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古代就有之说(论语自汉朝起就流传有三个版本)

《论语》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来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们的课堂笔记。有关《论语》的编者、成书时间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是孔丘弟子编辑,由再传弟子增订。

《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大体解说了《论语》的内容、成书及书名含义。《论语》这一书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因而,《论语》一书定名应该早于《礼记·坊记》。书中出现了对鲁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后的人的谥号,并记有比孔子年少四十六岁的孔门学生曾参临死的留言。可见编纂者为孔门再传弟子,成书时代当在战国初期。

论语在古代就有之说(论语自汉朝起就流传有三个版本)(1)

《论语》书影(元刻孤本)

《秦朝焚书坑儒,战乱频仍,导致《论语》一度失传,到了汉代又流传出了多个版本。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录,《论语》有齐、鲁、古三个版本,在用字、篇名、篇数等方面各有差异。

《鲁论语》为鲁人所传,主要在鲁地流传,共二十篇,今《论语》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比《鲁论语》多《问王(玉)》、《知道》两篇,共二十二篇,主要在齐地流传;《古论语》据记载,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曲阜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论语》最显著的特点,是把第二十篇《尧曰》的最后一章“子张问于孔子”以下单独另分一篇,有的本子题名为《子张》,有的本子则题名为《从政》,故有《子张》两篇,实为二十一篇。这三种本子除了篇数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说上都有出入。

西汉成帝之师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对齐、鲁两派择善而从,融合了《鲁论语》和《齐论语》。张禹是帝师,在儒生中最为尊贵,后来的儒生广泛推崇他的版本,导致其他各家《论语》日渐衰微。因张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称为《张侯论》,盛行于汉代。由于《张侯论》中并未包含《问王》和《知道》两篇,后世一直将其划分在《鲁论语》系统中。汉末郑玄也根据《鲁论》篇章,参考《齐论》、《古论》,为之作注。

唐宋注解修订《论语》的成果十分丰富,尤其以南宋朱熹所编撰的《论语集注》为集大成者。宋以后的通行的论语版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今本”了。

2015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出土了大批珍贵的竹简和木牍,其中五百多枚竹简上竟然书写着《论语》。经鉴定,海昏侯墓竹简上所书的论语版本“属于失传已久的《齐论语》”。 由于保存情况不佳,海昏侯墓《论语》简中可释读的部分大约只有今本的三分之一,文字较多的篇目有《公冶长》《雍也》《先进》《子路》《宪问》等,对应今本《乡党》《微子》《子张》篇的内容还没有被发现,《颜渊》篇是否存在也还不能确定。

论语在古代就有之说(论语自汉朝起就流传有三个版本)(2)

《论语》书影(宋刻本)

最特别的是,书中保存有《智(知)道篇》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谓的《齐论语》的一些特征。《论语》篇数在汉代已经大致上稳定下来,齐、鲁、古三派都只是在二十篇的基础上略有增改,至于如何增改,则尚在变动中。它有《知道》却无《问玉》,可能体现了齐《论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中间形态,说明齐《论语》是在《论语》二十篇的基础上,陆续加入其他来源的孔门言行,分阶段形成的。而《汉书·艺文志》将古、鲁、齐三派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忽视了《论语》的不同文本和解说长期并存、交织互动的历史。

同时,《论语》既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不但突出反映了孔子的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和思想观点,而且忠实记录了他的人格精神和道德风貌,使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这当然与它善于把握特点和刻画人物有关。《论语》的语言朴素自然,含蓄隽永,字里行间充满感情,赋有感染力,并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生动巧妙地表达出来,形象新颖,意味深长,以至形成很多格言警句,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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