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极了小时候奶奶给我喂饭的样子 奶奶嘴里的爷爷像影子

像是影子，像是其他

李浩

偶尔，奶奶会只言片语地提到我的爷爷。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在奶奶的只言片语中，爷爷有太多的名字，譬如“你爷爷”。譬如，“他”。譬如，“不着家的”。“睡窝棚的”。譬如，“死鬼”。“痨病鬼”。“胜儿他爹”。“瘦兔子”。“瘋子”。还有的时候，爷爷会被奶奶完全地省略掉，她直接从事件讲起，听着听着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她在说我的爷爷，原来，她又记起了他。

“痨病鬼”是奶奶提到爷爷时最最常用的称谓，是故，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在我脑袋里一直是一个穿着长衫，瘦瘦的，偶尔会咳一点儿血出来的病人形象，他弱不禁风，面色苍白……我父亲最听不得这个称呼，他只要听到，就会对着奶奶一次次纠正：他得的可不是痨病，而是肺结核，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种病，他是肺结核——“咱娘犟，你更犟。”母亲对父亲的所谓纠正很不以为然，“痨病，不就是肺结核吗？怎么会不是一码事呢？你没学过医，你不懂。”母亲在公社里当过两年零三个月的赤脚医生，这段经历足够让她鄙视父亲更为可怜的医学知识。“就不是一码事儿！要不然，有了痨病，怎么还有肺结核？都叫痨病或者都叫肺结核不就行了？”父亲也不肯认输，只要奶奶再在他面前提到我的“痨病鬼”爷爷，他还会固执地纠正，尽管他的纠正对我奶奶起不到半点儿的作用。

那个痨病鬼躲在树园子的窝棚里。他可鬼着呢。有几次我去找他，本来他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窝棚里可我就是没看到他。要不是我出来的时候他从后面叫我，我怎么也想不到，痨病鬼藏在那里。

那个痨病鬼。一天天就是咳，就是咳。他藏着钱呢。我早知道，他藏着呢。可就是不肯抓药。我说你就等死吧！痨病鬼还笑。我说你天天东躲西藏，就知道东躲西藏——你想没想过，你被二鬼子抓去？像林苍那样。痨病鬼还笑。

不怕？瞎说，他怕着呢！有一天半夜，痨病鬼敲门，我打开门，他在家里换了一条裤子然后就朝外面跑，我喊他他也不回头。什么味？我低头一看，裤子都是湿的，都是他尿的！那时林苍和林强都还没死。林苍说他们从滨州回来，半路上遇到二鬼子检查。二鬼子坏着呢！他们摸人的手，摸人的肩。痨病鬼让人家抓住手就吓傻了。他说自己的确不是种地的，是教书先生，没书可教了才去贩卖布头什么的……人家当然不信啊！路边还绑了三五个呢，他们被打得鬼哭狼嚎，就因为手上没有茧子。痨病鬼吓傻了，他哆嗦成一个儿，有个二鬼子笑起来：看，这家伙尿裤子啦！林苍说，你爷爷因为这泡尿救了自己。一个经人一吓就尿裤子的人，怎么会是当兵的，怎么会是地下党？他们又故意折磨了他一阵儿，然后把他放了。放了，痨病鬼就和林苍他们逞能，就自己本来就内急，眼看要躲不过去的时候急中生智，有意把尿尿在了裤子里……

他怕。要不怕，他也活不下来……痨病鬼后来还跟我解释，说自己是故意的，是急中生智，先把自己救下来再说……他可鬼着呢。阎王叫了几次都没把他叫去。要不是他和挨千刀的四赖子换了命……

对于奶奶的这个说法，我父亲一直不以为然。他承认，我爷爷怕过，但这不能证明他是懦夫，只能说，他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他这么一个珍惜生命的人投身革命，却干一项“要命”的事儿，恰恰说明他是勇敢的。父亲也有他的证明，甚至，他的证明来自于市志和当地的资料汇编。我母亲对父亲的证明也不以为然，她的例证是自己的舅舅，“前些年，他说自己打伤过一个日本兵，后来那个日本兵就被他打死了;去年，报纸上又登采访，他一个人就杀死了三个日本鬼子，明年可能更多……”

