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撰写我们香港这些年促进陆港和解（香港人撰写我们香港这些年促进陆港和解）

徐天成，70后，拥有内地与香港的律师资格。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美国工作，后赴英国攻读法律。2006年移居北京，现在一家IT外企从事法律工作。工作以外，喜欢全国到处跑，通过认识内地不同的人、事，思索香港在整个国家中所身处的位置和能发挥的作用。今年3月，根据自己成长经历所著的《我们香港这些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近年两地经济差距缩窄，使得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定位，想一想：除了比谁钱多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呢？我们需要以攀比来找到自信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陈娟 李恺茗 白衬衣，蓝色牛仔裤，再加上黑框眼镜，香港律师徐天成给人的第一感觉和他的新书《我们香港这些年》一样，亲切、朴实，素简但不乏幽默与睿智。　　六年前，他读了一本叫《我们台湾这些年》的畅销书——来自台湾的作者廖信忠以编年体的形式，通过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当时感触颇深且心有共鸣，“我跟廖信忠同年出生，也都经历过自己出生地的巨变，后来也都在内地打拼，我边读边想自己也可以写这样一本书，向内地读者介绍香港啊！”徐天成如是向《国际先驱导报》解释写作的缘起。　　从那时起，他利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作，讲述香港这个移民城市近四十年的变迁。同样是以时间为线，将香港每年发生的比较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串，头尾一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北漂”港仔记忆中的故乡。　　“这些年的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得来不易，实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把它记录下来。”他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声音能代表多少香港人，“我就算是在尽点绵力，把我的一小部分，像大拼图中的一小块，在此给凑上了。”繁荣与暗流并存的时代　　繁华闪耀的，疯狂购物的，街巷美味的，颠沛流离终于回家的，充满活力又无所依傍的，受关注的，被遗忘的，自由的，压抑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徐天成早已领略了香港的种种模样。如今北漂在外，那里成了他隔岸的记忆，和每年过年都会归去的故乡。　　2006年国庆前夕，刚在香港高等法院宣誓成为职业律师的徐天成，抓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迫不及待地飞到北京，如此一呆就是九年。　　这些年他除了偶尔回香港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对香港的了解，只能通过新闻资讯，以及和香港朋友交流来获取信息。然而，正是这个既近又远的观察距离，再加上他过去的“奋斗史”，足以令他有广阔的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来重新审视故乡。　　《我们香港这些年》自1977年写起，那一年徐天成出生，恰逢香港喜庆的一年。英女王登基银禧之年，政府举行了一连串巡游和庆祝活动。在这一年，香港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港督麦理浩获得第一次延任，劳工获得7天带薪假期，政府公布“居者有其屋”计划以协助市民购房，市面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繁荣背后，免不了暗流奔涌。也是在那一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警廉冲突”——大批警员冲击廉政公署位于中环和记大厦的总部，并和廉署调查员发生冲突。当时香港社会一方面谴责警察知法犯法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又害怕警察罢工会导致治安恶化。面对两难局面，最终麦理浩决定特赦大部分警员以往的贪污罪行。　　年少的徐天成经历的另一场印象深刻的暴动发生在1982年，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文部省核准的教科书篡改了有关日本侵华的内容。当年9月18日，香港的反日团体在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呼吁市民罢卖日货两天。　　因为较为宽松的空间，香港人总是极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伸张权利。然而，在香港回归这件百年大事上却显得格外冷静而客观，不像内地人那样激情澎湃。　　在他的记忆中，1997年香港回归时，身在其中的香港人可能更多的是盘算着怎么去好好利用难得的5天假期。当时他们一家就趁着假期去澳门旅游，回归的整个过程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　　徐天成在书中还选取了内地读者感兴趣的很多话题，明星八卦，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剧、香港黑社会等。　　他多次提到一种香港精神——“狮子山下精神”。它源自于《狮子山下》这部断断续续播了30多年的电视剧，其主题曲《狮子山下》已成为市民心中的市歌。“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香港人把词中那种奋发向上、逆境求存的香港精神称为“狮子山下精神”。　　“这有一点像美国梦。只要我们的土地是自由的，我们的人民是勤奋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自己的东西，便会在社会中得到回报。”徐天成说。香港最重要的是找准定位　　回归前的香港之于英国，用韩素音女士的话说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宗主国明白自己在港岛的身份定位——暂时的托管者，终有一天香港会物归原主。　　“这种过客的心态，缩窄了他们的视野，局限了他们建设这座城市的魄力。