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有义务抚养同母异父的弟弟吗（24岁的姐姐有义务抚养6岁的弟弟吗）
做一个不肯为血缘牺牲自我的女性，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绝。
——遇言姐
电影《我的姐姐》从上映就争议不断，豆瓣评分也从7.9一路跌到7.4。
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的24岁姐姐，在父母亡故后如何安排6岁的弟弟，自己抚养还是送去领养，构成了全剧最大的矛盾。
电影上映后引发了一些负面评论。
虽然都是对电影情节不满，但各自站的角度又不一样。
网上声音多是指责这部电影是对女性的道德绑架，坚持张子枫饰演的姐姐不该抚养失去双亲的弟弟。
网下的声音么，随便问个长辈，他们的反应都跟电影里的七大姑八大舅一样，觉得这个姐姐太绝情了，自己的亲弟弟咋能不管。
《我的姐姐》的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都是86年出生的年轻姑娘，也是在中戏读戏剧文学本科时的室友。
从两位主创的年龄、教育、成长背景来看，她们不可能去拍一部《姐道》出来。
就像导演和编剧自己说的：“创作不是说拍一个爽剧就完了，我们不是教女性应该怎么生活。我们一直强调支持，而不是支配。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是不公平的。”
▲《我的姐姐》的导演殷若昕和编剧游晓颖，是在中戏读书时的闺蜜
遇言姐周末去看了《我的姐姐》。
电影院里80%的观众都是女孩子，时不时可以听到身边传来抽泣声，可见大家对“姐姐”的人生是多么感同身受。
遇言姐自己也是姐姐。
虽然出生在北京的教师家庭，家中没有明显区别对待儿女，但我仍然对隐性重男轻女环境下，“姐姐”们的生存环境感到深深共情。
长姐不必如母，女性可以“反骨”
《我的姐姐》，原话题来自2013年时天涯上的一个热帖。
这个挑动痛点的疑似写手帖，在遇言姐看来是十分过激的。
比如，原帖作者说自己享受独生女的身份，反对父母在自己上大学后生二胎。
（遇言姐说，生不生二胎，是父母的权利，子女不该干涉）
比如，原帖作者坚决不跟弟弟分享父母的财产，卖掉老家的房子用作自己新房的首付。
（遇言姐说，虽然老家的房产在姐姐名下，但道义上遗产应该子女平分）
比如，原帖作者眼看1岁的弟弟包了一天的脏尿片，坚决事不关己，由他一身屎尿。
（遇言姐说，这个已经属于没人性了，就算是面对捡到的弃婴，也不带这么冷漠的）
那篇帖子的最后，作者把弟弟送给一对农村夫妇，并且表示以后不会有任何往来。
她自己用卖遗产房的钱付了北京一套公寓的首付，找了不错的老公，过着快乐的日子。
她抱怨因为弟弟的存在，非独的自己不能生二胎（当时还没全面开放二胎）。
看到这儿，这个原帖已经跟性别议题没有太大关系了，只能说原作者根本就是一个冷血自私的人。
原文真实性存疑，很可能是写手帖，遇言姐也就不多评论了。
《我的姐姐》对原帖进行了改编。
修整后的故事没有那么偏激，姐姐虽刚烈但不失恻隐之心，丝丝缕缕的细节更贴合现实，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是复杂的。
一对二胎夫妻因车祸去世，遗下两个并不亲近的子女。
24岁的大女儿，6岁的小儿子。
做护士的大女儿安然回家处理后事，被迫与素未谋面的弟弟安子恒共处。
亲戚们各怀心思，觉得安然理所应当抚养自己的弟弟，并要求她把遗产房过户到弟弟名下。
他们反复说的那句话是：长姐如母。
而沉默但坚毅的安然决绝地表示：“我要养他我这辈子就完了。”
要把房子卖掉考研去北京，把弟弟送给条件好的家庭。
她的回答直截了当——
“我也会有我的生活，我将来要结婚生子，我负担不了你。”
除了“负担不了”这个现实原因，安然对弟弟的排斥，还来自从小到大，自己因为女性身份而被打压的积怨。
独生子女政策让80、90后的城市女孩享受了30来年的平等红利。
但并不意味着家长们骨子里的重男轻女思想改变了。
一旦放开生育政策，一旦有机会查性别，人们还是想要生男孩。
安然小时候是独生女，但一出生就遭到嫌弃。
为着再要一个生育指标，爸妈让她装小儿麻痹症。
倔强的姐姐因为不肯配合演戏，被办公人员识破了父母的伎俩，也招来父亲的一顿暴打。
同样的情节在《我爱我家》中也出现过。
和平琢磨着生二胎，让圆圆装半身不遂，不料被上门的计生人员撞见没病正常的孩子。
