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馆抗日战争全程速览（让我们一起来听老会战讲那过去的事情）

一张旧照

一件老物

一段回忆

呈现的是老会战们的喜怒哀乐

是整个城市发展留下的痕迹

更是亟待抢救整理的国家记忆

225位老会战的访谈录音和500余小时的录像、338份文物资料，这组数字是大庆会战口述历史科研团队6年的奋战成果。

2013年，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会战口述历史采访团队组建，2018年，大庆师范学院口述文化社成立，全校12个院系的41位学生陆续加入进来。

讲求亲历，描绘细节，抢救记忆，记录历史。

六年间，口述历史团队寻访的老会战，不仅有“五面红旗”朱洪昌等英雄人物，有作曲家秦咏诚等艺术家，更多的是像巡井工李福来这样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在聆听老会战口述历史时，口述历史团队一次次被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不惧风雨的峥嵘岁月，那个只求奉献不求回报的红色年代，知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感受到了那种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深深地被老会战奉献青春、为国分忧的宽广胸怀所感染，被他们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感动。

一九四七年，张英夫妇与长子合影留念。

60年前，那段战天斗地的青春战歌，是每个老会战用热血与汗水铸就的大庆魂;60年后，那段可歌可泣的过往，是每一个当代创业者希望留住的大庆的根。

在口述记录者张文彬和全体组员印象中，王进喜的故事耳熟能详，但在采访张英老人之后，铁人的人民公仆形象成为更加有血有肉的具象。

1970年11月15日，铁人王进喜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回了大庆。当时铁人母亲在大庆职工医院住院，大家都把收音机藏起来，不敢让她听到铁人逝世的消息。由于铁人母亲说的是甘肃玉门方言，大家都听不太懂她的话。领导找到了张英，说“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护理几天铁人的老妈妈。你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她知道铁人逝世的消息，千方百计要让老人心情愉快。”

听说铁人母亲住院了，大庆很多人都赶来看望，创业庄服务大队的人专门做了槽子糕，安排人给铁人母亲送来。送槽子糕的人说：“老妈妈，听说您生病了，我们来看看您，给您送点儿蛋糕来，您吃点儿吧。”老人就问：“你们这槽子糕是哪儿来的呀?”来人说：“这是我们服务大队特意给您老做的。”老人家一听服务大队，东西肯定是公家的了。就对他们说：“我大儿子说了，公家的东西一点儿也不能沾，拿回去吧，我不能吃。”

当时护理老人的钻井政治部主任雷发瑞看到铁人老母亲连一口槽子糕都不占公家的，这个西北硬汉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坚定地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拿回去吧，老太太不会要的。”

过了一会儿，铁人的弟弟王进邦领着儿子来了，雷发瑞悄悄告诉他们去附近的五百商店买点槽子糕来。当他们把槽子糕拿来时，铁人母亲就生气了，“怎么又拿回来了?你怎么能拿公家的东西!”王进邦忙说：“妈呀，这是儿子给您买的，是大哥让我买的，您吃点儿吧!”这回老太太才安心地吃了。

当讲到这个事时，张英抑制不住眼泪，她说，当时她不敢当着老太太的面掉眼泪，只能跑到走廊里去哭!

一个月后，铁人母亲也去世了，临终前，老人提出要见王进喜一面，这本是作为一个母亲弥留之际最普通的愿望了。可是，当她看见油田领导面露难色的时候，忙说：“进喜要是忙，就算了。我不要紧，只要他好好工作就行了。”老人家哪里知道，她的儿子王进喜已先她而去了。就这样，铁人的老母亲带着遗憾合上了双眼。

铁人的故事，实质反映、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为群众甘当老黄牛的人民公仆的品质。正因为铁人真正地践行党的宗旨，所以他才能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群众才把铁人当作亲人。正因为铁人密切联系群众，才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大庆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记录好每一个老会战在60年前为大庆付出的岁月。”张文彬说。

我的斗志又回来了

口述人：李福来，1947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1964年12月到大庆参加工作，被分配到采油二厂47队工作，历任炊事员、养猪员、巡井工。1978年7月，从采油二厂调到采油六厂，在采油工、服务队厨师等岗位工作。

