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子一般说的是哪个(你真的认识影响因子)

本文转自:LetPub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的学子,或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你都将不可避免地会与一个学术指标打交道,那就是——影响因子(英文:Impact factor、缩写:IF)。

6月29日晚,ClarivateAnalytics官方公布了2020年度《期刊引证报告》,该年度报告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同行评议期刊的评估资源,提供包括期刊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s)在内的多种年度期刊度量指标,也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相信大家已经在各大平台看到相关讯息了。

在国内学术圈,“影响因子”已经叱咤风云多年。因为其与学术影响力、职称、基金、奖励等息息相关,几乎没有科研人员对它是陌生的。但并非每一位科研人员或者科研管理者都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知道它是如何而来又是如何发展的。

影响因子一般说的是哪个(你真的认识影响因子)(1)

IF作为对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估的指标之一并非是汤森路透创造的。它的真正发明者是美国科技情报所(ISI),1992年并入了汤森路透。自1975年以来,ISI每年定期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其中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期刊IF。

它是指一份期刊前两年中发表的所有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篇数。

一般来说,一本期刊的IF越高,证明它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因此,ISI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一种文献计量学的工具来帮助图书馆评估和挑选期刊。后来,IF的数值逐渐变成为反映科学家和学者对于值得关注和有帮助的科学研究的判断。

至此,对于IF的解释仍是粗浅的。使用它的人必须懂得,究竟什么因素能影响IF的高低,这就涉及它的具体计算方法。

根据它的定义,科研人员也许以为,被引用的一定都是研究论文和综述,所以才把它们称为“可引文献”,而社评、读者来信、新闻、观点等则被定义为“不可引文献”。但实际在计算IF时,分母是某期刊在统计年的前两年发表的“可引文献总数”,分子则是该期刊在统计当年获得的所有引用数量,其中既包括了“可引文献”,也包括了那些“不可引文献”。

于是IF就成了聪明人可以玩转的“游戏”。一般来讲,想要玩好这个“游戏”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直接扩大分子。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综述文章,往往引用率会非常高,于是综述文章越来越受到青睐,目前IF排名前20的玩家中,有10家是综述类杂志,其中就有全世界IF最高的刊物。

第二种方法是进行杂志的两栖化改造。大量增加非学术文本的比重,也就是非引用项的数量,从而减小分母。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通常有18个栏目,但只有3个栏目是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还有15个栏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项。此外,《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柳叶刀》等知名期刊也都是非引用项的“重灾区”。

有意思的是,在IF诞生之初,计算公式相对合理,即分母部分是包括所有文本的。之所以修改成现在的样子,还要从IS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说起。“科学情报研究所”是加菲尔德在读博期间就成立的私人商业机构,无论是SCI报告还是JCR报告本身都是企业的盈利点。

IF出现3年后,加菲尔德改变了IF的计算公式,《自然》《科学》杂志的低排名有了显著的上升。

对杂志而言,IF也并非只关系到自身的影响力评价。例如《自然》子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是2010年才正式出版的综合性期刊,它最新的IF达到了12.121,甚至超过了已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官方科学周刊《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最新IF=9.412)。2019年,它在一年内发表了多达3200篇的论文,并且明文规定,每篇文章收费5380美元(折合人民币38000多元)。

当然,IF的商业背景并不必然与公正性、权威性相冲突,但也很大程度地说明IF排名并非是纯粹的学术公器。

2012年,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与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商发起并起草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号召科学地衡量、准确地评估科学产出,停止使用单一的IF来评估科学家个人的科研成果。《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表示,IF创立之初是帮助图书管理员判断采购哪些期刊工具,而不是用来衡量论文科学质量的;评估科研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截止至目前,全球已有 12000多人、860多家机构签署该宣言。

这个《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对于目前的“唯IF论”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与批判了那些只追求IF,却丧失了科研成果本身的科学价值的现象(如科研上的“广告增刊”、“灌水论文”),强调了对于科研本身科学价值的呼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矫枉过正,认为从此可以抛弃“IF”,甚至对强调IF的人进行冷嘲热讽,而是应该明白:

首先,不单纯以IF评估论文科学质量只是一种大方向上的指导原则,是为了矫正“唯IF马首是瞻”的行为,避免教条主义,但这并不等于科学共同体认为IF不重要,更不等于学术界已经否定了IF的评价能力。对于绝大多数论文而言,IF的评价指标依然具有第一等的指导意义,发表 SCI论文的多少和论文被引用率的高低,就目前而言依然是国际上通用的评价基础研究成果水平的标准,依然是毕业、招聘、考核、评奖的重要指标,也是目前最公开、公正、公平的评价指标,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如果不按这个标准来,恐怕只会在本来就已经乌烟瘴气的学术界滋生更多的学术腐败。

其次,目前而言真正可以不谈IF,只谈“研究本身价值”的论文是极少数,且正在显著减少。为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以国内为例,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投稿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在投稿之前,基本都已经对自己的研究水平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即以这篇文章的质量是可以投到CNS这样的顶级期刊上,还是投到自己所在领域的二级期刊上,还是一般的SCI期刊上,还是只能投国内的中文期刊上,自己其实早已是心中有数的,并且由于目前科研考核标准的影响,基本不存在高质量的研究,却往非SCI的中文期刊上投稿的奇葩现象(除非是那些只能用汉语进行研究的领域),那些具有“研究本身价值”的文章,也往往绝大多数只出现在IF更高、期刊级别更高的杂志上。那些IF很低甚至没有IF,“研究本身价值”却极高的论文,不能说从未出现,但在现实中确实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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