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楼为什么叫崇文楼（今天的繁华商圈）

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 作者 赵振华

老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的说法。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内城南城墙上的崇文门。

1920年，维修完毕的崇文门，城楼和城墙上都显得很干净。

1920年，在崇文门瓮城南侧的城台上，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虽然城楼下面的城墙非常破旧，但是城楼上部还是修复得很漂亮的。瓮城里正从西向东开来了一列蒸汽机车。

1920年，拍摄者站在崇文门外大街的西侧，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仔细看，崇文门城楼的下半部并不是城楼的城台，而是原来箭楼下面的南城台，通过南城台下面的城门洞，能够看到崇文门城楼下面的城门洞。通过照片看当时崇文门外大街的卫生条件还是比较差的，下雨之后，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可是马路上仍然积存着不少的雨水。

1921年，摄影者在崇文门瓮城的南城墙上，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崇文门瓮城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正有一列火车从东向西经过崇文门瓮城。

1921年，瑞典人喜龙仁来到了崇文门，他也是爬上了崇文门瓮城，在南城墙上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新维修的城楼显得挺壮观，城楼下面的城墙显得很破旧。这时候可能是要有火车开过来了，铁路道口关闭了，道口两侧有不少的人在等待着。

这是喜龙仁第二次到访中国，他为此放弃了斯德哥尔摩大学收入丰厚的教职。从1918年到1956年，喜龙仁共六次来访，短则停留一个多月，多则两年有余，他与中国的学界和艺术界建立起广泛联系，得到胡适、鲁迅、张大千、黄宾虹、梁思成等人的赞许。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政治动乱中，喜龙仁等西方学者在中国的艺术研究也常常受阻。但为了能游览、考察更多的名胜古迹，进行田野考古发掘，他坐着颠簸的骡车，带着摄影设备，走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等大都市，也深入广袤的西北和中原腹地，在荒山野岭和灌木荆棘间考察陵园墓冢，寻访石窟、雕像和寺庙。后来他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建筑的书籍，其中就包括非常有名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这是喜龙仁来到崇文门里，在大街的马路当中，从北往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这张照片流传甚广，很多人都在引用，通过照片上崇文门的城门洞，能够看到瓮城南侧后开的城门洞，而且还能看到城门洞上部城台的边缘，是没有箭楼的，这是崇文门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国人西德尼 · 戴维 · 甘博于1924至1927年之间，在崇文门内大街上从北向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只不过他比喜龙仁站的更靠北一些。

西德尼 · 戴维 · 甘博189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他是宝洁公司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甘博的孙子。从小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不但使他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能够满足他非常喜欢的摄影的爱好。所以他成为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业余摄影师，同时也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社会学家。

他在18岁那年，1908年，随父母旅行时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他一下子就被这个东方古老神秘的国度迷住了，用甘博自己的话说，这次访华之旅“就像是被一只东方的昆虫叮咬了一口”。正是出于这种魂牵梦绕，从1917年至1932年期间，甘博又3次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照片。为中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档案。他的镜头记录了中国各地社会风俗、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珍贵的画面如今已存世不多。

1968年，甘博在纽约去世。但甘博拍摄的大部分相片并没有公布于世，一直没有被人们发现，一直到1984年，在普林斯顿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放映了一些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幻灯片，主持人介绍说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西德尼·戴维·甘博，正巧甘博的长女凯瑟琳·甘博参加了此次会议，她说拍这些照片的人是我父亲，协会主席艾斯特知道了以后，为了挖掘更多影像资料，特意来到了甘博家中。甘博的夫人伊丽莎白·甘博还在世，她热情地接待了艾斯特，并把艾斯特领到家中三楼的一间壁橱前，说这些都是我家先生的遗物，你们可以找一找，有没有你们需要的东西。经过他们的仔细翻检，发现壁橱里的几只檀木盒子中存放着几百张人工着色的彩色幻灯片，另外的几个鞋盒子里则装满了黑白照片的底片，经过清点，有近6000张。