寻访时间：2018年10月25日

寻访地点：让胡路区创业城18区居委会

形成口述实录：《我真是太幸福了》

寻访人：刘鑫

会战时期运输指挥部水罐车队为前线钻井、施工、生活送水。

1966年5月，周总理第三次来大庆视察，是坐火车来的，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来大庆，在“南二一”也就是草原北村那儿迎接欢迎周总理，让谢胡看那口井喷油的场面。当时，会战工委组织广大职工欢迎周总理，人很多，但我们队被选上去欢迎总理的大约有7个人。大家到了指定的地方，围成一圈，翘首以盼。

大约9点多钟吧，周总理由宋振明、季铁中还有王进喜他们陪着来了。周总理一下车就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说：大庆石油工人好!当时我的心里可暖和了，在场的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大家特别激动，但是秩序井然，纷纷和周总理打招呼，周总理一一和大家握手。我虽然站在了第二排，也伸长手臂和总理握上了手。那一刻，我真是太幸福了!我对周总理最大的感受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周总理关心咱们大庆，想着咱们大庆。我记得1965年的时候，周总理特意从新疆调拨橙子给大庆的职工。我们小队的队长说：这是周总理关怀大庆职工，特意给大家的橙子，每人5斤。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啥叫橙子，橙子分到手后，大家都舍不得吃。

我和总理握手后，回到井队和大家说，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见到了周总理，和周总理握手了!

创业城，是大庆老会战集中居住的小区，也是口述文化社寻访老会战的重点小区。在创业社区居委会崔秀楠书记的沟通帮助下，口述文化社联络上了老会战李福来。

这是口述文化社社长刘鑫寻访的第二位老会战。

“刚上大一时，由于没有做足背景资料的积累，也没弄清楚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内涵，面对老会战，感觉自己很无知，很惭愧。”刘鑫说，来大庆以前，自己对大庆的印象只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描述，对铁人的事迹以及老一辈石油人的创业史，几乎一无所知。自从2018年年初接触口述历史，也参与了不少老会战的访谈，每次结束回到学校，自己都会恶补知识，还经常去铁人王进喜纪念馆、油田历史陈列馆、“铁人一口井”参观学习。

跟往常访谈一样，刘鑫在前一天按老师要求认真地制定了采访大纲，包括话题的切入和采访时可能会遇到的情况，都做了充足的准备。2018年10月25日，刘鑫跟随陈立勇如约来到了创业城，见到早就等在那里的李福来老人。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工人，由于家庭发生变故，父亲去世，剩下我和母亲，生活比较困难，我上学的时候都是国家照顾的，学费、学杂费全免，而且每月给我和我母亲37.5元的生活救济金……

1964年，不到17岁的李福来，从延寿招工来到了大庆。条件艰苦、吃不习惯，加上当时组建二厂的工作特别累，从二厂到萨大路，再到萨10线，每天来回要跑15趟，都是人力装车、卸车。有人吃不了苦，打算跑，私下里悄悄地说，“一会快点吃饭，吃完饭，宿舍人少，背上行李悄悄走。”后来领导查宿舍时，发现四个铺位空了，估摸着是偷偷跑了，就开上大卡车，从解放南村一路撵到火车站。到候车室一看，那四个人就在那里坐着。矿长、教导员一起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回去，但是他们没有听劝，最后还是走了。

但李福来却没动过“逃跑”的心思，他不怕吃苦：“我既然来了，就要坚持到底，像铁人王进喜一样，一直干下去。就这样，我就一直扎根在这。”

在采油二厂46队，李福来负责做饭、喂猪。尽管他一门心思想要学技术，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如今，退休在家的李福来，经常参加会战宣讲团进校园，传承大庆精神。

如果不是寻访老会战，刘鑫很难想象，几万名与李老一样的石油工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没有机械设备就人拉肩扛，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建“干打垒”，吃饭缺粮就两稀一干挖野菜充饥，演绎了一段于莽莽荒原创业、成就光荣与梦想的传奇故事。

“看似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经历，却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刘鑫说，2017年，自己因为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感觉精神崩溃了。如今，因为参与老会战口述历史，让他深切地感受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慢慢地感觉到，自己没资格消沉，我的斗志又回来了!”

