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名将朱可夫的后代（朱可夫逝世后留下了3个女儿）
顶着“莫斯科拯救者”和“柏林攻占者”的光环，朱可夫在元帅、苏联英雄等头衔之外，还自带“苏联军神”的称号。
然而擅长军事者不一定同样擅长政治，朱可夫一生仕途起起落落、沉浮不定。
在他溘然长逝之后，留下的三个女儿也仍然深受父亲人生轨迹的影响，不得不接受多年远离人群、深居简出的生活。
在朱可夫过世之后，苏联方面下达了一个命令，保护其留下的三个女儿，而这个命令由克格勃执行。
1896年，当卡卢加省某个贫苦鞋匠家庭迎来一个新生男婴时，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孩子今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拥有怎样的人生。
少年时的叶戈尔没有轻松愉快的童年，他与父母姐姐不得不挤在一间窄小的破房子里，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必须用破玻璃拼凑。
他的父亲是一个皮毛匠，工作所得微薄，母亲也必须常常出门帮工拉货来维持家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少年朱可夫形成了极其要强、固执且具备毅力的性格。
他刚成为半大小子就出门去当学徒，参军后也得从最底层士兵做起，然而他却能抓住一切机会去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常常在夜里爬上高架床、凑着厕所里暗淡的灯光做功课。
关于少年和青年时那些困顿曲折，成名后的朱可夫自己也从未讳言。
在家人看来，他出身并不具有多少有利禀赋，几乎是全靠着勤奋与努力改变命运。
他的小女儿玛莎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父亲少年时经历了大量苦难和磨炼，也正是那些日子给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长女伊拉也曾回忆：“在我们家庭，父亲是唯一的崇拜对象”。
当然，这样的性格成型路线带来的也并非全是优点。
朱可夫在自己的自传中就提到过“有人责备我对部属要求过于严厉”，这也多多少少是他从少年时就对己对人要求严格留下的习惯。
然而，他也仍然认为“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自己的享受建筑于他人的付出之上”，对于军人而言，这一点尤其必须理清。
朱可夫真正初次进入战场，需要追溯到“一战”期间，那时俄国的对手中便有德国人。
大战结束后，朱可夫开始逐步在军人道路上走得更远。
他入了党，并以优异成绩考进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入学习，后来更是进了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
在学校的日子里不但有大量的课业需要吸收，必要作训也不能丢下。
朱可夫仍然和少年时一样，以“狂热的、顽强的学习劲头”著称，这为他博得了来自上层的关注，更重要的则是专业素养的提升。
也是在这段时间内，朱可夫与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季叶夫娜结婚。
虽然结了婚，但朱可夫作为一个军人，奉命调动也是十分常规的事。
每当更换驻地，亚历山德拉总是搭乘马车跟随搬家。
长久的颠沛生活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本该最先降生的男孩，连医生都提醒“女方身体过于虚弱”，建议不要考虑孩子的事。
但这对夫妇显然并没有选择放弃，1928年，他们的长女伊拉诞生，九年后又生育了次女埃拉。
关于她们的母亲，女儿曾说“她一直都爱着爸爸，可以说把一生都献给了他”。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后来父母离婚的事实，女儿始终深怀着难以解开的心结。
不同于大部分普通家庭的亲子关系，女儿们回忆中的父亲虽然从不暴躁也不乏幽默，但更多时候仍然是作为一个被远远遥望的“父亲影子”而存在着。
朱可夫作为丈夫和父亲，能够和家人长时间共同生活的机会，实在是太过不够了。
在伊拉的成长记忆中，父亲总是在军务能够允许挤出来的时间里回到家中，一谈家里琐事就超过一个钟头。
在闲暇的时候，他会把手风琴架在腿上，“仿佛一个真正的音乐家那样”一本正经地演奏。
他的这种小花招总是能令妻子和女儿都大笑出声，至于他的手风琴拉得到底怎么样，也只有六岁时的小伊拉才会童言无忌地说出真话。
在苏军内部，朱可夫有一个“救火队员”的称号，因为他总是被派往各个状况千奇百怪的方向，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于是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到处迁移，伊拉曾经在10年的时间之内，不得不换了11所学校。
即使在多年后，他的女儿们也不能接受父亲被不熟悉的人擅自想象成铁血苛刻、冷酷无情的人。
伊拉始终都记得大战结束后，父亲曾经带着女儿去捕猎野鸭的情景：枪响之后野鸭掉了下来，朱可夫坚持这是女儿猎枪打中的，然而伊拉自己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长女伊拉曾说，对于当时三十上下的父母亲而言，自己是个“迟来的、期待已久的”孩子。她的名字“伊拉”，本身就隐含着“开创时代”的隐喻。
朱可夫也确实在不久之后，便亲手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1940年底，纳粹德国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已近成型。
