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人物的短小精悍的文言文（十八十九世纪的文人是怎么）

作者：克莱尔·巴克内尔

译者：Eno

校对：LITCAVE工作室

配图：Online

原标题：You can’t prove I meant X

这里是文穴的翻译局，今日分享的是克莱尔·巴克内尔（Clare Bucknell）的文章You can’t prove I meant X，由Eno为大家翻译，原文发于2020年4月，仅供学习分享。

在路易十六被死几周后，威兰·戈德温（Willan Godwin）进行了有关政治正义的调查并于1973年2月发表了如下观点：

「每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管理自己，而不受任何强制约束的干预；因为政府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是一种邪恶的存在，所以，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社会总体和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少用到它」

威兰·戈德温

虽然这个观点不仅仅出于哲学上的推测，但并没有对贵族的压迫造成任何影响。

由于这本书存在着「煽动性言论」的倾向，皮特（Pitt）内阁于同年5月讨论了戈德温的《有关政治正义的调查》一书，尽管它可能与两年前佩恩（Paine）的《人的权利》一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出乎意料的是戈德温并没有被起诉。

这是因为皮特认为「 一本三几尼的书并不会对没有三先令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那些认为民众应该自己判断政治制度价值的人，同样也是从观点中获益最多的人，而这些人是永远不会获得戈德温的书的。」

但如果说 《有关政治正义的调查》一书不算是煽动性言论，那么什么算是？

在1965年《许可法》还没有更新的时候，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是被出版后的审查和普通法中关于诽谤的起诉替代的。

就十八世纪的历届政府来说，一份出版物是否被列为煽动性出版物是与它的媒介、内容中传播的信息、读者群体的量、以及是否会对社会造成的破坏的可能性有关。

这个问题同样关系到本文论点的清晰度和明确性，以及是否需要就此问题采取紧急行动。

发表于1715年的《尼禄二世》(Nero the Second) 是由一位「不太明智」的利兹前市长威廉·库克森（William Cookson）写的，他因为这部作品在纽盖特监狱被关了一整个冬天。

文章里库克森把雅各布派第一次起义时的乔治一世比作尼禄（Nero），威胁要消灭他，并呼吁恢复「真正的」皇家防线。

乔治一世

文中写道：「让我们在正义中与古罗马抗衡吧 / 让尼禄的罪恶与尼禄的厄运相遇 / 且立刻，立即，在流亡的家园呼唤詹姆斯国王。」

早期想要刊印煽动性言论的现代作家用来摆脱其负面影响的惯用伎俩是用一部令人讨厌的历史或文学作品来替代当代的。

很显然库克森没有这么做，而他不这么做的理由是他为了使「尼禄」这一暴君形象的指向更为清晰。

这个惯用伎俩来自那些发表敌视性政治评论家的做法：把一些关键的文字「加密」，以便从法律条款中逃脱（正是现今所谓的打法律的擦边球啊哈哈哈）。

正如昆迪利安（Quintilian）所解释的那样：「只要你写出来的东西能被理解，那你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公开发表反对***暴***君的言论。」

昆迪利安（昆体良）

比如「以尼禄来代表的乔治一世」，或者「用罗马帝国的执行者——塞亚努斯来代表罗伯特-沃尔波尔爵士」——用这样能够被理解的方式来表达想表达的内容。

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式还有：影射、省略号、绕口令、反讽（包括比喻的形式，如比喻的表象，或者赞美一些不值得称赞的东西，用以破坏它原本的含义），还有功能性模糊——利用语言和句法中的不确定或矛盾性来表达（这句话可以指Y，也可以指X，所以你不能证明我是指X）。

文中的译码同样也可以通过其他「欺骗手段」来做补充。

制作和传播不同意见的作品，这样便可确保「煽动性」的意义能被证明，也不容易查到作者和出版商；匿名化作品——用手稿的形式而不是印刷秘密地传播文本。

例如马维尔（Marvell）的《反公使》（Anti—ministerial）这一书的黑锅就被盖到了保皇党诗人丹纳姆（John Denham）的头上；又或者，用伪造的印刷者的名字和地点来出版书籍。

托马斯·凯默（Thomas Keymer）认为「回避策略」是让煽动性文学作品值得被阅读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复杂的修辞手法。

查理斯二世

也许从另一面来看我们得感谢早期的政治状态，正如安娜贝尔·帕特森（Annabel Patterso）在1984年发表的《关于审查与辩驳》（In Censorship and Interpretation）中所说的那样：