我一直在回头看他，直到看不见他

口述人：喻新盛，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运输公司经理、党委书记。1960年2月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曾任大庆油田运输指挥部党委书记、大庆油田党委政治部副主任、大庆油田党委副书记等职。

寻访时间：2013年11月26日

寻访地点：江苏省扬州市石油宾馆

形成口述实录：《我培养硬骨头十三车队的故事》

寻访人：陈立勇

喻新盛在小兴安岭深山。

1960年2月，我到了大庆，住在安达五道街一个农民家里。4月29日，在萨尔图，我参加了油田誓师大会。会后，由于我在部队从事汽车教练工作，就直接被分配到了运输组。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一共去了84个人，有很多人经不起折腾、经不起艰苦的考验，当了逃兵，过了不到两个月，就只剩下44人了。

喻新盛是硬骨头十三车队的培养人，石油大会战运输战线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口述历史实录者陈立勇印象中，喻新盛还是那般在雨中撑伞向他大步走来，在桌前谈笑风生、开朗外向的模样。

约访时喻老在扬州。赶到扬州，陈立勇一行人住进了石油宾馆。当天下着雨，快到约定时间了，陈立勇下楼迎接。只见喻老拿着一把伞，迈着矫健的步伐从对面走过来，一如当年他带硬骨头十三车队时的硬朗作风。身上穿的衬衫，给人特别板正的感觉。几句话就进入正题，老人开始回忆会战岁月，记忆清晰，如数家珍。

“停车一条线，出车一条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1963年5月，喻新盛成为硬骨头十三车队的指导员。“硬骨头”不是一开始就是硬的，是他去了之后有意识地培养和带领这支队伍像人民解放军那样当先锋、打头阵、拉重载。

“他说，你想让队友们是什么样的，你自己也要做到这样，而且要关心职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他要把大家的被子再压一压，第二天早晨给大家把洗脸水打好，甚至有的牙膏都挤好。为什么呢?他说，工人们工作特别辛苦，能让他们多睡一会就多睡会儿。”这个细节让陈立勇特别感动。

石油会战的艰苦，不仅是吃窝窝头就咸菜，北风当电扇，还要面对板房挡雨不挡风等住房困难。到了冬天，人要过冬，车要进库，要盖房子，在地窖、板房里可过不了冬。为确保会战的顺利进行，运输队接到去小兴安岭运送木材的任务。喻新盛带着队员在深山里呆了整整一个冬天，为了找到独自进山的副队长，他们几乎命丧深山。但喻老说，“作为一名党员，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冲上去时，我一定不惧危险、义不容辞，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小兴安岭的那年，工人们心里着急，都想多拉点木材，头发长了来不及剪，衣服破了来不及缝，扣子掉了就拿稻草扎上、绳子捆上。队里有个司机叫徐金标，胡子、头发长得特别长，衣服被火星子烧得一个洞、一个洞的，身上还有一股汗臭味。他就趁着休息的空当儿，去理发店理发，结果引起了理发员的注意。理发员寻思：“只怕是从劳改农场逃跑出来的逃犯吧!”赶紧报了警。警察来了，问他是从哪儿来的，徐金标就回答说：“从萨尔图集体来的，来了一百多人，是我们领导带我们来的。”就这样，警察到招待所，把我也直接抓了起来，后来看了工作证才解除误会。下山的时候，在滨江车站候车进站时，又闹了同样的笑话。

在说到当年很多战友现在都已经离世的时候，喻老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与人从头到尾地讲他的经历。不仅是喻老，每一位被寻访的老会战都很重视口述这件事，都让口述实录者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很重……

1963年年底会战结束，大庆油田进入正常开发阶段，有些人被分到其他油田支援，当时就离开大庆到其他城市安家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大庆。有一位老会战在见到陈立勇后就抓着他的手，流着泪说，“大庆来人看我了!”高兴得一路上跟小区的邻居讲，这是大庆来的，这是大庆来的!