这个桥段当年看着好笑，如今想起来很不是滋味。
高考时，安然报的是北京一所医学院的临床专业，父母私自将志愿改成了省内的护理专业。
理由是女孩子没必要读很多书，应该早点出来工作挣钱，留在省内方便照顾娘家。
安然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己挣的。
在医院工作的她，眼见一个个拼死都要生男孩的家庭，内心愤恨而厌恶。
这更加坚定了她要去北京的想法。
谁知一场车祸打乱了安然的计划。
父母过世后，她又被拽回自己的宿命，不得不面对不熟的弟弟。
作为成都城里人，安然的父母还不至于虐待女儿。
但是安然一直对父母的爱感到犹疑。
在她的潜意识中，父母似乎是关心自己的，但似乎又想要淹死自己。
她不确定父母对自己的爱是否真的存在过。
话说，遇言姐见过不少独生女儿，也都有着同样的心理纠结。
长大后的她们回忆自己的童年，觉得父母对自己的爱是不得已——因为家中没有男孩，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只好认了。
有的父母对女儿说：如果家里有男孩的话，哪还能这样惯着你。
有的父母对女儿说：你的堂哥，终归是咱们家的男孩。
有的父母对女儿说：一个女孩子，上不了大学就算了。
这些一言半语像一根根的毛刺，让女儿对父母的信任打了折扣。
更普遍的是，很多生了女儿的家庭，因为默认女方不需要准备婚房，从而没了奋斗目标，导致在地产投资方面错过时机，后来追悔莫及。
返回来接着说《我的姐姐》这部电影。
在安然与弟弟的相处中，她发现弟弟的家庭地位与自己全然不同。
弟弟出生就得到了父母最炙热的爱。
父亲会打女儿，但从不打儿子。
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弟弟的奖状，墙上的全家福里是父母和儿子，父母手机里只有小儿子的照片。
而弟弟继承了父亲的价值观，小小年纪张口就是：爸爸说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
另一种让安然感到窒息，想要逃离原生家庭，逃去大城市的原因，来自亲戚们的女德说教。
姑姑见到安然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你的弟弟好好养大！
长姐如母，长嫂如母，这是前现代社会的伦理共识。
姑姑本人也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姐姐。
年轻时考上师范俄语系的姑姑，要为考上中专的安然爸爸让路。因为安然的奶奶说：“当然要紧着弟弟。”
跑去俄罗斯做生意的姑姑，因为娘家一声召唤，就要跑回来帮弟弟带孩子。因为安然的奶奶说：“你不照顾弟弟谁照顾。”
从小就被灌输长姐要多担待的思想，姑姑认为女性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照顾弟弟是姐姐们与生俱来的责任。
当姑姑对自己带大的侄女安然言传身教，让她把房子让给“以后要立门户”的弟弟时，一个群体意识的受害者，变成群体意识的维护者，这个角色是令人同情的。
而对于安然这样的90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来说，她有能力构建独立的认知。
在电影中，安然反复地说：“我要成为我自己，我要为自己而活。”
现代女性对命运的把控，对环境的敏感，不仅仅是针对原生家庭。
相处了5年的医生男友，除了安于现状没大毛病。
但安然感受到男友的妈宝气质后，尤其是听到未来婆婆那句“我家孙子很金贵的， 婴儿床都准备好了”，最终选择分手。
即便安然最后决定抚养弟弟，也不是因为“长姐如母”的古训。
就像导演说的——
“安然是一个强者，她不会像姑妈那样走老路。因为新的和旧的，已经不再在一个套子里了。”
在家庭中地位高，在社会上地位低
造就了底层男性的悲剧
拍摄一个“反骨”姐姐的主题，看得出剧组是小心翼翼的。
我们都知道，在性别这个议题上，现实比电影残忍。
《我的姐姐》电影背景是编剧游晓颖的老家成都。
但其实，成都远算不上性别问题的重灾区。
90后人口性别比例最失衡的省份是江西，男女比例达到120.8：100，全国农村3000万剩男已经是无解的问题。
感谢大时代让底层女孩也有重建三观的能力， 也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在知乎上，在豆瓣上，很多姐姐们诉说自己如何努力去到大城市，宁可去电子厂打工，过自由的单身生活，也不要回乡嫁给令人厌恶的农村妈宝男，收夫家的彩礼补贴娘家，帮弟弟攒钱买房娶媳妇。