然而由于种种战略战术层面上的因素，苏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争风险却缺乏足够的准备。
于是当东线战火初初燃起的阶段，苏联在德军的闪电战面前吃了很大的亏，军队大量损失，德军长驱直入。
险情出现在列宁格勒，前方负责指挥的将领已经将放弃城市列入讨论议题。
德军兵分几路指向莫斯科，莫斯科局面堪忧。
几个月后，斯大林格勒又因受到重大压迫而告急……
情况最危险的时刻，德军的兵锋甚至已经延伸到了莫斯科市区。
苏军靠着以两场重要保卫战为代表的一连串操作渐渐夺回战场主动权，将德军拉到了严寒冬季到来的时刻。
在战争进入至关重要阶段时，朱可夫被称为“救火队员”的特质也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总是被派遣到最危险的地方，总是能够控制并挽回局面。
最为浓墨重彩的时刻出现在莫斯科保卫战前夕。
在德国军队抢得先机的装甲突击战法面前，不少苏军将领没能完成目标和承诺：或者是未能按时到位，或者是没能成功阻击敌军，或者是没能保护好友军的侧翼，或者是没能成功发起反击……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临危受命的朱可夫，以及他面对斯大林的那一句“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才尤其难能可贵、字字千钧。
他被从列宁格勒方面紧急召回，接掌刚刚受到极大挫败的西方方面军，任务是莫斯科保卫战。
斯大林签发的命令是这样描述的——“在莫斯科以西62英里到74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交由朱可夫负责。”
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
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一直到最后攻占柏林，朱可夫的指挥贯穿了整个苏德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节点。
随着战争天平逐渐倒向苏军一方，朱可夫作为“军神”的声名，也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在莫斯科保卫战宣告取胜、德军不得不退却的第二天，朱可夫的大幅照片登上了《真理报》的头条，版面比另外八位集团军司令员的照片要大四倍。
战后英国军事史家西顿曾撰写《莫斯科会战》，在书中盛赞朱可夫的“天赋与精力”。
而斯大林本人更曾经在一次庆祝宴会上致辞，将“首都莫斯科大会战的战场”视为苏联卫国战争中最为重要的节点，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将作为胜利象征”，永远与这个战场相连。
攻克柏林之后，朱可夫担任驻德苏军集团军总司令和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1945年5月8日深夜的柏林郊外，也许是朱可夫作为军人最为高光的时刻——作为苏联一方的代表，他主持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仪式，并代表苏联签字。
朱可夫之女伊拉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后来供职于俄罗斯科学院直至退休。
这位女性从青少年时期仰望着英雄的父亲成长起来，直到她成为年逾七十的老人，房间中一直挂着父亲主持受降仪式的这幅照片。
二战结束后的朱可夫元帅，声名和影响力堪称如日中天。
著名画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瓦西里·雅科夫列夫以胜利日阅兵上身骑白马、挂满勋章、检阅千军万马的朱可夫作为题材，绘制了名为《胜利》的画作。
后来创作巨型雕塑《祖国母亲》的雕塑家叶夫根尼·伏切季奇，也曾经为朱可夫创作巨大的青铜半身像，并在基座上题词铭文：“我无法在你的胜利冠冕上编织/桂冠的枝条/但我却试图穿越众多世纪/展现你光辉的形象。”
朱可夫前后共四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两获“胜利”最高奖章，六获列宁奖章，再加上其他林林总总的奖章，这就是朱可夫在战后留下的戎装照片永远显得“戎装不够大”的原因。
但是，在法西斯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战后，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他的长女伊拉曾经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斯大林无意与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力，也不需要多余的见证人，这也是其父在战后际遇180度大反转的原因。
朱可夫骑马走过红场那一年，伊拉刚刚17岁。
她和其他苏联人一样敬仰自己的元帅，又以有别人其他人的角度去热爱崇拜自己的父亲。
姐妹俩和母亲一起为父亲整理戎装，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勋章好让它们更加闪亮。
虽然朱可夫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优秀的骑兵，但为了仪式的庄重，他仍然反复练习骑马检阅的步调，并在家中反复排练演讲内容，女儿们就是他最初的听众。
或许出于血亲天性，伊拉关于父亲的回忆往往充满感情，对推动事件的原因洞察却往往不够深刻。