“他的故事可能给他的子孙辈说过好多遍，更多的时候是无人理解的，让我觉得我不是单单记录历史，还在记录他们的人生。”陈立勇说。

“口述历史的魅力，在于与时间赛跑。在结题之后，口述小组对采访过的老会战名单进行梳理。结果名单一梳理出来，大家都有点儿受不了。

很多接受过我们采访、为我们口述历史的老会战，走了!更为遗憾的是，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老会战，可能已经去世了。也许他们曾给自己的子女讲过那段历史，可子女也没有记录下来，就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赶到他们面前采访，这段历史很可能就消失了。”在离开扬州前，喻老坚持要送大庆的“老乡”上车，看着车子走远，他一直默默地站在原地。“我一直在回头看他，直到看不见他了，他仿佛还站在那儿。”这一次，也是陈立勇见喻老的最后一面。

2017年4月13日，喻新盛在江苏逝世，享年79岁。

　谈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

口述人：李继良，1937年3月出生。1963年底调任1205钻井队担任党支部书记，1965年任大庆钻井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寻访时间：2014年11月30日

寻访地点：广东省佛山市

形成口述实录：《我们就是“永不卷刃的尖刀”》

寻访人：孙宝范

李继良早年的工作照。

大概发生在1960年10月或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了，也是上夜班。我当时是司钻，副司钻是屈清华，司机是刘正魁，大班司钻是康厚成，井架工是张石琳……

出事后，康厚成一把将张石琳抱起来了，一摸他的脑袋，“哎呀，我的妈呀!”当时就哭了起来。张石琳当时戴的是狗皮帽子，康厚成的手摸到狗皮帽子的毛上了，软软的，以为把头给打烂了。转头哭着对我们喊道：“打烂了……打烂了……”由于没有电，土灯又不太亮，大家光顾抱着他哭，根本没有好好检查他究竟伤在哪里，伤得怎么样。大约哭了半个小时，这小子醒来了，看到大家有哭的、有傻呆呆站着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咦?你们咋啦?”他这一问把大家都整蒙了，让他摘掉帽子，一摸他脑袋，这也没有事儿啊，连血都没流!缓了半小时，起来活动活动就没事儿了。这时，救护车来了，医生问我们什么情况?我们十分抱歉地和医生说：“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2014年11月份，孙宝范、刘晓华、陈立勇、张文彬等五人小组先到了广东湛江，对工作、生活在湛江的大庆老会战进行采访。采访过程中，得知李继良刚好在广东省佛山市，但采访小组一时没有与他联系上，只好先赶去海口进行采访。海口的寻访进程过半时，采访小组接到了李继良的电话，孙宝范和张文彬两人又折回广东，到了佛山。

“感谢大庆，还想着我们这些老人，把我们的经历记录整理出来，当做资料保存，教育后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李继良拿着提前准备好的发言提纲，激动地讲述起来。

一般的采访也就一两个小时，长的一上午，可采访李继良，用了两个半天。

有一部电影《1942》，写的是1942年河南省几十万人大逃荒。那年才四五岁的李继良，和父母、姐姐跟随逃荒的队伍一路到西安、宝鸡，辗转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在汉中落脚。后来，李继良招工到了玉门油矿钻井贝乌二队(即1202队)当学徒工，后来当司钻、技术员，一直到副队长。随队调到大庆，担任过1205钻井队第五任指导员，这期间发生的很多故事，李继良讲得特别细致，思路清晰。

我经历过两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一件事儿发生在1960年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零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大概是凌晨两三点钟，井上水龙头不好使要换一个。

当天晚上，值夜班的大队长李清明，亲自带着一辆解放吊车和一辆解放卡车，拉着水龙头，给我们送到井场。那时候，我是司钻，对大家说，你们在钻台上，我下去把水龙头从车上卸下来。我爬到卡车上，吊车的吊钩放下来，我把水龙头吊绳挂在吊钩上，吊车司机就开始起吊。正在吊的时候，钢丝绳从滑轮凹槽里“跳槽”跑到外面来了。看到这种情形，吊车司机就又把吊车的起吊杆缓缓放下，我就上前用双手把那根“跳槽”的钢丝绳放回到滑轮凹槽里面，让它复位。结果，卡车司机误以为吊装水龙头的操作已完成，就把卡车向前开动。卡车“轰”的开动，我正处于起吊杆背弯儿那个位置，一下子就把我从卡车槽箱里打了下来。我瞬间被打懵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这下把李清明吓坏了，他跳着脚骂那个卡车司机，指责他没有得到告知就把车往前开。而我却很快定住了神，感觉自己没受太大的伤，一下子爬起来了。李清明赶紧跑过来扶住我，摸一摸，看看怎么样，我活动活动，转了一转，感觉还行，就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继续干活。

因为1202队的大部分队员是转业军人，保持了军队的优良传统，时刻按着解放军的管理方式教育、管理。正因如此，会战时期大部分队员都是轻伤不离井场，中伤不去医院，重伤没拆线就上班了。那时候，为了工作，身体有点小毛病根本不在乎。李继良的眼睛、手都受过伤，现在还有伤疤。