那个痨病鬼。什么也没给家里留下。他还给小花传上了病。

我母亲说，这才是我奶奶心里的“症结”所在，奶奶对爷爷的怨气和愤恨皆是由此而起。母亲说，小花是我的三姑，活到六岁，据我父亲说她一向乖巧一副讨人怜的样子，腮一直是红红的——“那时候她就已经病啦！当时，兵荒马乱的，没有谁能把命当命。”母亲说，我爷爷的肺结核没有传给奶奶、我父亲和四叔，却传给了三姑。在三姑咳了几天的时候奶奶到村外的窝棚里去找我爷爷——这并不好找，我爷爷居住的地方常换，十里八村废弃的窝棚都被他睡遍了。奶奶求他，拿出几块银元来给女儿抓药，就算是借他的也行——好说歹说，一脸难色的爷爷终于从一棵槐树的下面扒出了一枚银元：“这不是咱的。你记得，咱得还。咱得还上。”

我母亲说，爷爷的那块银元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大夫来了，也抓了药，但我三姑还是一日病重一日，最后，她都照看不了自己的弟弟了。你四叔也懂事儿，他拉着姐姐的手不哭不闹，你三姑留给他的鸡蛋羹一口也没吃。我母亲说，奶奶又去找爷爷要钱，爷爷告诉她已经没有了，一分也没有了，都发出去了……“其实他有。你爷爷吧，这个人……当年那些人，都这样。也不是他一个。”

爷爷是地下党。1996年出版的《滨州市志》上有他的名字，职务是中共地下党滨州区委副书记。他负责整个滨州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滨州市志》曾专门地提到一笔，他在负责这部分“党的资产”的时候，没丢过一分钱，也没把一分钱用在自己的身上。据说这项内容是我父亲到市委史志办“要”来的，他向“兜里习惯插两支钢笔”的寇永革详细地讲述了我爷爷的故事，他的遗产和奶奶心里一直化不开的结，直到把自己说得泪水涟涟，把专心记录的寇永革也说得泪水涟涟。“你知道吗，我娘，到现在也没原谅他。她总觉得，要是我爹能多拿几块大洋，我的花儿妹妹就不会死。他也不会。”

我的“痨病鬼”爷爷还是个“不着家的”。他总是在外面，宁可睡在外面，宁可东躲西藏，风声鹤唳地躲在外面，也不肯像别家的男人那样，在家里待着，坐着，种种地或锄锄草什么的。“他痨病了也不肯在家里待。”

奶奶的怨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至少表面上如此。她真的不肯原谅。在奶奶的描述中，爷爷在这个家的存在就像是淡淡的影子，有一种似有似无的飘忽感，他的心在别处，身在别处，尤其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之后，尤其是“紧张起来”之后——“里里外外，都得我一个人。你找他？不着家的可不能让你找到。他忙着呢，瘦兔子似的。”奶奶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自言自语，油灯的细火苗一蹿一蹿，油烟中弥散着混杂了蓖麻油的灯油气味，它早已把整个屋子充满了。“受的那个罪哟。”奶奶说的这句没头没尾也没有主语，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我爷爷还是说自己。

对爷爷的“不着家”，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承认，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是奶奶在操持，而我爷爷则完全不在场，他只是偶尔地回一次家，更偶尔地会坐下来和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在我父亲的记忆中，爷爷能留下来吃饭，对于全家人来说简直算是个节日。“那样的时候太少了。”我父亲记得，有一次爷爷回来，还给我的四叔带来了一个玩具：一只用陶燒制的、绘有彩色斑纹的泥老虎。我父亲记得，那只陶虎一下子变成了我四叔不肯释手的宝贝，只让我三姑摸——我父亲在吃饭的间隙偷偷伸出手去摸了一下虎头，四叔立刻哭着尖叫起来。

