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自己 白薇鲁迅眼中的

人们都说，民国时候的爱情十有九悲，就连生活在那段时光里的人们，命运似乎也都沾染上了一抹褪不去的时代悲色。

“白薇”是一味中药的名字，性寒味苦。而同样唤作“白薇”的那位民国才女，人生也是一样的咸涩清苦。

她曾经奋力想要挣脱包办婚姻的束缚，却被狠心的婆婆咬断了脚筋，当她踏上异国的土地，以为窥见生命的救赎时，却又被狠狠地抛入谷底。

她被赞为“文坛上第一流人物”，就连向来言辞犀利的鲁迅先生也称她是“仙女”般的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在我国文坛上光辉闪耀的女性，却有着一段凄惨而不为人知的过往。

命如草芥，逃离苦难

白薇是湖南资兴人，出生在1893年的3月。那时候清廷还没有覆灭，封建思想的余火仍然在各地肆虐。

白薇的父母有着浓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他们固执地认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识字，只要懂得相夫教子就好。

因此，白薇整个童年时光都是在照顾幼妹、帮忙做家务中度过。但白薇对读书却有着骨子里的渴望。

六岁的她常常背着年仅两岁的妹妹，每天徒步走去附近的学堂，扒在学堂的窗下听学生们念书识字，这是她灰暗时光里最大的慰藉了。

可残酷的命运却连这点慰藉都不愿施舍给白薇。白薇的母亲因为受了一户人家一碗鸡蛋汤的人情，将白薇许给了这户人家做媳妇。

在她母亲看来，亲生女儿的价值也不过就是这一碗稀薄的汤饭了。

白薇对这桩包办婚姻极其抗拒，她甚至多次下跪，跪在父亲面前请求他收回许嫁的承诺，请他上门退婚，可却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

父亲说，婚约就是律言。女子谈婚论嫁遵从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已经答应了人家婚事，作为女儿的她自然要遵从父命。

在封建大家长的绝对权威下，白薇在十六岁那年含泪出嫁。可等待她的并不是门风清正的好人家，而是一户远近闻名的泼皮户。

白薇的婆婆是当地有名的悍妇，而她的丈夫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男人，整日里对母亲言听计从。

白薇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饭洗衣，婆母稍有不顺心就要动辄打骂。

一次，因为白薇在做完工后翻看了几眼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书卷，竟被婆婆揪着耳朵怒骂。婆婆高声呵斥着白薇不守妇道，而软弱的丈夫竟然在一旁帮腔，怂恿母亲狠狠地打白薇。

白薇拼命挣扎，在一片混乱中，白薇的婆母直接狠狠地咬断了白薇的脚筋，扬言要让白薇这辈子都出不了她家的家门。

不堪凌虐的白薇受够了整日里伏低做小的生活，她趁着一日深夜丈夫和婆母已经熟睡的时机，悄悄收拾了行装离家出走。

白薇决定，自己要逃离之前的黑暗生活，奔向书本上描绘的光明世界。

靠着之前数年攒下的一点私房钱，再加上舅舅的帮助，白薇去往了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这里，白薇和其他女孩子一起读书明理，一起探讨家国大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可白薇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父亲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要抓她回去。

在白薇出逃后，她的婆母便登了白薇娘家的家门告状，自觉面上无光的白薇父亲当众发话，自己一定会将这个逆女抓回家中，给大家一个交待。

为此，白薇父亲早早买通了学校的老师，只等白薇一毕业就要把她带回婆家关起来。

毕业典礼前夕，白薇父亲找来的亲戚已经蹲守在了学校大门口。得到消息的白薇又惊又惧，她不愿再回到那个可怕的炼狱一般的家中。

白薇从学校一角的厕所粪洞口中爬了出来，在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下，辗转到上海，搭上了开往日本的海船。

日本求学，邂逅爱情

白薇在海上飘荡了数日，等到她顺利在日本上岸时，身上只余下了六毛钱。

举目无亲的白薇只得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她先是在码头给人家当劳力，挑行李、搬货物，什么样的活计白薇都干。