“这种‘永不卷刃的尖刀’精神，最初我的理解是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后来才知道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要有很强的受挫能力，越挫越坚强，就像尖刀越磨越锋利。”在大庆，谈起铁人、会战历史，应该没有人比孙宝范更熟悉了，早在李继良担任1202钻井队副队长时，俩人就已经相识了，但这次的寻访，还是让孙宝范对很多人和事儿，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他和铁人一样，是铁骨也有柔肠。”

其实，不止采访李继良，很多寻访都让孙宝范知道了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了很多细节。

大部长看起来只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

口述人：李敬，曾任大庆钻探大队长、第二探区党委书记兼指挥、钻井指挥部指挥、大庆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石油部副部长等职。

寻访时间：2014年5月19日

寻访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石油大院

形成口述实录：《我要向大庆的同志致敬》

寻访人:刘晓华

李敬（右二）与同事们在一起。

我在大庆工作六年半，日记一天都不缺。我把那些日记交给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了。“文革”的时候他们把我所写的22年的日记弄丢了两本，其它的部分全都在大庆。在大庆每一天的活动日记上都有所记录。

……

“四·一九”以后，我为自己犯的错自责不已，暗地里偷着流了好几次泪。那是1961年，钻井指挥部就发现几十口井有质量问题。有井斜、固井误射孔、泥浆浸泡时间太长等一系列问题。在“四·一九”反事故大会，我受到了批判。

大会过后就是小会，反正在每次开会前都要把我批判一下，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还要批判一下。进会场要批判，出会场还要批判。康副部长也是气得没办法了，就骂我们：“如果我们光干那些驴粪蛋子外面光，饰锦马桶里面脏的事，抬上棺材进坟墓，大油田就要葬送在我们手里。对质量问题不负责，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

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决心牢记这一惨痛的教训，要为革命干保险活，为油田质量负责一辈子。

2014年5月，北京的天儿，渐渐热了起来。

口述历史记录者刘晓华见到了原石油部副部长李敬，她说，“跟我们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他穿着那种编的草鞋，朴素的衣裤，让你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大部长，只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

当时已87岁高龄的李老，见到刘晓华一行3人，高兴得不得了，跟每个人都合了影，在阳台、书房，房间的各个角落合影，还给每人写了一幅字。

头一次“五级三结合”大会，在安达召开，二探区工会编了一个《杏岗红旗》搞文艺报捷。当时我们二探区住在地窨子，到安达没有公路。1960年的雨特别多，同志们坐车去，晚上了什么也看不见，就把那车开到水泡子里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一直忙到天明，才把车子拉出来。到了安达，大会已经开始了，二探区报捷队的同志浑身是泥水。余秋里部长知道了咱这情况，就让大会停一下，让杏树岗二探区的同志先上台报捷。余秋里找的是二探区的副指挥李镇靖，他是粤中支队的，也是个老红军。同志们一身泥巴，可是大家在底下还拍手鼓掌。

一提起大庆历史，李老精气神十足，声音洪亮。由于李老的听力下降，刘晓华必须要用很大很大的声音，凑在耳边跟他说话才行。但老人难懂的口音，成了那次采访中碰到的最大障碍。

“根本听不懂，我一下就懵了!”因为李老的甘肃口音特别重，只能仰仗旁人翻译。

当年，老会战是从全国各地奔赴大庆的，因此，在采访和整理口述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掺杂着各地方言，南腔北调，其中以西北、甘肃口音居多。好在大庆师范学院也是全国招生，天南地北的学生都有。在采访中，刘晓华尽量问清问细，原汁原味地留存好原始资料，回来整理资料时再借助各省市学生的力量。比如，甘肃口音就找甘肃的学生翻译，陕西口音，就找陕西的学生翻译。

这几年，寻访、接触的老会战不下50位，刘晓华常常被这些老人带回到当年会战的情境中，跟着他们一起高兴，一起流泪。

“从得知我们要去采访的消息后，李老就用毛笔在白纸上，把他所有要说的一笔一划地写下来，足足写了有20页。采访的时候，李老手里一直拿着那个提纲，一边看，一边给我们讲当年的故事，边讲边哭，我们也哭了，就这样采访两个小时，我们陪着李老哭了两个小时。”刘晓华说，当时讲到出现问题井，李老为自己犯的错误深深自责默默流泪，在场的人也全都红了眼眶。