「早期的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绕过审查制度的监察方式，我们所认为的经典文本在国家的 「扶持性约束 」下形成了它们的复杂形态，因为历届政府都试图跟上诽谤者和他们所发明的火星文的步伐。 」

从另个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还在阅读屈莱顿（Dryden）在1682年发表的《麦克·弗莱克诺》（Mac Flecknoe） 的原因是：它微妙地平衡在傻子作家理查德·弗莱克诺（Richard Flecknoe）和查理斯二世之间。

但《尼禄二世》不是这么写的，查尔斯并没有和福克诺（Flecknoe）联系到一起，如凯默（Keymer）所表示的那样：

这种方式——非直截了当的「平行」使细节和细节之间得以建立，福克诺和查理斯二世（Charles II）都和奥古斯塔（Augustus）「一样」：在其不同的领域里两个人都是「绝对的」，两人都有儿子，而且都是智力可能有问题的继承人。这样的方式使得政治的恶作剧更为有意思地发生，让关于国王的暗示从属于这首诗的表面主题：「屈莱顿的文学冲突和弗莱克诺的继承人。」

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认为从属句可能更为重要，但屈莱顿告诉我们沙德威尔的想法更像是「为了设计无思想的权威而设计」，其根本是为了建立一个危险、不服从的比喻。

「君主制的橡树不假思索地遮蔽了平原，为求更完全的统治，其以庄重的姿态散布遍野」「Thoughtless as monarch oaks that shade the plain,/And, spread in solemn state, supinely reign.」

「如果角色背叛了自己，那它便不再是那个角色了。」昆蒂利亚如是说，「并且如果作者或印刷商对他们的「模棱两可」和「伪装」不够到位的话，法律便会从中介入。」

查尔斯·兰姆

直到19世纪中期，那些被判犯有煽动性诽谤罪（或淫秽或亵渎性诽谤罪）的人，最终都有可能会落得被监禁的下场。

他们的脖子和手将被固定在距离地面几英尺高的木框中，同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想象的那样，这条「木质领带」是放置于脖颈之间，是能将人置于死地的「精美装饰品」，这领带将禁锢住受害者且展示于公众面前，人人都可以向他们投掷污秽不堪的东西用来惩罚他们。

例如1703年，因为发表了《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捷径》（The Shortest Way with the Dissenters）这一书而被这种方式惩罚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在1679-82年「排斥危机」期间笛福也一直被这一惩罚所困扰着，当时正值《许可法》暂时失效的时期，使得「每条街道都成了一片丛林」。

丹尼尔·笛福

到了十八世纪的中期，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警觉到此类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他身上，为了逃避煽动性和淫秽诽谤（他写了一篇模仿蒲柏的《论人》的色情文章）而跑去了法国。

贺加斯（Hogarth）则十分鄙视威尔克斯这样的做法，并非常想看到想象中威尔克斯被关在刑场中情景成真，于是在他的讽刺诗《时代》中（1762年第二版）描绘了威尔克斯被一个小男孩随意地撒尿，被行讨的音乐家和跛子无视的场面。

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可怕的，残害人肢体的方式也被包括在惩罚里：「割掉鼻子，在脸上烙上印记」。

例如因发表攻击宫廷戏剧的论文而被查尔斯一世的星际厅判处叛乱罪的清教徒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他就被割掉了耳朵。

查尔斯一世

威廉·达文特（William Davenant）因为1668年的诽谤诗《诗人的会议》（The Session of the Poets）被提议进行类似的惩罚，理由是割掉耳朵可以使他那张被梅毒折磨地丑陋不堪的脸看起来没那么令人注意。

除了要遭受如此非人的折磨外，来自围观者的暴力行为也是极其危险的，这些来自保守党或者惠格党暴徒的目的是借此报复政治对手。

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因为在1765年《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上转载了威尔克斯对乔治三世的煽动性攻击而被起诉，在的处死仪式上，大批群众对着威廉姆斯欢呼，向他递上了 「手杖」，并策划了一场公开的 「处决」，这象征着令人讨厌的前首相比特公爵的公开 「处决」。

对于反保守党约翰·谢比尔来说，被侮辱是一种相当舒适的体验，在他1757年发表的的《致英国人民的第六封信》中，他对英国的 「懒惰、愚蠢和耻辱 」感到绝望，并将其归咎于 「贪得无厌的德国人 」和 「 残忍的汉诺威人」。

只要一本书没有被彻底禁止，书商们便能够利用小聪明来绕过「被禁止」的点，例如使用原著中的文字以反驳的形式使其重新出现，要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诽谤罪和被来自监禁的诅咒更能帮助提高书的销量了。