在四叔的记忆中，爷爷几乎不存在，就连影子也算不上，“我没印象。我根本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不过，你爸爸说的泥老虎我倒是记得，不是陶的，用胶泥烧的，上面涂的油彩没几天就被擦掉了。我记得是你奶奶，和换布娃娃的用纳好的鞋换的——没你爷爷什么事儿。”四叔认为，我父亲把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儿挪给爷爷，“他那心思……你爸爸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爷爷的儿子。哼，也没沾上光。他死得早，屁劲儿也使不上。”

是的，爷爷是一个不着家的人，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特别是“紧张了”之后，日本兵要抓他，二鬼子要抓他，国民党兵和土匪也想着抓他——有几次，我奶奶和三姑四叔还睡着觉，门突然被打开或者窗户纸突然被捅破了洞：但他们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找不到爷爷的影子。奶奶，对闯进房子里的人从来没有好气：没见！他早死啦！我还想问你要人呢！你看看，这个家——那个死鬼要是在，能过成这个样子？

“你奶奶，厉害着呢。”四叔拍拍我的头，“咱们家里，你奶奶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她可不是让人的人，任何人只要经她一嚼，连骨头都得被嚼碎喽！十里八村都有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四叔再拍拍我的头，“不这样也不行。活不下去。要不是她，咱这个家，早就……唉。这个家，得感谢你奶奶。你爷爷……家里没沾他半点儿光。”

——“你四叔，就想着沾光，沾了一份还想着十份儿。”我母亲对四叔的说法并不赞同，“他可没少沾光，你去公社广播站——你以为人家不是因为你爷爷的关系才照顾的他？没待太久，是他自己不争气，还能怪谁？”一提起四叔，母亲就有一肚子的愤慨，她始终觉得奶奶太过偏心，“占便宜没够。干啥啥不行。”

好啦，话题还是回到我爷爷的“不着家”上来吧，在这点儿上，他真的就像是一条时有时无、多数时候是无的影子。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即使回来，也都是夜间，甚至都是后半夜，那时候我的父亲、三姑和年幼的四叔都已睡去，只有纺线的或者纳鞋底的奶奶还在油灯前醒着，墙上跳动的影子比她更瘦更长……偶尔，被自己的身体压麻了手臂的父亲翻身，睁一睁眼，他看到爷爷坐在炕沿上的影子——他根本来不及说句什么就被自己沉重的眼皮压进了梦乡。“家里的事儿他什么都不管。”我奶奶这样说，四叔这样说，而我的父亲……他不否认这是事实。“你爷爷是很少回家，而即便回来，也是大人孩子都睡着的时候。没办法。那么多人抓他。他还管着钱，整个滨州、烟台地区的活动经费。再说，你爷爷不回家，还有别的理由。”

父亲给出的理由是：一、爷爷不回家，是不想给家里带来危险，他可不想家里人受自己太多牵连。那时的地下工作，可真是掉脑袋的事儿，要是在家里被抓那一家人可能都跑不掉。二、他得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家人，就是这样他还是把肺结核传染给了我的三姑，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父亲的理由并不被奶奶接受，至少，她不能接受第二条。

“这个家，就像没有他一样。”

小时候，我被父母安排在奶奶身边，跟着奶奶睡，而他们则在不停地忙，用父亲的话说就是都在忙“革命工作”。作为酬劳或者别的，父亲和母亲会给奶奶一点点儿的钱，会给奶奶购买小米儿，蜡烛，沧州红枣，针和线，棉花……母亲说，不止一次地说过，你奶奶真的是——她觉得让孙女跟着自己睡就仿佛亏了多少似的，好像油也是孙女用的，灯也是孙女用的，米和面也都是孙女用的……“我们给你奶奶的东西，养你三个都足够！”