李老手写的讲述提纲，如今仍陈列在大庆师范学院的大庆精神研究中心展柜中。

让大庆精神在我们的笔下延伸是我们最骄傲的事情

口述人：汤化善，1938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睢县。1960年3月转业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先后任供应处计划科油料组材料员、供应指挥部党办宣传科干事、供应指挥部供应办党总支书记、物资供应处业务办主任。

寻访时间：2014年5月15日

寻访地点：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

形成口述实录：《催交催运抓资源就是供应人的一线》

寻访整理人：郭程

会战人发扬“铁脚板”和“货郎担”精神，油田开发到哪里，商品就供应到哪里。

“怀揣窝窝头，走遍大山沟，不怕苦和累，催交大木头。”当时在油田会战的形势下，对供应人来说，催交催运抓资源就是供应第一线。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出差，什么都有。科长给我开了介绍信，又给食堂写个条，让我带上20来斤全国粮票，再到食堂拿了十来个窝头和两个咸菜疙瘩，揣在提包里就出发了。

1938年出生于河南省睢县的汤化善是老供应人。1960年12月，兰州炼油厂有100多吨油料该发货没发，会战急需，汤化善被派去催发货。到了兰州，全国各地的货都堵在那里等着发，汤化善眼瞅着带的粮票快用完了，他给家里写信，他媳妇在老家换了30斤全国粮票，背上包就上兰州来了。结果在火车上睡着了，半道包让人拿走了，粮票全丢了。见到汤化善，他媳妇就哭了，说粮票丢了。汤化善当时特别生气，劈头盖脸把媳妇数落了一顿。

现在想想，我真不该和她生气，人家千里迢迢来给你送粮票，我不但没感谢她，还说了人家一通，多少年了，提起那次兰州丢粮票的事，老伴就生我的气，当时都是为了工作，心里是真是着急。

老会战的讲述，现场聆听也好，整理稿子也好，真的常常让记录者泪流满面。整理6年的采访资料，给郭程印象最深的就是汤化善。“当时他们那种环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现在多少年过去，再回头看来，他们很多人会说那时候很艰苦，但是心情很愉快，有人说‘大庆精神塑造了我，大庆培养了我，我感谢大庆，我能在大庆工作是我一生的财富。’大家都在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这段经历和国家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觉得自己作出的贡献，能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一点点作用，就很幸福!”

“口述历史的特点在于它是对于以往历史的回忆，是回忆，就有可能出现错误。遗漏偏差，记忆模糊，有时老会战十分肯定自己说的是对的，其实可能真的记错了。人的记忆很容易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更需要用大量的、已出版的文献进行比对。”在整理过程中，郭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翻阅大庆油田科技开发史、大庆油田史、大庆石油会战史、工业学大庆史、大庆油田志等资料。在郭程的办公室，电脑的鼠标磨得发白，郭程手腕上贴着膏药，每天需要查找的资料太多，她的手腕都磨出了茧子。

郭程说：“在口述实录中，通过音译的人名必须校对清楚。老会战说的人名，在采访中需要先确定是哪个字，而往往老人十分确定的人名，在后续的查找中会发现相差十万八千里。在第五稿里，还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个老会战说他的同事叫纪永新，纪律的纪，永远的永，新旧的新。在录入时，首先我们要在百度上搜索大庆油田的纪永新，一搜根本就没有，这怎么办呢?他的职务是书记，我就找油田志，结果里面也没有，再翻同音字，找到一看：是姬永兴!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后期整理资料的工作量很大，必须认真细致。”

因为这个团队的人很少，在整理成册的过程中，所有人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都是五加二、白加黑，周六周天没有休息日，弄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郭程说：“开始我们完全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工作量，比如生产建设篇，我们想就计划放10篇，结果选出了25篇，每一篇都凝结着老会战的汗水与泪水，我们舍不得删啊!整理出来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能让更多的人记得，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动力。120多篇采访、100多万字的稿件，让大庆精神在我们的笔下延伸，是我们最骄傲的事情。”

大庆日报记者 孙娜 王翠 王洪军 历史照片由大庆日报记者孙娜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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