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芒毕露众鹤由天（毕竟独鹤是报人）

◆江砚

先说一个文化史上的著名故事：1932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招生时，出了个对联，只三个字：“孙行者”。据说，对出“祖冲之”和“胡适之”的，皆满分。祖孙相对固然熨帖，然“猢狲”即猴子，更绝。按这个思路，如果以“严独鹤”为题，对“周瘦鹃”，亦妙。

当年，上海两大报，周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严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风光无限，故有“一鹃一鹤”之谓。两位不独编报，还写小说。当年编报纸的，写小说者比比皆是，新民报的“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都善写小说，而张恨水先生，更是新章回小说第一人，其写小说之名气，远远盖过了办报。有意思的是，张先生最著名的长篇《啼笑因缘》，正是严独鹤先生约稿并刊于他编的《快活林》上。因此，写小说与办报纸，还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理解严独鹤先生，不能不了解这一背景。时代车轮疾进，如今，对当年的报坛风云人物严独鹤先生，知者甚少。辛丑初冬，三卷本《严独鹤文集》问世，让我等后学有机会较为全面地阅读、理解、学习严独鹤先生，善事也。

三册《严独鹤文集》分为“散文卷”“杂文卷”“小说卷”。我以为，恰恰是“小说卷”的两篇附录道出了“天机”。两篇文章，都是赵苕狂先生写的。一篇，是《〈独鹤小说集〉序》，赵说：“小说者，盖取微辞婉语以讽世者也。其功虽不显，而有造于世人者，不仅局局于文艺之一端而已。”好一个“不仅局局于文艺之一端”。另一篇，是《严独鹤君传》，说得更明确了。这篇短短几百字的传，说严的小说“能融冶新旧，自成一家。散见于报纸杂志者至夥”，马上话锋一转，说“然其意中，雅不欲专以小说鸣于时。居报界垂十年，每发表政论，多主持正义，尤为世所重云。”小传就此结尾。按，赵苕狂，亦通俗小说家。读了这两篇短文，不能不对“通俗小说家”刮目相看。且按下不表。应该说，赵是严独鹤先生的同道、知音。他说严先生为世所重的，是他的政论，是为的评。阅罢三卷文集，我也掩卷击节：毕竟独鹤是报人。

到此，读者诸君一定洞晓，我的意见是，三卷之中，“杂文卷”最为重要。这些杂文，大多是发表在《快活林》的“谈话”专栏，篇幅短小，文字简约，然亦似投枪，针砭时弊，枪枪见血。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女师大惨案等历史事件中，严先生秉笔直言、大声疾呼，他面对批评对象，无论是执政当局，还是达官贵人，皆正气凛然，毫无惧色。严先生心怀悲悯，关心民瘼，写了大量为民请命的文章。他还贴近现实，对市民的陋习和缺点，和风细雨，娓娓道来。仅举一例：1929年春，上海暴发脑脊髓膜炎，各药房发售口罩。严先生发表了两个意见：其一，口罩售三角一只，太贵。他说，“防疫用具，自当普利群众，不宜含有丝毫牟利的性质”；其二，马路上戴口罩的人太少，“女性的尤其绝没有”，大概是时髦的太太小姐觉得不雅观，严先生循循善诱：“以‘生命’和‘雅观’两件事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件来得重要呢？”在这个仍然需要戴着口罩出门的冬天，读到92年前严先生写的话，不禁莞尔。简述至此，可以再透露一个报坛掌故——据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先生说：“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滥觞于严独鹤先生的‘诱发’；严先生是我新闻人生中从未谋面的引路人。后来严先生的办报思路、风格、特点，一直如影斯随地影响着我……”若严先生天堂有知，读到此节，当浮一大白矣。

最后要说一说“散文卷”，值得注意的是，严独鹤先生的许多办报思想，都“藏”在他的散文里。比如，他提出报人要做到“清”“慎”“勤”；再比如，他认为副刊文章应有四个标准：隽雅而不深奥、浅显而不粗俗、轻松而不浮薄、锐利而不尖刻。这些，都是大家至言，今天我们办报，仍要记取。

中国新闻史学泰斗、95岁高龄的方汉奇先生，听闻《严独鹤文集》出版，援笔铺纸，写下一段充满感情的话：“严独鹤先生，我们称他鹤公，是上个世纪初年就蜚声于报坛的著名报人。我有幸在新中国初期在新成立的上海新闻图书馆和他共事三年，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新闻史图书资料的整理工作，深受教益。欣闻他的文集，在建平、淳翔两位的编选下公开出版，特此表示祝贺！对中国新闻史和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这部文集的出版，都将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这篇晚学之学习心得，就用方先生的话作结。

来源：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