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育分而是育人（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而不是育分）

7月17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86岁。

杨福家曾连续12年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因此，他对中西方教育有深入的观察和比较。2015年的时候，英国BBC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5名来自中国的教师对50位英国学生进行中国式教育的故事。这次教学输出的结果是，“中国实验班”以遥遥领先的分数完胜英国班级。而此前，上海中学生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已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这似乎从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的基础教育打败了西方教育。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当时，我作为解放日报记者专访了时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他从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出发，讲述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建议。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对我们大有启发。今天特转载当时的采访，以飨读者。

杨福家校长正在接受采访。

中国教育打败了英国教育吗？这样的比较，我并不认可

解放日报：不久前，英国BBC播放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引发了广泛热议，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实验班”的成绩遥遥领先，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的基础教育打败了英国教育。您认可这样的结论吗？

杨福家：这样的比较，我并不认可。BBC拍摄这样的片子，可能为了更有观赏性，所以采用了比赛的形式来呈现。而事实上，它是为了引发人们对教育的一种思考。而且，我们都知道，成绩或者分数并不能代表成功与失败，教育是不能用比赛的形式来进行简单评判的。

解放日报：最近两年，英国向中国教育“取经”的步子越迈越大。从引进中国“一课一练”的数学教材，到引进中国的数学老师，并派一些英国老师到中国来听课学习，他们究竟看重中国教育的哪些优势？

杨福家：在我看来，他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学生很守纪律，念书很用功，而英国学生则普遍比较自由散漫。他们认为如果能将中国学生的这些优势和英国学生互为补充，也是很好的尝试。

解放日报：听说英国政府今年年初希望推行一项政策，让英国小学生背“九九乘法口诀”，结果引发了公众的激烈反对。这令很多国人感到吃惊，背一个口诀这么难吗？

杨福家：因为英国人不习惯背诵什么东西，而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了背诵这种教育方式。背诵是不是一点没有好处呢？也不见得。但对英国人来说，他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背书这么一回事。所以你要把背书强加于他们，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就很难了。

解放日报：BBC对中国式教育的总结是“超长的课时，严格的纪律要求，惨烈的竞争”，而这些正是英国孩子对“中国实验班”最不适应的部分。反过来，您认为，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会最不适应英国教育的哪个方面？

杨福家：我想是不习惯主动向老师提问。我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没多少人举手，他们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在上大课时问我的。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因此我也不勉强。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书面出一些思考题，每堂课结束后发给学生，他们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也可以。结果，他们以书面形式提出问题的不少，我从中发现了一些优秀学生。

时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

今天我们谈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应该以教育是否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为出发点

解放日报：在您看来，中西方教育最主要的差异是什么？

杨福家：我先讲一个小故事。2010年，我曾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旁边一所优秀的小学，校长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老师在上课时，一名8岁华裔男孩在课堂上举手说道：“老师，你黑板上写的字拼错了。”这并不稀奇，班里任何孩子如果发现问题，都会提出来。老师就说：“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这个孩子又举起了手，说：“老师，你不用查字典了，我保证你拼错了。”结果，校长在全校表扬了这个孩子，同时在家长会上也对他进行了表扬。当时听了这个故事我是由衷地感慨，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讲究师道尊严，学生这么对待老师，还了得？

所以我认为，中西方教育最大的差异是，西方教育倾向以学生为中心，中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老师为主导。

解放日报：西方教育强调学生提问和参与，中国教育则强调学生要认真听讲。

杨福家：所以走进我们的中小学教室，看到的景象往往是：学生一个个像军人那样端端正正坐着，通常只有老师有讲话的权力，没有学生质疑的机会。

牛津大学副校长麦克米伦教授曾经从传统文化角度精辟分析了中英学生的差异，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学生普遍易于接受知识，而英国学生则善于分析问题，并提出质疑。

