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老院长（陈年旧事老院长）

中级法院的干部职工平时习惯于把院长称之为“老院长”。其实，院长并没有多老，50多岁。

可能是由于他资历老，是个“老革命”，加之年龄也是全院最大的，故而称之。

老院长姓李，山西沁县人，中等个头，面容清癯，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经常穿着较为宽松的灰色中山服。

他是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部队“西进”时转业留在地方的干部，“文革”前任地区公安处副处长。

他的工资级别为行政14级，是“中干”（中级领导干部）最高一级，月工资154.50元，对年轻人及大多数干部来说，是个高不可攀的数字。

当时，许多干部是行政25级，月工资42.50元。大专学历的，月工资56元。本科学历的，月工资63元。我是司法警察，试用期月工资39元，转正后45.50元。

老院长初中文化程度，在那个年龄段的老干部中，算是高学历了。

他经常订阅《山西日报》，还订阅其他报刊，都是自费订阅。新华书店有新书，就用自己的工资去买，买了不少书。

他生活简朴，吃穿不讲究。和大家一样，每月供应的27.5斤面粉中，有30%是杂粮，一般是包谷面。

经常看到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单位，泡杯清茶，然后吃馍。多时吃的馍是包谷面做的，可能把白面馍留给孩子们了。

他有五个孩子，家庭人口多，生活也不宽裕。他也吸烟，一年四季吸的都是每包0.25元的“燎原”牌香烟。

老院长不论会上讲话，还是平常说话，口头语是：“这个甚，看看...”。干部职工有时就开玩笑学说他的口头语。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1975年底，院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扩大到全体干部职工参加。

我兼任单位会计，因为要填报全年会计报表，加之要准备发工资，领导没有让我参加民主生活会。

但是，我听说会议火药味很浓，批评老院长很激烈。

会议开了一天半，还没结束。虽然是“文革”后期，但批斗领导干部的气氛仍较为浓厚。

当时的气氛，似乎不对老院长提出尖锐意见，就是“保皇派”。

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午，有人跟我说：“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有人在给老院长提意见的时候牵扯到你，意思是在给老院长报销医药费时，你不坚持原则”。

一听这话，点燃了我的火气，年轻人的“二”劲上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主动要求参加下午的民主生活会。

下午的民主生活会，大家踊跃发言，继续批评老院长。

言词激烈的，还是前两天的那几个人：老贺说话又直又重；老赵转弯抹角，语意深沉，冷嘲热讽；老朱文化程度低，业务能力有限，但语言异常尖刻。

还有个别人也站出来随声附和，加油添醋，推波助澜。

听他们发言的内容，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不过是发泄个人怨气，不涉及原则问题。

老贺说：“单位的吉普车，办公室买了几条浴巾苫上，浴巾上印了几个字，你就不高兴......”。

老赵说：“那天晚上到电影院看晚会，你拿着一张票，还要带一个娃娃进去......”。

老朱说：“你给宋庭长说，重大案件不要分给老朱办......”。

我注意到，在这些人以批判的口气发言时，老院长一支又一支地抽着他那0.25元一盒的燎原牌香烟，不动声色，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端起眼前的茶杯喝口水。

我暗自思忖：真是久经磨炼老革命啊，要是我，就受不了这窝囊气!

听了一阵，我要求发言，情绪很不冷静：

“上午有人说，我给老院长报销的医药费似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法院是重事实讲道理的地方，你们不要以为口里长个舌头就可以胡说！”

“单据都是地区财政处审核报销的，哪里有错？你们说，我当面说清楚。如果有问题，我愿意接受处分！”

谁都没有想到，我这个年仅19岁、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无名小卒，竟然会说出这么不知高低深浅的话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吭声。

激烈的党组民主生活会，居然让我给搅散了。就此，民主生活会宣布结束。

1976年前半年，我跟随老院长去××县xx公社搞“路线教育”。

老院长任工作队副队长，我做一些事务性、秘书性工作。

我和老院长自带铺盖，住在公社供销社，在供销社灶上吃饭。

老院长带一条山西老家自织的土粗布被面的被子，床单破了，中间补着一大块补丁，针脚挺大。

供销社伙食很简单，经常是馒头、面条、炒洋芋片。老院长虽然是汉族人，但饮食习惯上不吃大肉，大油也不吃。

我和供销社主任联系，每隔几天，就给老院长炒几个供销社从各生产大队收购上来的运输中破损了的鸡蛋，就算是给他改善伙食了。

我们的伙食费和供销社职工一样，都是用自己的工资按记账的数额交钱。

这个公社地处高寒山区，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天气挺冷。

我们住的房子门窗缝隙大，寒风直往屋里吹。火炉烧的是煤球，煤球质量不好，半夜火就灭了，常常被冻醒。

老院长经常住在这里，半年时间里很少回家。他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数九寒天，也用冷水洗脸，只是刷牙用温水。

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去单位一趟，给我领点工资，买一块香皂”。

回到单位，我领了工资，然后去商店买香皂。买什么牌子的香皂呢？我想，老院长工资那么高，肯定要用好香皂。

于是，我就买了一块商店里价格最高的上海产的檀香皂，每块八角多钱。

回到公社，我把香皂交给老院长时，他轻声说：“太贵了！”

但是，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批评我。他对我中国农村娃还是颇为关照的。

老院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队指导员，自然是身经百战。

战争是异常残酷的。据我所知，他很少讲以前打仗的事。我想，他是不愿意提起那些惨烈的往事。

我只有三次听到他讲战争时期的故事。一次他讲：我刚参加革命时，领导是一位女同志，刚强果断，非常勇敢，打仗时如果谁不往前冲，她就会采取“断然”措施。

另一次他讲：有亲兄弟二人，哥参加了八路军，弟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两人都是机枪手，机枪都打得很好。

解放战争时期，兄弟二人所在的部队发生战斗，虽然最终解放军获胜，但在弟弟的机枪下，解放军伤亡不少。

战斗中弟弟被俘，哥哥见到弟弟，二话没说，提起枪托在弟弟的头上猛砸一下，弟弟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

还有一次他讲：解放西北时，某日解放军和国民党“马家军”发生战斗。

马匪的一支部队当年致红军西路军损失惨重。对这支马匪部队，上级的命令是彻底“歼灭”。

当他们路过战场时，先头部队所进行的战斗已经结束。距离战场两三里路时，部队给每人发了半斤酒、一条毛巾。

他们把酒浇在毛巾上，捂住鼻子快速通过。可以看到战场上人和马匹的尸体上蠕动着蛆，有的躯体还在抽搐。

老院长1982年4月病逝，不足60岁，没能等到离休后安度晚年，遗憾啊。

发此文以缅怀老院长。

（图片 · 笔者手机随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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