讽刺作家理查德·萨维奇说：「我的书中有一本是有幸被大陪审团以诽谤罪的罪名起诉，而另一本则被普通的刽子手所烧毁了。」

他以伊斯卡里奥特·哈克尼（Iscariot Hackney）这一假名字来写作，为的就是证明自己的言论具有煽动性。

理查德·萨维奇

托比亚斯·斯莫列特（Tobias Smollett）在1771年发表的《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 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这一书的序言向一个书虚构的书商说道：

「只有好的东西才具有付诸行动的能力， 如果你被判抢劫罪，你的财产也将被没收。至于鞭笞，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你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可让你希望的。而图书贸易烈士是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出版物被重新发售的。」

沃波尔1737年发表的《舞台授权法》禁止表演的剧本因其非法历史而得到了更好的销量，例如《爱德华和埃莉奥诺拉》，就像是为它打了广告一般。

像《爱德华和埃莉奥诺拉》（Edward and Eleonora）这样具有历史性的寓言，在对 「堕落的大臣 」和外国王权的攻击上似乎有不止一种阅读方式的文本，且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很显然，因为它们提出了一种对一些人来说很有意义的区分：在那些能看清表面意义的人和不能看清表面意义的人之间的区别。

一些胆儿齁大的作家们通过发行假名小册子来假装解读自己的作品，理查德·谢里丹（Richard Sheridan）将这一做法称为「PUFF的共谋」。早期的读者可能喜欢蒲柏在1714年发表的《夺发记》/《卷发遇劫记》（Rape of the Lock ），且认为这些个故事都挺纯洁的。

但在1715年出版的《锁的钥匙》（A Key to the Lock）这一书中，作者以一个神秘的汉诺威药剂师埃兹拉·巴尼维特（Esdras Barnivelt）的角色中表现了自己的叛国意图。

理查德·谢里丹

对此，巴尼维特说：「不要期望我们一眼就能找到线索，但是一旦掌握了这一点，我们便能通过这个复杂作品所铸造的迷宫，从而探寻作者的意图。通过掌握完全错误的线索，巴尼维特保留了关于蒲柏的真正潜台词，同时又将这首诗音像了违法的边缘。」

他总结道：「这位作者，嘲笑了现今所有的政府机构，辱骂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整个联合国的条约都束缚不住他。」

反对派报社的记者卡尔弗斯曼（Craftsman）认为约翰·盖（John·Gay）1728年发表的《乞讨者的歌剧》（Beggar’s Opera ）实则是他的宣传自己作品的广告。

卡尔弗斯曼认为这场傲慢的表演中的每个部分都充满了讽刺性的嘲弄， 且莎士比亚由于卡尔弗斯曼胡乱攻击其剧中的哈诺维王朝也受到了警告。

威廉·莎士比亚

借此，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在《冠军》（champion）中用荒谬的缩略词嘲笑了越来越扩大的「不可言说的」类别。

规则中这样的「笑话」引发了争议，可即便如此规则也并没有被改变。而这种危险的写作形式在政治或宗派冲突时期（排斥危机，两次雅各布派起义，威尔克斯对贵族政府的挑战，1790年代的反革命）还提出了「特殊赔偿」，这种做法超出了反政府的范畴，直接向君主制度发起了进攻。

约翰·巴雷尔

正如凯默指出的那样，政府可能像镇压汉诺威主义者一样热衷于镇压反政府著作，但是鼓励雅各布派起义或煽动共和党情绪的著作为国家的行动提供了更好的借口。

谢比尔（Shebbeare）的第一封《给英国人民的信》（first five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不顾一切地抨击了政府行为（第六版之前）。

第六版的书中则将汉诺威的纹章白马与《启示录》中的死亡「白马」等同起来，这样的胆大包天的做法使得谢比尔被最终「如愿以偿」地被起诉。

根据1351年的法律叛国罪法案（Treason Act of 1351），叛国罪的惩罚是绞刑，拖拽（可能是绑在马上被拖拽致死），还有quartering（五马分尸），在这样的法律规定下，连意淫国王的死都算是有罪的，更别提发动战争反对国王了。

图源网络

约翰·巴雷尔（John·Barrell）所说的动词「强烈」的真正意义是「想象」，「古代的杀人罪」则指向「在脑海中将其视为要执行的事情」。

自18世纪以来，在各种想象之间的灰色地带中的动词的强烈含义已被幻想化或变成了对不真实事物的心理印象。

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说作家打算将君主之死或以虚构的声音来构想，那他的想象是否仍然是合理的？