攒下一点钱后，白薇离开了码头，去市里租了处房子住下。一边靠着给富人家做女佣挣钱糊口，一边自己补习日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挺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间后，白薇如愿以偿的考入了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攻读生物学。

由于白薇学习刻苦，她很快争取到了一笔官费奖学金，这使得她可以安心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与此同时，她也遇到了同在东京的湖南同乡戏剧家田汉先生。

相逢在异乡的故乡人很快熟悉了起来，田汉先生热情的向白薇介绍文学思想，告诉她在苦难无人可诉时，文学是一项可以激励自己奋斗的利器。

田汉先生的话在白薇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因为此时的白薇恰好处在了一段备受煎熬的岁月中。

白薇和父亲的矛盾本来就日益激化，更让她难过的是，她从妹妹的来信中得知，妹妹也要步了自己的后尘，在父亲的绝对权威下遭遇包办婚姻。

白薇怎么忍心看着妹妹也跳进那个吃人不眨眼的火坑，她给父亲写去了二十多封信，试图劝说父亲改变主意。

可白薇字字真挚的书信却换来了父亲“大逆不道”的骂语。

白薇失望透顶，她不知道还有多少可怜的女性同妹妹一样不能住在自己的命运，只能成为父权夫权下的牺牲品，她想要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里为女性撕出一道口子来。

因此，白薇愤而放弃了生物学专业，转去修习文学，她决心向田汉先生说的那样，以“文学为武器”，针砭封建时代下的黑暗，呼吁世人自救。

就在白薇选定自己人生道路的同时，另一个在她生命中有着浓墨重彩痕迹的男人也悄然登场。

那个男人叫做杨骚，是个24岁的年轻诗人，他的身上有着诗人的共同特性：热情洋溢又浪漫多情。

杨骚此时刚刚遭遇了失恋的打击，他深深眷恋着友人的妹妹凌琴如，可凌琴如早已心有所属。倍感挫败的杨骚和同样失意彷徨的白薇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这是一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知相识。白薇向这个比自己小了六岁的男人所说着自己人生的苦难，从包办婚姻的出逃再到独自流浪日本的辛酸，白薇将自己过往人生的悲欢喜乐都展现在了杨骚面前。

杨骚此时迫切的需要转移自己对凌琴如的情感，而白薇无疑成为了他用来暂时疗伤的良药。在越发频繁的往来交流中，两颗疲惫的心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杨骚总是温言软语的关怀着白薇，和她一起谈论诗词创作，讨论文学的魅力。这是白薇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她第一次有了被珍视的感觉，她饱受磋磨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她无可自拔的爱上了杨骚，她想时时刻刻和杨骚厮守在一处。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自小缺少感情关怀的白薇仿佛抓到救命稻草一般牢牢地依恋着杨骚，甚至不愿看到杨骚和别的女人多说几句话，即使是日常的交流也会令白薇嫉妒的发疯。

但每每争吵过后，白薇又总会低声下气地向杨骚求和。她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好，可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白薇的爱就是这样直白又卑微，可她这份过于浓烈的爱意在杨骚看来却成了一种束缚。

杨骚是个多情缱绻的诗人，他享受异性投来的瞻仰目光，喜欢在诸多追随者中流连自如，他不想将自己困束在白薇的爱情中。

爱人辞别，再遭打击

1925年春天，杨骚不告而别，独自一人跑回国内，丢下了爱他爱到痴狂的白薇。

白薇骤然失去了爱人的消息，变得彷徨而无助。她整日奔走在东京的街头，找到一切相熟的朋友询问杨骚的下落。即使病倒在床上，白薇的嘴里也仍然在呼唤爱人的名字。

白薇写道：“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终于，回到杭州的杨骚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白薇自己已经回国的事实。

杨骚本以为天各一方的距离会让白薇萌生退意，可不料白薇从朋友那里借来了路费，不管不顾地追到了杭州。

可她的这份执着却并没有感动杨骚，杨骚反而不胜其烦地再度启程去了回了福建老家，又动身去往新加坡。

白薇的心情再次跌入谷底，她终于明白杨骚是在有意躲着自己。她将内心的挣扎与折磨倾诉在笔下，通过创作来抒发内心的苦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诗剧《琳丽》诞生了。