让-洛佩兹与拉沙·奥特赫梅祖里合著的《朱可夫：打败希特勒的人》中曾经剖析斯大林在朱可夫、卫国战争等问题上的复杂心理。
对斯大林来说，卫国战争是苏联立国合法性的新来源，为了使战争进一步“神圣化”，他选择赋予朱可夫大量荣誉、使他的地位更加稳固，然而当朱可夫其人在这种象征对象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便与斯大林本人形成了竞争关系。
如果放在中国古代史的背景下，类似的例子早已发生了无数次，用两个成语就可以概括所有。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
大致从1945年前后开始，苏联首任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的被捕就已经将朱可夫也卷入其中。
1946年4月10日，朱可夫回到国内，担任国防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很快，关于朱可夫蓄谋发动军事政变的风声开始流传。
如果没有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三位元帅的力保，或许这一轮风波已经成为朱可夫的仕途终点。
然而事情已经发生，总不可能一无所获就此结束。
先是爆出朱可夫和他的一名副手曾经将卫国战争勋章颁发给女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这位个歌唱家曾经将一枚精美的钻石胸针赠予朱可夫的夫人。
后又宣布在朱可夫的公寓和别墅中发现了大量“贵重物品”，例如毛皮和丝绸制品、猎枪、古董以及法国等地的艺术作品。
这些物品被认为是在德国期间违规搜罗的战利品，更致命的指控在于，这代表朱可夫将战争的胜利归于自己身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谦虚”。
有了这些理由，朱可夫被解职陆军总司令就显得顺理成章。
他先是被调到敖德萨军区去担任，没过几年又被调去了乌拉尔军区。
这一系列政坛沉浮不但影响了朱可夫自己，对他的家庭、妻女同样也带来了巨变。
1946年朱可夫被外放，妻子季叶夫娜留在了莫斯科，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分居岁月。
在乌拉尔军区时，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朱可夫认识了负责照顾他的军医加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
加林娜比朱可夫小30多岁，善良热情而年轻美貌。
从1950年开始，这两个人生轨迹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
七年后，加林娜生下了朱可夫的小女儿玛莎，两人共同生活24年，直到加林娜罹患癌症撒手人寰。
当时朱可夫年近八十、瘫痪在床，他说“这个打击对我已毫无痛苦可言”。
父母的离婚对伊拉姐妹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她描述为“对于所有家庭都是悲剧”。
由于无法对此事释怀，女儿一度断绝了与父亲的联系。
即使到了多年以后步入老年，女儿也仍然更愿意回忆二战结束前的父亲，不但因为那时候是父亲事业领域更为向上的时期，也因为他们拥有更完美的家庭关系。
在1952年之后的赫鲁晓夫时代，朱可夫曾经复出担任国防部长，对于苏军向现代军队、有核军队的转向着力甚多。
但即使他曾经不止一次协助赫鲁晓夫击败政敌，最后仍然被免职退休。
从他的晚年直到逝世之后，由于极高声望、曾掌握军权、蕴含的巨大影响力，其本人以及家庭成员都受到当权话事人的特别“关照”。
不管是朱可夫夫妇，还是他的三个女儿，都长时期过着一种远离人群、极为低调的生活，他们不得不谨慎看待自己的言论，因为谁也预料不到小小的苗头能够激起多大的风波。
1965年，法国世界通讯社策划出版关于二战的重要人物回忆录，朱可夫自然名列约稿名单之中。
朱可夫同意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但由于当时他在苏联军界仍是“几乎没有朋友的人”，回忆录在国内的编辑出版举步维艰，最后甚至不得不在其中加笔写上勃列日涅夫的内容，才得以顺利面世。
1974年，朱可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7岁。
按照惯例，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之下。
但直到1995年5月，俄罗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位元帅的光辉名誉才得以彻底恢复。
戎装骑马阅兵的青铜塑像被竖立在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前方，纪念着曾经在那场大战中力挽狂澜，并最后指挥军队攻入柏林帝国大厦的人。
《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苏）朱可夫
《军神”朱可夫之女：解职后父亲几乎没了朋友》；新京报；2015年07月27日
《外国历史名人传 现代部分》 ；重庆出版社；朱庭光 主编
《朱可夫元帅》；新星出版社；（英）艾伯特·阿克塞尔
《朱可夫：打败希特勒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法]让-洛佩兹, [格鲁吉亚]拉沙·奥特赫梅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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