在1713年膝下没有子女的女王安妮的健康状况恶化，众人对汉诺威即将继承王位而表现出不满的时候，笛福出版了三本据称是有一位人美心善的雅可比人写的小册子。

女王安妮

书里解释了为什么由汉诺威来继承是不明智和危险的，为什么普雷德·詹姆斯·斯图尔特会加入，以及「我们的权利君主」会带来怎样的好处。

这三本小册子每本或多或少都幻想了女王安妮的死，因为只有她死了书中所写的事才能变得有逻辑科研，但如果女王没死的话该怎么办？这个每个人都在考虑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想出来答案。

笛福在当局以「叛逆性方式篡改了伪装者的权利」而被捕时，他向女王申请能够酌情处理，他是这么解释的：在「讽刺文学」中，「作者的意图」并不是和文字所暗示的那样，而是用雅各布派的愿望来幻想她的死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的非法加入，这么做的只是为了表现出敌人的真实构想。

笛福本着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劲儿并没有受到处罚。

笛福

1739年，塞缪尔·约翰逊在兰贝斯（Lambeth）一间的隐蔽的小房子中被逮捕。他关于伦敦沃尔波勒部的讽刺诗并没有让他在上一年被起诉，尽管他在诗中暗示约翰逊将国王是问题的一部分，却也希望国王能够对此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约翰逊躲到兰贝斯的真正原因是一本名为《诺福克大理石》（The Norfolk Marble）的散文小册子，这本散文据说是由一位名叫普罗布斯·布里坦尼克斯的业余学者（Probus Britannicus）写的。

在汉诺威统治下，读者大多都会过度解读文中的内容。「贪婪的，成群结对的红色爬行动物」代表乔治二世的常备军；「百合花」预示着路易十五的日益强大；在这首诗的高潮部分出现了一匹汉诺威的「马」。

约翰逊本可以把这本散文集作为一首神秘的「发现诗」来出版，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对号入座，但约翰逊和笛福一个样儿，都喜欢把敌人的「愿望」和自己煽动性的言语联结在一起。

塞缪尔·约翰逊

普罗布斯这个人作为一个忠诚的公民的同时也是一个被沃尔波尔的报纸洗脑的读者，他用叛逆且奇怪的想象来破译预言，并给出了一个「诱人」的后续：

「我可能可以观察到一匹马被H之家奉若神明，但马怎么能够做到吸狮子的血呢？金钱作为政治的血液，这匹「马」是万万做不到的。我对这个机构的热情是不会让我再出现这样令人震惊的结论的思想的，这样的想法是可憎的，这样的想法该出现的地方是暴力的共和党和血腥的雅各布派分子的脑海。」

可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并不局限在共和党与雅各布派分子的脑中，它同样是被起诉的诽谤者及其辩护律师惯用的王牌。

如巴雷尔（Barrell）所述的那样，政府的员工总是被指控在想象国王的死，因为他们总是在以「间接地，通过想象别人在想象它」的形式把这样的想法转移到他人身上。

律师尼古拉斯·法扎克利（Nicholas Fazakerley）在1731年提出了相同论点的另个版本，当时的他正在为卡尔弗斯曼发表的一封煽动性信件做辩护，根据这个论点，他指控「某些部长」在暗中进行外交交易。

当被问到「控方病态的想象是如何把信中邪恶的无名大臣和沃尔波尔以及根红苗正的同事混为一谈的？」这一问题时，法扎克利说「文本并不是诽谤，而是有煽动性检察官将其变成了诽谤。」

关于「投射」这一用来防御的辩驳方式最著名用法是关于1793年约翰·赛尔沃尔发表在人民政治这一杂志上的《暴政的命运》（The Fate of Tyranny）和《雄鸡王》（King Chaunticlere），它们在文中想象了国王的死亡。

蒲柏

文中写道「乔纳克尔是一种美丽的雄伟的动物」，有一个「皮肤上布满斑点的乳房和臀部….」等具有暗示性的言语。

然而，他的辩护律师约翰·格尼却说，控方需得证明所指控的煽动性含义确实存在，而且在赛尔沃尔的文本中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将雄鸡与乔治三世联系在一起的文字（虽然这只公鸡实际上是法国国王的象征），所以任何将国王和赛尔沃尔文中的比喻所联系的想法都是国王的律师自己想象出来的。

