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彦明论年号完整（谢艳明论年号）

年号不是给人取的名字，而是给某一君主统治期内的年份进行命名，有的代表某一年，有的代表若干年。年号跟人密切相关。当然，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到了明清两代，一个皇帝使用一个年号，年号就成了人们对皇帝的称呼。实际上，皇帝的真名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不能随便称呼的，否则就要犯大不敬之罪，因此老百姓不关心皇帝的真名，用年号称呼他们倒也方便。我们可能很容易叫出“永乐皇帝”、“崇祯皇帝”、“光绪皇帝”等等，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于是年号就成了皇帝的名字。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明清两代绝大多数皇帝只有一个年号，但还是有三个皇帝有两个年号，分别是明英宗、清太宗和清穆宗。明英宗朱祁镇前后两次登基，第一次等级是在他九岁时，年号正统。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侵，朱祁镇亲征，土木堡兵败被俘。其弟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改元景泰。景泰八年（1557年），石亨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改元天顺。清太宗皇太极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沈阳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改国号大清，正式称帝，所以改元崇德。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刚登基的时候使用“祺祥”年号，仅仅使用了半个月，慈禧、慈安两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改年号为同治，取“两宫同治”之意。

年号是中国的独创发明，一般由两个字组成，有少数含三个字、四个字乃至六字。比如王莽的“始建国”（公元9-13年）、梁武帝萧衍的“中大通”（529-534）和“中大同”（546-547）、武则天的“万岁登封”（695-696）和“万岁通天”（696-697）、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和西夏惠宗的“天赐礼盛国庆”（1069-1074）等。

年号除了是用于纪年以外，另外还表示祈求福佑、歌功颂德和改朝换代。年号是中国古代帝王们的正统标志，代表政权的合法性，称为“奉正朔”。那么，年号究竟产生于何时呢？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起义，周厉王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其年周、召二公共同摄政，被称为共和元年，中国历史上有可靠的纪年始于此。但西汉以前，只有年次而无年号。年号正式产生于汉武帝十九年（公元前122年）。据《汉书》记载，那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纪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为元狩元年，并追认在此之前武帝登基的年份为“建元”、“元光”和“元朔”。过了六年，山西汾阳出现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改年号为“元鼎”。汉武帝统治期间，每六年更换一次年号，元鼎之后，武帝还使用了“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年号。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使用过“建元”、“元光”、“元朔”、“元鼎”、“元封”、“征和”等年号）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封建王朝的年号，而改用民国纪年。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爱新觉罗•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这三个年号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所以，一般认为中国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溥仪所用的“宣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采用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这样中国特色的纪年法就从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年号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据《中国历史年代简表》(文物出版社，1973年)，历代所用年号共708个，其中包含了重复使用的年号。在古代帝王和群臣的心目中，确定什么样的年号纪年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除了图个吉祥，年号一般传达下列含义：

1、表示受命于天、王朝正统。例如，北魏拓跋圭的“天兴”（398-404）和“天赐”（404-409）、武则天的“天授”（690-692）、辽世宗的“天禄”（947-951）、宋仁宗赵祯的“天圣”（1023-1032）、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天辅”（1117-1123）、西夏襄宗的“应天”（1206-1209）、明熹宗朱由校的“天启”（1621-1627），以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天命”（1616-1626）等；

2、表示江山永固、繁荣昌盛。例如，汉桓帝的“永兴”（153-154）、晋惠帝的“永康”（300-301）、晋元帝的“大兴”（318-321）和“永昌”（322-323）、宋孝宗的“隆兴”（1163-1164）、明光宗朱常洛的“泰昌”（1620.8-12），以及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乾隆”（1736-1795）等；

3、表示天下太平、福禄康宁。例如，汉明帝的“永平”（58-75）、汉安帝的“永宁”（120-121）、晋武帝的“咸宁”（275-280）、晋成帝的“咸康”（335-342）、晋简文帝的“咸安”（371-372），以及宋太宗赵光义的“太平兴国”（976-984）等；

