会图》（有宋徽宗和蔡京题诗）

徽宗一朝，御笔盛行，“三省有司奉行不暇，虽有违戾法宪、前后重复，不敢执奏”。诏命的出台与执行，“三省无所干预”，“给舍不得缴，台谏不得言，纲纪坏矣”。“纲纪坏矣”是宋人的夸大其词吗？不是。除了宋徽宗，没有哪一个宋朝皇帝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宣称御笔高于常法，违者有刑。

某种意义上说，“靖康之耻”的祸端，就埋伏在宋徽宗的御笔里，因为宣和年间，朝廷讨论是否“联金灭辽”时，多数大臣都表示反对，认为“契丹，与国（友邦）也；女真，强敌也”，一旦女真灭辽得逞，势必“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到时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但这些意见宋徽宗并未听取，他太不希望错过收复燕云故土的绝佳时间窗口了——这一雄心壮志并非不可理解，但他遣使前往金国谈判，“不赍诏书，唯付以御笔”，“外庭莫知其端”，跟金国该怎么谈，朝廷居然不知情，这就太不可理喻了；更要命的是，宋徽宗遣使带去的那份御笔恰恰出现了重大纰漏，授人以柄，给了金国日后挑起事端的口实。

靖康事变之后，宋人痛定思痛，认识到宋徽宗“御笔行事”正是“靖康之乱根也”。高宗即位，立即申明“朕将谨视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并跟大臣说：“凡御笔处分，虽出肤意，必经三省、枢密院，与前不同，若获未当，许卿等奏禀，给舍缴驳。”

不管是从“御笔行事”对旧章法宪的破坏，还是从“御笔行事”导致的严重后果来看，宋徽宗都谈不上“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

《芙蓉锦鸡图》（宋徽宗）

伊沛霞对宋徽宗的“同情与理解”

伊沛霞的《宋徽宗》成功展现了宋徽宗作为一名“艺术家皇帝”的个人魅力，但如果我们想从书中寻找关于徽宗滥用“御笔行事”、订立“元祐党籍”败坏法度的描述与分析，可能就会感到失望。因为本书对此几乎不置一词。

也许伊沛霞关注的焦点是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而不是宋王朝的旧章法宪。然而，传统中国的皇帝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我们无法脱离宋朝政制去评价宋徽宗的作为——谁叫他是一位皇帝，而不是寻常的艺术家呢？但《宋徽宗》对宋朝政制的讲述，通常只是一笔带过，缺乏纵深的阐释。因此，她笔下呈现的宋徽宗，虽然确实是一个立体的形象，却仿佛架空了历史。也因此，她为宋徽宗所做的辩护，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尽管伊沛霞对宋代政制着墨不多，但她的西方学术背景让她能够以一种异乎国内历史研究者的视角来解读宋朝制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她将宋徽宗继位之初对元丰与元祐党人的兼用，称为“试图建立一个现在被称为‘联合政府’的机构”（《宋徽宗》第三章），用“联合政府”来概括北宋建中靖国年间新旧党的联合秉政，可谓妙笔，而不是穿凿附会。因为北宋的新党与旧党，确实有几分像近代政治中的左右派：新党主张政府介入市场、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国家福利、抑制兼并，这分明就是左派的典型政见；旧党则主张轻敛薄赋、官不与民争利、不抑兼并、承认贫富相资，分明也是右派的典型政见。伊沛霞的“联合政府”概念，可以拓宽我们对于北宋党争的理解。

伊沛霞对宋徽宗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摆脱单一视角看待这位个性明显的北宋君主。传统史官秉承经史观念，修史强调“以史为鉴”，这使得历史于传统中国人而言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宛如西方的宗教。但“以史为鉴”的修史进路，也容易出现剪裁历史、以是非遮蔽史实、忽视历史丰富性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徽宗本人就是“以史为鉴”史笔的“牺牲品”。现在伊沛霞的《宋徽宗》，跳出传统修史的窠臼，立足于史料，致力于还原出一个鲜活的徽宗形象。虽然，我个人认为伊沛霞对宋徽宗的某些辩解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她对宋徽宗的整体还原是成功的。

发掘和呈现历史的丰富性，这应该是现代史家的职责所在。宋徽宗留在中国历史上的身影，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亡国之君”形象，他的政治抱负与艺术才情，他的教养与自负，他的个性与命运，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都值得我们了解。

作者 吴钩

编辑 徐学勤 罗东 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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