为了偿还自己居住旅馆的费用，白薇卖掉了《琳丽》这个剧本。

这是白薇基于自己恋爱生活遭遇写出来的文字，通篇充斥着反封建的自由恋爱主题，主人公琳丽的形象恰是白薇的真实写照。

而这个剧本后来辗转到了著名评论家陈西滢的手中，陈西滢在他主编的《现代评论》上高赞白薇的惊才绝艳，他说：“我们突然发现了新文坛的一个明星。”

从杭州无功而返的白薇没有等来杨骚回心转意的消息，而是等来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发展态势。

1926年底，在国内革命形势大好的号召下，白薇放弃了官费研究生学习的机会，回到了祖国故土。

投身革命，以笔为刃

白薇先后奔赴广州、武汉等地，追随着革命事业的步伐。

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薇辗转去了上海，用手中的笔无情的鞭挞着反革命势力，她的这股韧劲也被鲁迅先生大为赞赏。

就在白薇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创作事业中时，曾经将白薇生活搅得一团糟的杨骚又一次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

杨骚一改曾经孤傲自矜的作风，一见面就向白薇哭诉自己在南洋遭受过的磨难，诉说自己的懊悔之情，直惹得白薇泪水涟涟。

白薇本就对杨骚一往情深，看到曾经的爱人饱受风霜的脸庞，她心软了。

在上海写作的岁月里，白薇和杨骚朝夕相处。或许是内心的充实激发了白薇创作的灵感，她进入了自己一生中写作的黄金时代。

白薇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以强有力的文字，向着当时的社会发出了猛烈的炮火。

白薇凭借着农民革命运动的一腔深情，写出了话剧《打出幽灵塔》，描写了饱受欺凌的农民拼死抗争，女性挣脱不幸、实现自由梦的反抗故事，呼应了当时工农运动的时代浪潮。

这篇剧本也深受鲁迅先生的赏识，也发表在了由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上。

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在编排白薇的稿子时总是煞费苦心。

鲁迅不止一次地说过，《打出幽灵塔》这样的长篇，是要考验编排的，编排的好、穿插的好，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到这篇文章，才能真正发挥文章的作用。

因此，每次的编辑工作都要花费鲁迅先生不少的心思。

不负众望的是，《打出幽灵塔》一经刊发便引发了剧烈的反响。

白薇再接再厉，又创作了小说《炸弹与征鸟》，描写了余氏姐妹逃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故事，成为《奔流》杂志上连载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而她创作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则痛斥了国民政府的独裁专断，文章用词犀利大胆，甚至一度引发国民政府对白薇的严重警告。

正如当代文学家阿英评价的那样，在女性作家中，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反抗精神方面，“白薇是最发展的一个。”

但白薇和杨骚的爱情却屡遭不顺，杨骚甚至在二人结婚的当日再度上演不辞而别，徒留下白薇一人面对尴尬的窘境。

但此时的白薇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为爱人的离别啼哭不已的女性了，她有更重要的事业去追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白薇紧跟时事，相继发表了《北宁路某站》、《火信》等多部剧本和诗作，率先用文字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

这时的白薇不再只深居在阁楼中用笔战斗，她走向了社会，在各地奔走，主动帮助工人和学生群体一起导演抗日剧作，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战火肆虐的情况下，白薇孤身前往武汉和重庆，继续自己的革命创作工作。虽然生活艰苦，可她笔下的文字总是充满希望，充满斗争的热情。

1945年，毛主席亲自前往重庆谈判，在周公馆见到了白薇。在那里，毛主席不住口的赞叹：“我经常记起你，丁玲和你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

1975年，白薇因病封笔。在她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始终不渝地追寻着心中的光明，将一腔热血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学事业。

1987年，白薇在北京溘然长逝。尽管她的一生几度颠沛流离，几经苦涩消沉，但她从不曾丧失斗志，她是一位以奋斗为毕生追求的革命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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