以学生为中心，其实就是尊重学生，它还可以体现在很多小事上，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我在当复旦大学校长的时候，不是亲自给每位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而是让一个学生代表上来把学位证书成捆地领回去。对此，现在我感到很惭愧，觉得对不起学生。因为，我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后才知道，校长有三项重要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出席学生的毕业仪式，给每位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因为这个仪式是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解放日报：以学生为中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教育观念上的巨大转变。

杨福家：今天我们谈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应该以教育是否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为出发点，这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学校里只会听话的学生，将来在科学上很可能也只会听权威的话，那么这样还能有所发现吗？其实，提问题是创新的开始。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经常问：你今天考了几分？而英美的家长却经常这样问孩子：你今天问了几个问题？教育的根本是“育人”，而不是“育分”，考试分数考得再好，不会提问，哪来什么创造性？但我们却总在做“育分”的事。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讲得很清楚，“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而中国教育通常很注重“学习答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教育观念一定要转变。

杨福家校长在解放日报举办的“文化讲坛”上发言。

假如在中国的学校里办一个“英国实验班”，会怎么样

解放日报：假如在一所中国学校里办一个“英国实验班”，您预测一下结果会怎样？

杨福家：我刚才讲的那个美国小学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有点悲观，觉得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但是，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如果在中国的学校里办一个“英国实验班”会怎么样？可以这样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实验”。

解放日报：这个“实验”的过程是什么样的？结果又怎么样？杨福家：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招收首批中国学生254人，老师全部来自英国，教育模式也原汁原味从英国照搬而来。

记得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校园还没有建成，是借了其他学校的教室上的课。我们把很大的教室一分为三，改成小教室。当时我走进一间教室去听课，就看到教室里有三张小桌，共15位学生分别围桌而坐，一位英国老教授在台上讲了15分钟不到，就蹲在小桌旁，让学生自行提问，和学生们一起展开讨论。不求标准答案，而是鼓励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这样的情景，在中国的大学里是不常见的。

一开始，学生们确实不习惯这种教学模式，但是课堂上没有人开小差。每个人都在动脑筋，都在思考。

解放日报：西方的小班化、讨论式教学模式，是从中小学一以贯之的，使学生从小就养成了提问、讨论的学习习惯。中国学生直到大学才开始接受讨论式教学，是否已经晚了？

杨福家：一点也不晚。我们的实验证明，即使中小学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但进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学习半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上课积极提问，常常主动反驳老师，乐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记得2012年，美国耶鲁大学干细胞研究所所长林海帆教授来学校演讲，听演讲的大多数学生是非生物专业的，但他们提问不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其中还有一位学生当众指出了演讲中的一个错误。林海帆教授大为惊讶，说这样的情况是他在中国的大学中首次遇到。

搞中西合璧的教育，其实最不适应的是老师，有的老师甚至说：“我不会上课了”

解放日报：您认为，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可以复制和推广吗？

杨福家：最不适应这种小班化、讨论式教育模式的，其实是老师。我认为，中国的老师如果不经过专门的训练，较难胜任这种教学模式。有高校曾经在教学中做过实验，要求教师不要按部就班地讲课，而要让学生们在上课时多提问题，结果不少老师一筹莫展，有的甚至说：“我不会上课了。”

解放日报：由此可知，此“上课”与彼“上课”，有着巨大的差异。

杨福家：是的，你站在讲台前照着备课的讲义讲一通是容易的，而当你面对现场学生们这么多无法准备的问题时，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涉及观念突破的问题。学生和老师平起平坐了，学生的观点和思想不见得都比老师差，有时学生想到的东西，老师还不一定想得到。老师还要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并且勇于承认自己“不知道”，而不能用回避敷衍的办法，甚至呵斥提问的学生。西方的教师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自己“不知道，不会回答”是很自然的，但中国教师好像还不能适应这一点。所以在中国搞中西合璧的教育，推广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解放日报：宁波诺丁汉大学到目前为止有过中国老师任教吗？