1989年这些相片首次在北美19个城市及中国内地13个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轰动。其中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展览的时候，我去仔细地观看过。

西德尼 · 戴维 · 甘博在崇文门里面的城楼下面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的是两个人推着一辆水车，在向地上泼水。

咱们在说到清朝皇上出行的时候，经常说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是因为那时候道路坑坑洼洼不平整，皇上坐的龙辇也没有什么减震装置，所以要用黄土垫道来减少车辆的震动与颠簸。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土路，有一点风就尘土飞扬，用净水泼街是为了空气清新，为了皇上少吸尘土。

甘博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已经是1924年左右，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了，北京城里的路面也比较平整了，但是城里的马路基本上还是土路，还是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的状况。所以市政府一直雇佣水夫泼街抑尘，这项工作属于环境卫生，和厕所的清掏属于同一大类，都是归京师警察厅管理，也就是由京师警察厅雇人在晴天洒水泼街，称为清道夫。开始的时候是两个人抬着一个大木水桶，看照片已经是推着水车了。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泼水也有技巧，既要泼得远更要泼得匀，既要使地上不再产生尘土，又不能因为水多而和泥。只见水花呈扇形洒落在路面上，水花像落雨一样，均匀地洒在一定尺度的范围内，不能有过疏过密的失误，这就完全靠清道工人的耐力和高超的洒水技巧了。一般都是两个清道夫合作，一个人推着一水车，一人在前持长柄水杓（和农村用以舀粪的长杓相似），舀满一杓水，扬开来向街心一泼。一杓的容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半洗脸盆，水湿的面积很匀，一杓了事，不需补洒，一杓水洒完，再舀一杓接着洒，一直到一车水洒完了，两个人负责的路段也就差不多了，这一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1925年，摄影者站在崇文门瓮城南侧的城门洞下面朝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看这时候，在北京城里，自行车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

1928年，拍摄者在崇文门内大街上，从北向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看样子拍摄的时间是在早上，炊烟四起，雾气蒙蒙，照片拍的不是太清晰。

1928年，摄影者在崇文门里的大街上，往东南方向拍摄的崇文门城楼和城里的一些情景，看这时候崇文门里的房屋，已经有不少的两层、三层的楼房了。

1928年，在崇文门的瓮城里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和瓮城里的一些情景。

1928年，摄影者是在崇文门外大街上，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城楼的南面是原来箭楼下面的城台和后砌的城门洞。看这时候的崇文门外，基本都是平房，但是环境卫生搞得还是不错的，马路中间微微隆起，马路两侧铺设了排水沟，比起七八年以前大为改观。

时间到了1930年，摄影者在崇文门瓮城里朝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照片上可能是早晨，崇文门的城门刚刚开启，还没有完全打开，可是过往的行人已经迫不及待地通过门缝抓紧赶路了。

1930年，拍摄者还是在崇文门的瓮城里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这时候恰巧有一列火车经过这里，蒸汽机车冒着浓浓的白烟，过往的人们在耐心地等待通行。

1930年，在崇文门外大街上从南向北拍摄的崇文门城楼。看这张照片，崇文门外大街显得有些脏乱。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城，这是日寇的军队荷枪实弹正在经过崇文门下的城门洞，向北京城里行进。

1937年日寇占领北京城之后，要求各个使馆的外国军队也要离开北京城。这是几个使馆的外国军队迫不得已离开北京城，正在走出崇文门瓮城。

时间到了解放后，这是在1950年初，在崇文门里的西侧上城楼的马道旁边，从西往东拍摄的照片。看崇文门城楼下面的卫生还是不错的，仔细看，在上城楼的马道上有几位穿白衣服的人，像是外国人，刚刚参观完城楼，从上往下走。

1950年底，摄影者在崇文门里路西的一座建筑上，从西北往东南方向拍摄的崇文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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