4、表示王朝伊始、万象更新。这种年号一般是开国皇帝的第一个年号，或新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例如，汉昭帝的“始元”（前86-前80）、汉元帝的“初元”（前48-前44）、晋武帝的“泰始”（265-274）、南朝宋武帝刘裕的“永初”（420-422）、北魏拓跋焘的“始光”（424-428），以及隋文帝杨坚的“开皇”（581-600）等；

5、歌颂文治武功、品行德操。例如，南朝陈后主陈叔宝的“至德”（583-586）、唐高祖李渊的“武德”（618-626）、武则天的“神功”（697.9-12）、唐代宗的“广德”（763-764）、宋真宗的“景德”（1004-1007）、元成宗的“大德”（1297-1307），以及明武宗的“正德”（1506-1521）等；

6、表示神圣祥瑞、天祚福佑。例如，汉宣帝的“神爵”（前61-前58）、南朝西梁世宗萧岿的“天保”（562-585）、北魏拓跋嗣的“神瑞”（414-416）、唐高宗的“仪凤”（676-679）、唐中宗的“垂拱”（685-688）、唐昭宗的“天祐”（904-907）、西夏毅宗的“天祐垂圣”（1050-1052）和“福圣承道”（1053-1056），以及西夏崇宗的“天祐民安”（1090-1097）等。

当然，中国历史上700多个年号的含义不只这六个方面，但不管怎样，它们都选取吉祥的寓意，也就是常说的“讨个口彩”。一些年号成了地名，如：汉成帝的“建始”（前32-前28）和“阳朔”（前24-前21）、晋武帝的“咸宁”（275-280）、晋元帝的“大兴”（318-321）、西凉李歆的“嘉兴”（417-420）、梁武帝的“大同”（535-546）、北周宇文邕的“保定”（561-565），以及大理国段思聪的“顺德”（968）等。还有一些成为现在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名称，如：汉顺帝的“永和”（136-141）、孙权的“嘉禾”（232-238）、南陈废帝陈伯宗的“光大”（567-568）、金哀宗的“正大”（1224-1231）等。成为人名的年号不计其数。

一些年号因为天下大治而让后世耳熟能详，例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的“贞观之治”，唐玄宗开元年间创造的“开元盛世”；一些年号还因为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而让人铭记于心，例如：宋钦宗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到处烧杀抢掠，还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皇族、后妃与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史称“靖康之耻”。靖康之耻导致北宋的灭亡，深沉刺痛汉人的内心。岳飞在《满江红》词悲叹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那时候，天下大乱，国家羸弱，民不聊生。然而，“建安”却给中国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曹、刘、孙三足定鼎的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渭南之战等，极大地增添了中国军事文化。文学艺术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有个专有名称，即“建安文学”，除了曹氏父子领导文坛以外，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建安七子”，他们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越南、古代琉球国、日本也都采用了年号纪年。朝鲜半岛的古新罗国于536年使用“建元”年号，直至1910年大韩帝国朝鲜纯宗的“隆熙”年号。朝鲜历史上还多次采用中国同期的年号。650年，新罗国开始使用唐朝的年号。明朝时期，朝鲜使用了中国的年号。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继续使用“崇祯”年号长达248年多。越南从544年开始使用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天德”，1945年停止使用年号纪年，最后一个年号为阮朝的“保大”。日本于645年开始学习中国使用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孝德天皇的“大化”，他所推行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明治天皇登基时颁布命令，改为一个天皇固定使用一个年号，称为“一世一元”。日本至今还在使用年号，现任天皇于1989年即位，该年也就是日本的“平成元年”。

年号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君主的专有产物。虽然曾经为封建专制的统治服务过，但它已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中国人发明并沿用两千年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在日本继续担负历史重任的它却被它的发源地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履。或许有一天，日本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它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是不是要去申诉那是中国的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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