杨福家：有，但在中国招聘来的中国籍教师比例很低。不是我们对中国老师有什么成见，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面向世界范围招聘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建立之初，老师全部来自英国，后来，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一样，我们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招聘，老师来自世界上各个国家。

解放日报：这或许也透露出，要改变现有的教育理念，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对有些中国老师来说还有一个过程。

杨福家：除了固有观念的不同，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也多少限制了老师树立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目前国内高校对于老师的评价标准，普遍是论文第一。大多数大学老师是以教书、写论文为本，每年到了年末，学校就以你写过多少论文来评判你。这样的评判标准，让老师怎么去真正做到以育人为本？

解放日报：宁波诺丁汉大学作为“试验”性的学校，在设计老师评价体系方面又有什么不同呢？

杨福家：所有招聘来的老师，都会和学校签订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里，没有要完成多少研究论文这类的指标。当然，你如果要从讲师升副教授、升教授，那也要考察科研成果，所以你如果愿意搞研究，我们也大力支持，但不作为一个考核标准。

学校对老师合格与否的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学生对你的教学是否满意、你在教学上有否成就。如果评估下来，你在教学上不行，学生反响很差，那么，学校就不会再继续和你签订合同。这在体制上保证了老师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老师都全心全意地关注学生，从布置作业到检查和批改作业，一丝不苟，尽心尽责，真正做到了对每一位学生负责。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世界上几乎所有一流大学都把这八个字放在首位

解放日报：近年来，国内很多大学都在走国际化道路，也有一些大学像宁波诺丁汉大学一样采用中外合作办学的模式，对此您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尖锐地指出，很多学校只是学到了西方教育的“皮毛”而非实质。

杨福家：正是如此。比如，欧美高校本科教育中有一种“住宿学院”，一批知名教授和学生们住在一起，担当学生的导师，首席导师更是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他们以教本科生为荣。在我访问过的一所住宿学院的首席导师家里，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巨大的冰箱，里面可以摆放几十份三明治，以方便登门拜访的学生边吃边聊。

现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在尝试所谓的“书院教育”，看上去和“住宿学院”很相似，但和学生们住在一起的只是“哥哥”、“姐姐”，而很少有知名专家、教授。因为，我们的很多博导、名师通常不看重给本科生上课，更不用说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解放日报：那么，您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向西方教育“取经”的是哪些方面？

杨福家：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称为Liberal Art College，很多人把它翻译为“文理学院”，但我认为应该翻译为“博雅学院”更合适。这些院校所遵循的“博雅教育”理念，正是西方教育的精华所在。

“博”，是指文理融合，学科交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深度。学生不要把自己限在很窄的范围里面，文理科要结合。“雅”，是指“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世界上几乎所有一流大学都把这八个字放在首位。

解放日报：“博雅”两个字，直接标明了教育的目标。为此学院又是如何运作的？

杨福家：具体来说，小班课是博雅教育最重要的教学模式。课堂一定要以小班上课为主，最多不超过18位学生。我本人认识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当年在复旦大学学习时，国家一级教授给我们上课，上的是大班课；我后来当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上的也是大班课。但是现在，慕课（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出现了，都是一流教授在网上授课。但是，它替代不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小班课，因为小班课是互动式的，师生互相讨论，没什么问题不能问，没什么答案不可以争论。

解放日报：鼓励质疑，这在小班课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杨福家：另外，博雅教育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第二课堂”。第二课堂是指学生的社团、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及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是培养学生各种能力不可缺少的部分。比如，学生与人相处的能力，这在课堂上一般是培养不出来的，只有通过社团活动才能培养出来。

最后我想说，博雅教育并不仅仅适合高等教育。它所包含的理念，比如学校以育人为本，做人第一、修业第二，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等，对中小学教育也是适合的。

栏目主编：龚丹韵 题图来源：解放日报资料图片

来源：作者：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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