奶奶则是另一种说辞，她说，我父亲可真是我爷爷的儿子，“不着家也是随啊！又是一个油瓶倒了不扶的手！”她说，哪来那么多的革命工作，他们就是懒，不愿意管孩子，又不是在打仗，又不是紧张时期！仿佛是为奶奶的话语佐证，我四叔时常坐到奶奶的炕头上说着说着就聊到我的父亲母亲，很随意地说一句，二哥今天下午捞了不少的鱼。他们没给你送来？二嫂子今天看戏去了，她买了糖葫芦吃，弄得嘴上全是糖！你知道，刘栓嫂子爱嚼舌头，就是她告诉我的，说，你嫂子，是个什么样子！没工夫看孩子，倒有工夫看戏！

偶尔，奶奶会做出制止，你别说了！别让孩子听见！“她还会传舌头不成？”四叔拍拍我的头，“我说的又不是假话。传也不怕。小宁啊，他们就是不要你了。要不然，放你奶奶这里干吗？”

看看你！奶奶并不愿意听这话，你怎么长了一副娘们舌头！我们家小宁，懂事儿着呢，可别和你爹娘说啊。大人的事儿，小宁不掺和。

是的我不掺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怎么掺和，怎么掺和了还不被训斥——所以，我躺在炕上，玩着自己的衣服或者被角，一副没有耳朵的样子，但他们说的我都听得见。譬如，我奶奶也会和四叔提及我的爷爷，“那个死鬼，本来可以不死的。也不是要命的病，都带了三四年了。可是，他非要。他的命换给了挨千刀的——本来那个挨千刀的早已经死了。”“他跑到关东去了。没听说再被抓到。”“该死的偏死不了，那不该死的……”

我奶奶不止一次地提到爷爷的“换命”，这是她对爷爷耿耿于怀的另一个缘由，每次说起她都会咬到自己的牙——“这个死鬼！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不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知道奶奶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什么是“换命”，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反正奶奶也并不是讲给我听的——我觉得她是讲给自己听的，只是讲给自己听的，而我在她身边，不过是给她了一个可以不顾忌地说出声来的理由：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这一感觉越来越重。因为她讲的故事多数无头无尾，多数只是一个片段，一个跳跃不已的句子，一个场景，甚至一段人物不明的对话……她似乎是在和自己的记忆说话，这个倾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把那些只言片语以及我父亲、母亲和四叔的讲述串连起来——于是，我在自己的大脑里搭建了有关爷爷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个黑故事，它始终被奶奶记恨，在我父母那里多少也有些讳莫如深，似乎奶奶的记恨也传染给了他们。下面，是我搭建起来的故事，它可能与在我奶奶、父亲和四叔那里的故事并不太一样。

故事是这样的：我爷爷有四个兄弟两个妹妹，然而在兵荒马乱、缺衣少食的年代，到我爷爷十三岁那年家里就剩下了爷爷和三爷爷兄弟两个。他们相依为命。后来我爷爷去天津上学，而三爷爷则不知道为何离家出走，当起了土匪——我们当地管土匪叫“仨兒”，三爷爷变成了“林仨儿”。变成了“林仨儿”的三爷爷立刻有了另一副面孔，不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让人闻风丧胆，大人们习惯用“林仨儿来了”吓唬不听话的孩子，而一听说“林仨儿来了”，多不听话的孩子立刻成为不哭不闹的木头人……林仨儿的名头越来越响，而且不止一次地使用分身术，可以同时在阳信、高青、桓台和利津犯下命案，杀人越货，把十六七个壮年的小伙儿打断了头骨或肋骨。林仨儿声名赫赫，几乎所有的恶行都有他的份儿，他的后背上背着数十条人命，而每条命的背后又各自有着一条流不尽的鲜血河流……他什么人都杀，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国民党的溃军、二鬼子，还乡团和财主，还有日本军医，两个步兵战士和一个日本女人，两个地下党联络员——当我这位三爷爷被共产党的部队抓到的时候，他毫无辩驳地就认下了所有的罪行。“不都是我干的。但有我一份儿。”

“这个林仨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区委书记梁朝河当着我爷爷的面儿签署了召开公判大会、会后将林仨儿一伙儿六名土匪枪决的命令，他命令我爷爷负责看押和枪决等事宜——当时，梁朝河似乎并不知道我爷爷和恶名昭著的林仨儿之间的关系，我父亲坚持这样认为，但我四叔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梁朝河其实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考验一下我的爷爷——我的爷爷，真的没经受住考验。