在知乎上，一个包邮地区的85后农村女孩用上万字记录下了自己家中两姐一弟（其实是三姐一弟， 三女儿被送人了）的生活，获得了1800条留言。
长篇触目惊心的文字中包括——
女孩子只要生下来了，且不缺吃穿地养大了，在农村里就不算重男轻女。
从5岁起干农活做家务带弟弟，农村的姐姐们都是这样生活的。男孩有不用做家务活的特权，谁家的男孩会当女孩使唤呢？
过节家里煮三个鸡蛋。两个姐姐分一个，弟弟自己吃两个，他还觉得委屈，觉得另外一个鸡蛋也该是自己的。
两个姐姐一个高二辍学，一个自己力争报了个中专。
弟弟上的是县里的私立，母亲还租了个房子陪读。
如今辍学打工的姐姐年薪10万，过着远离原生家庭的单身生活，但是老家的亲戚默认她的所有财产要留给侄子。
更可悲的是举全家之力养育的儿子，独享了全部的偏爱，花光了家里的资源，学啥啥不会，干啥啥不成，自私又无能，毫无责任感。
而且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占到了什么便宜，对于自己踩着姐姐得到的一切理所当然。
而父母和弟弟都认为家里对三个孩子很公平，两个姐姐要和弟弟一起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我的姐姐》中，留了一丝人性的温暖，后半段的弟弟很可爱。
但在真实的世界中，一个被重男轻女家庭养育出的男孩八成是眼高手低的失败者。
遇言姐自己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家庭。
女孩很小就知道自己一无所有，连块宅基地都分不到，于是很努力地为走出去而打拼，读书、工作都甩男孩一条街。
弟弟从小占据全部家庭资源，到了社会上没人再惯着他了。没有学识技能，又不肯卖体力，最后变成吸烟打牌的底层巨婴， 如同电影中泡在麻将馆的舅舅。
在家庭中的地位高，在社会上的地位低，在家庭中无耻攫取，在社会上无能为力，也就造就了底层男性的悲剧。
看完《我的姐姐》，遇言姐只觉得——
虽然这部电影讲的是女性故事，但最应该了解这个议题的观众，是男性。
在东亚的男权社会中，但凡是有姐弟的家庭，弟弟多少都在剥削姐姐的基础上，享受了性别优惠。
在这种文化中，“姐姐”是一道绵延几代的伤疤，每个家庭都欠姐姐一个道歉。
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贵姐是十几岁就在纱厂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的港式姐姐。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母亲是放弃了做老师的梦想、在工厂踩缝纫机供养兄弟的韩国姐姐。
如今，这些被牺牲掉的姐姐们还被安上了一个侮辱性的外号——扶弟魔。
金智英出生在两姐一弟的家庭中，虽然没有虐待女儿，但家中最好的东西是属于弟弟的，就连买面包也要迁就弟弟的口味。
而弟弟作为受益者，完全感受不到不公，在长大后才懂得反思，并对姐姐们心怀内疚。
到了安然这里，她无愧地对弟弟说出：我的生命不只有你一个人，我不能再为你牺牲更多了。
做一个不肯为血缘牺牲自我的女性，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绝。
拍摄一个“不孝“、”不义”、“不从”，敢于切断亲情绑架、狠心放下母性属性、拒绝含辛茹苦的姐姐，是女性才会想到的视角。
《我的姐姐》把这些约定俗成，但对女性并不公平的陈规，拿出来重新审视，是有价值的尝试。
《我的姐姐》最后以姐姐和弟弟一起踢球而结束，留下开放式的结局。
但就如导演说的，安然是一个新女性，不会走姑妈的老路。
然而遇言姐仍然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男性来看看这部电影。
上至认为女性地位比男人高的高晓松式高知，下至把彩礼问题归咎于女性拜金的普通男性，更应该做出一些思考，更应该做出一点改变。
可事实是，观影中被触动抽泣的全是女性。
而在现实中，更很少有男性肯承认，生而为男，自己欠姐姐一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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