但意外的是，他们的撒手不管，反而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胼手胝足、自由发挥的空间，令这座城市在后来大放异彩。”徐天成说。　　曾几何时，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经济迅速腾飞，令全世界瞩目，一度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借鉴与效仿的成功样本。但今非昔比，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及近年来全球经济放缓，曾经活力四射的“腾龙”现如今却在经济泥潭中挣扎——香港经济已连续四年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幅。　　与经济渐趋放缓同步的是，以“香港制造”品牌作为文化输出的强势代表——香港文化也正在走向没落。　　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艺人包括歌手、演员、导演等纷纷北上到内地捞金，港片渐失港味，著名的无线电视台出现疲态：电视剧受“韩流”“台风”的夹击，演员青黄不接，管理层内斗不断……有着近60年历史的亚视近日宣布停播，让人唏嘘不已。　　面对香港文化的今非昔比，徐天成表示自己并不太在意。“我是大中华派，我更多的是看到香港人才已经融入到内地。比如说很多合拍片，内地演员、香港演员、香港导演都融入进去，创造一个很中国的东西，只要整体上升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少数派的观点。”　　但作为一个香港文化爱好者，他仍然希望看到有香港特色的东西。至于香港的未来，徐天成充满信心，“香港的往昔纵然惊涛骇浪，但仍安然无恙。”他说，给予他信心的正是“狮子山下精神”。　　在他看来，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一直都是内地和海外的桥梁，即便退一步说做不了桥梁，那就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化解陆港矛盾不简单，却也不复杂　　在内地生活了这么久，徐天成曾以为两地人相互间会越来越了解。可是，近两年两地却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从限制自由行人数、禁止“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限奶令”到“占领中环”，矛盾似乎愈演愈烈。他不禁自问：自己是不是来北京久了，跟香港脱节了，低估了两地融合的难度？　　作为一个香港人，徐天成认为大家都有共同的身份认知。看到举着港英旗帜骂内地游客的港人，“我都有替他们‘不好意思’那种感觉”。　　《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章里你专门讲了陆港矛盾，这篇文章后来在网上反响很强烈。总体来说，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徐天成：这可以从香港的一些影视作品找到一些脉络和变化。1979年，一部香港电视剧《网中人》的热播使得一个词“阿灿”流行。“阿灿”在剧中被丑化为贪小便宜、怕吃亏、不守规矩、懒惰、愚昧、落伍、贫穷的“内地人”，而这也反映了当年香港人眼里的内地人形象。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上多了一批在战后出生，并在香港接受教育的新一代，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思想、处事态度，都跟内地的新移民不同。香港人的身份在他们之间渐渐形成。通过取笑阿灿，香港人凸显了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并以此骄傲，这种自豪感一直主导了香港社会20多年。　　虽然到了90年代，香港人仍在挖苦、嘲笑内地人，但思想上已经开始改变。香港回归以后，我们越来越少听到“阿灿”这样的称呼了。相反，我们创作了一个新称呼，来形容那些见识比内地少，却嫉妒内地人比自己有钱的香港人——“港灿”。　　Q：但一些事件的发生表明香港人对内地仍存在负面看法。　　A：香港是个移民城市，大家其实都是“阿灿”，都是从内地来的，只是早来还是晚来的区别而已。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香港土生土长，虽然视自己是中国人，但对祖国的概念并不清晰，香港本土意识的崛起，再加上经济提前起飞带来收入的差距，使得香港人产生了对内地的负面看法。　　近年，两地经济差距缩窄，使得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的定位，想一想：除了比谁钱多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呢？我们需要以攀比来找到自信吗？现在两地间良性互动、互补，已慢慢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思想。　　Q：在你看来，两地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随着香港人对自己的土地越来越有归属感，对于跟自己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一样的人，天然存在一种排斥的感觉。如果一个香港人一天到晚听到的新闻都是“奶粉被内地人抢光了”、“内地人到香港生孩子“等等，自然会有不满和怨念。整体来说，就是觉得香港资源被内地人抢占，不公平。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内地一方，可能一些年轻人觉得内地给香港提供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满？你香港是不是看不起穷亲戚？再加上内地人突然之间有钱了产生一种心理落差，两地人互相指责，在媒体的放大下慢慢演变成陆港矛盾。　　Q：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的香港人，你觉得如何来化解这一矛盾呢？　　A：在我这样的小老百姓看来，这问题虽不简单，却也不复杂。我觉得解决矛盾的过程大概是：认识——了解——理解——包容——妥协——互信——化解。第一步先要认识，然后通过了解，再加上思考和判断，达到理解。有了理解，才谈得上包容、妥协、互信，乃至化解。　　我写小时候在香港成长的经历，也是想让内地读者对香港有一个最起码的了解。如果它能引发大家的思考从而促进理解，那我就功德圆满了。至于其他，目标太高，只好留给香港特首和一众政治人物去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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