在得到梁书记命令的时候我爷爷并没说什么，他表示要坚决执行——这些土匪实在是当地的大祸害，不杀掉真的是不足以平民愤，他们的存在始终让人惶惶，提心吊胆。第一天，第二天，我爷爷都没说什么，但第三天上午，经历了一夜辗转的我爷爷还是走进了牢房。说是牢房，不过是逃跑的地主家的一栋独院儿，院墙高耸，原是为防土匪的现在做了牢房正好派上用场。我爷爷和三爷爷谈了一个上午，中午的时候，我爷爷还叫人送了一坛子高粱酒进去。他也喝了一点儿，走出牢房的时候他的面色更为红润，而咳，也比平时厉害。据说，他找到梁书记，建议用活埋替代枪毙——毕竟，子弹要省着点儿用;活埋会比枪毙更有震慑效果，也更能让那些受害人的家属出口恶气——梁书记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好，就这么办吧！你组织咱们的民兵去挖坑！

批斗会开得热烈而顺利，毕竟，林仨儿和他的同伙实在招人恨，而“供认不讳”的林仨儿也完全没有悔罪的意思，一脸笑嘻嘻的模样，这让他自然变得更加招人恨。围观的百姓不甘落后，抢过民兵的铁锹你一下我一下地朝林仨儿他们身上丢土，一边丢土还一边咒骂。据说，我奶奶也在人群中，她也抢到了铁锹。她的一个对她很好的舅舅，在给她家送高粱米的时候被土匪劫了，没等家里凑上赎金就撕了票，可赎金一分也没少要。据说（我忘了是我父亲说的还是四叔说的），我奶奶看着埋住了头的那些土包还在一鼓一鼓，就又抢过铁锹朝着土包各自拍了一下，“叫你们作孽！”

那时，日本已经投降。国民党的部队也在节节败退，地下党也慢慢地浮出了水面，我爷爷，偶尔也可以回到家里好好地待上一会儿，毫无风声鹤唳感地和一家人吃顿饭了。在奶奶的讲述中没有这一段，但我听得出来，那种紧张得让人窒息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傍晚，爷爷回家了一趟，他拿走了家里最好用的那把铁锹。如果不是他取走铁锹，奶奶也许不会把后来发生的事那么顺畅而迅速地和爷爷联系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埋下林仨儿的那个土丘被人挖开了，里面那么招人恨的、应当挨千刀的林仨儿已经不知去向。

爷爷受到了审查。地下党有着极其严格的纪律，而我爷爷的所做，却是严重违反甚至破坏，何况，他还是滨州地区那么重要的人物——爷爷被五花大绑，送进了刚刚空出来的牢房。据说，我爷爷拒不承认是自己放走了林仨儿，而他拿走的铁锹也没有挖过土的痕迹，挖土救走林仨儿的应当另有其人;据说，爷爷在第二天上午就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所做，林仨儿真是命大，爷爷将他挖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毫无气息，但爷爷用铁锹拍了几下他的后背，要将他再埋下去的时候他却又活了过来;据说，同样是据说，我爷爷在牢房里，就和三爷爷商量了把三爷爷救下来的计划，不管怎么说，这个让他也咬牙切齿的土匪头目是他的亲兄弟，老奶奶临终前反复叮嘱过我爷爷，要看护好他，千万要看护好他。救三爷爷的主意是三爷爷想的，他和我爷爷说，即使这样你也救不下我，要是真想救下我，你得换命，把你的命换到我身上我才能——“你可自己想好了，要救我，你自己就活不长;要不救，兄弟和你今天的相见就是永别。”整整一个晚上。我爷爷都在床上辗转，在救还是不救、换还是不换之间来回反侧，天亮起来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换。按照三爷爷教给他的方法，我爷爷……“那是迷信！怎么会！不过，你奶奶真还信了，一直在说，你爷爷的命被他挨千刀的兄弟换去了，人家铁石心肠，还不念他和这家人的好！”这段说词，我父亲和四叔取得了一致，说实话他们很少有一致的时候，无论是对记忆、旧事还是现实。

