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史李自成（南明史笔记系列之一）

顾诚的《南明史》一书将1644年（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尽）到1664年（清军彻底攻克夔东十三家）作为南明，以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抗清斗争失败的原因来展开的段悲痛史。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共三十二章，超过一千多页。

这里依次对每一个章节作一个笔记整理归纳，现在是第一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大顺军军纪严明，所向无敌，深得民心。

包括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 （剃头改制）， “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地图：

总之，这个时候，历史是给予过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一统全国的机会的。

02 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中的举足轻重

下面是整理出来的山海关战役及其前后的重要时间线：

1642年，清皇太极两次致书吴三桂对其进行招降。

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幼子福临即位，摄政王多尔衮掌握清廷实权。

1644年三月，吴三桂归降大顺政权。

1644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

1644年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三桂对大顺转持敌对态度，决定回师夺回山海关（为了作以后投靠清廷的筹码）。

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

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 ，

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 ，

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真实情况已难考定。

1644年四月初，大顺军攻下北京，明廷覆亡。

1644年四月初，清廷收到明廷覆亡消息，迅速出兵攻北京。这次的目的已经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

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1644年四月十三日，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时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谎称仍愿意投诚，李自成派人同吴三桂去谈判且放慢了进军速度。

1644年四月十五日，清军遇上了吴三桂携带求援信的兵将，直接对吴三桂进行了招降，并改变行军路线前往山海关。

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军以急行军姿态到达距关城十里地方驻营。

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开始。

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吴军不支，亲自请清军参战，此时清军已行至离关城二里的威远台观战。清军进关。

山海关战役，由于吴三桂的反投清军，使清兵力增而大顺减，再加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首领没有把清军当成是明灭后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着重体现在军力部署上），大顺军和吴军激战一昼夜后清军以逸待劳加入，最终大顺军败回北京，撤退途中行永平府范家店时处斩五襄（吴三桂父亲）。

1644年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死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

参战各方兵力概要：

随李自成等前往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另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吴三桂等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多尔衮所统军队约为七八万人（当时清兵全部兵力约为十万）。

03 山海关战役的后续影响

大顺军由于山海关战役的失败退回北京，但由于援军太远且固守力量薄弱为了避免被清军围城而不得不主动西撤。

西撤时，不断遭到清军追击。山海关战败的消息流出后，大顺政权管辖范围内不少的明朝降叛变降清（原因分析在接下来的文中有提到），使得地域范围进一步缩小，而清军不废多大兵力就扩大了许多领域。

从上面两张地图不难看出山海关战役的重要性。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

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

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这里澄清一点，很多人误解了大顺军，认为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才导致的失败。其实不是，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大顺军撤退时， “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 。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而清军进京后，多尔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且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不管曾经归附哪个势力，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同时停征崇祯时期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对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缚的手工业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们对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

清廷占领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使自己迅速在畿辅以及附近地区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04 李自成的大顺军失败的原因分析

书中从两方面分析大顺军失败的原因：政治上和军事上。

政治上：

在大批官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政治上变节而归附以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

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资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且明朝廷官员被录用的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

如果大顺军领导人稍微调整一下政策以维持整体势力内的稳定，也不至于后面山海关战役失败后大批势力范围内归附过来的明朝官绅反水投清。稍作调整结果也许就大不一样，如：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加上1643年以前的追赃助饷的收入，是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

政治上的失误，使得大顺军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

军事上：

大顺军领导人李自成等缺乏战略眼光，在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且已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时，居然没有把清军作为推翻明王朝以后的下一个目标，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天下的主要对手。

这首先体现在军事部署上，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部署在西北湖广等地，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其次也体现在驾驭明朝降将上，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 1644 年到1645 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

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

以上部分就是《南明史》第一章的笔记分析整理(文中地图源自网络)，后续还会有不断的笔记整理更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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