格尼问道：「为什么要假定这只被认为是傲慢而暴君的暴君呢？这是从他幼年的鲜血和屠杀中所建立出来的，这其实是在意味现在的英国国王的温和仁慈」。

根据格尼的说法，当庭起草了伊顿的起诉书——旨在限制赛尔沃尔风格的类比。这一做法也恰巧反应了对寓言的解读，以及自己毫无道理且偏激的想象的煽动性。

因此，如若要定罪，律师便得就这一尴尬的事实进行谈判，即承认所谓的类比是明确地指向了国王才能被当作起诉的理由。

关于Rex v. Eaton（雷克斯诉讼伊顿一案）的可行性是对取决于对一般王权，尤其是对乔治三世的看法相同，只有这样，赛尔沃尔的讽刺作品才能作为有意义的文字。

乔治三世

正如诽谤者所发现的那样，法律的美妙之处在于，过于夸张甚至不合理的案文实际上更有可能避免定罪。而国王的行为越是像个暴君，检察官便更提防文字是否与乔治三世有关。

撰写合理的免责声明是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格尼争辩道：「我不愿说所有国王，这表明我的意思是排除一些国王。」

如六十年前， 斯威夫特（Swift）所展示的那样：「在现在在整个欧洲搜寻野蛮之物王冠，会发现每一个王位都被邪恶的瘴气所污染。（当然了我指的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国王）

回头来看一个多世纪之前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其实做出了很多令人钦佩的大胆动作。例如沃波尔这些反对派讽刺家的「直言不讳」的文字，蒲柏写于1740年，却在1797年才由沃顿第一次出版的散文。

对于1820年代初期的拜伦来说，近年来的出版物没有一个能够比拟乔纳森·怀德（Jonathan Wild）的威力和勇气，他这么说道：「如果他生活在现在，那他必然遭到谴责。」

拜伦

17世纪和18世纪初被认为是对监禁者来说真正恐怖的时期，在1812年，伊顿作为适得其反的嘲讽事件极其出名：以缓慢旋转的脚手架来加受害者的屈辱，但四面八方却传来民众的鼓掌以致意，甚至有人在枷锁下放置了用来纪念的小公鸡。

18世纪末，「文学」作为写作的特权类别逐渐消失，这一现象扩大了政治和文学领域的想象力之间的鸿沟。而科尔里奇，拜伦，雪莱等人的煽动性诗句对蒲柏或笛福来说实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1803年的一次晚宴上，保守党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赞美朗诵了科尔里奇发表于1798年的反皮特风格的田园诗《火，饥荒和屠杀》，这很显然表明了这一最坚决的作品作为文学表演的象征意义。

对于凯默而言，雪莱公开煽动性的《1819年的英国》可以不作修订就在在1839年出版的这一事实是实则是宣告了自普林被割掉耳朵的两百年以来终于赢得了的自由 。

但他也认为失落感会与之而来，因为有意识的间接或具有伪装策略的修辞能力正在渐渐地流失。

的确，不能直接讲话会促使作家以一种更迂回的方式来精心构建自己想说的话语。

凯默在屈莱顿1659 年为克伦威尔写的挽歌中发现了「极其轻巧，经过深思熟虑的言语」，字里行间处处包含了像小地雷一样会爆炸的暗语。

克伦威尔

在被告席上为了捍卫文章所产生的理论总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在1818年的亵渎审判中，威廉·洪恩（William Hone）证明了他们所基于的文字模仿与「传达相对于其他主题的荒谬想法」的模仿之间的区别，从而逃避了定罪，并且将法庭变成了关于讽刺的指向的研讨会。

灵巧的修辞手法正是体现在巧妙的讽刺、类比或其他类型的暗语中所揭示的那样，它们总是会吸引到更多的阅读评论家，正是因为这样的修辞手法提供了类似于「用技术技能解密的益智箱」，而对「能够被解决的的谜题」的渴望类似于从作家的巧妙构建中进行反向推理而获得乐趣。

凯默所阐述的「间接或伪装的，有意识策略的」正是这些谜题的例子，它们构成的方式以及分析的方式都是十分吸引人的。

且重要的是，它们存在是因为写出它们的作家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就像在同样的政治条件下，波比摧毁了本该存在的雅各布特的少年阿尔坎德，放弃了对「三十九宗罪」的讽刺意味，在一千零四十中加入许许多多的象形文字及暗语，来使它们变得晦涩难懂。

层层迷雾下的人物形象已经不再完全。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一样「坏人将变得无耻和强大，嘲弄是无意义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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