没有人真正知道我爷爷是怎么“脱罪”，又被放出来的，即使在家里我爷爷对自己的所做也是守口如瓶，很长一段时间我奶奶并不知道爷爷在后面都做了什么，后来知道了爷爷的身份但也不知道这个身份意味什么，有哪些事儿要做，她知道的只是爷爷在做“要命的事儿”，随时可能被杀头，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她只能一路掩盖，尽她的最大可能……我父亲认为，爷爷应当是没认，在当时整个地下党组织中他的人缘好，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也都理解他的难处;四叔坚持另一种观点，他觉得是区委书记梁朝河救下了我的爷爷，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感情实在太深了，是梁书记舍不得他。

下面的故事或许包含了虚构但基本合理，我承认，这里面有猜测的成分，并非完全依据奶奶的只言片语，或者来自父亲与四叔：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奶奶自是吃惊，紧接着怒火难抑，紧接着则又是紧张和惧怕……“我一听，就知道是他。是他挖出了这个挨千刀的！”多年之后，奶奶提起这件事儿来话语里还是包含着怨恨和不满，她不肯原谅，这是直接扎到她心尖上的一件事儿，直接让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硬生生被挖掉一块肉的一件事儿。

经过审查之后的爷爷被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审讯的缘故，反正他看上去心力交瘁，咳得更厉害了。他决定回家住一段时间，反正那时段国民党已经败退，一些散兵游勇也翻不起风浪——可是，他的归来遭到了奶奶最为坚决的拒绝。

“你干吗要放他？你要想放他，别抓他啊，让他继续杀人放火多风光啊！这么多年，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

“他的命你都能救，那咱家花儿的命就不是命了？也没见你用这么大的力气！咱家花儿，临死的时候就是喊爹，你那时在哪！”

“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个人！你别回来啦！少了你我们一样过！”

连续几夜，奶奶都早早地闩门，一听见外面的动静马上就熄灭油灯，她坚持不给我爷爷开门，即使后来我们瓦爷爷、六奶奶和梁朝河前来求情也不行。之前，梁朝河和我父亲回家来过多次，尽管他从不在奶奶面前多说什么，但我奶奶早就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心理上早就有了特别的亲近和尊重——可是，我奶奶连他的求情也拒绝了。“我这个家，容不下他。老梁啊，我瞎了眼，难道你的眼也瞎吗？”

大约，我爷爷也没有想到奶奶的坚决，平日里她可不是这样。她被林仨儿脱逃这件事儿伤透了。再加上我花儿姑姑的死。爷爷在房子外面徘徊了几日，最后，在门口放下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和三斤小米，又退回到树园子的窝棚里。这一去，便是与家的永别。

小时候，我被父母安排在奶奶身边，跟着奶奶睡。奶奶睡得很晚，往往是，我在半夜里醒来，她还在点着油灯，一边做活一边说话，她的话有时只是无头无尾的片段，我总觉得她并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说给自己和自己的回忆听的。偶尔，奶奶会只言片语地提到我的爷爷。在我的感觉中，在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爷爷的存在极为稀薄，这个稀薄里还包含着怨愤的成分。在讲述爷爷被拒之门外的片段时，奶奶的语气中怨愤的成分似乎会变得更多，可我母亲却觉得，“你奶奶应是后悔了。”

之所以说我奶奶“后悔了”，母亲给出的理由是，我爷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突然病情恶化，他开始咳血，大口大口地咳，大口大口。奶奶被人叫去，她和我爷爷在窝棚里说了很久，然后，我父亲和四叔也被叫进了窝棚，爷爷就在荒郊中的窝棚里咽了气。关于爷爷的遗言，我父亲记下的是：你爷爷说，革命马上要胜利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记住，将来我们胜利了，你们一定要……而我四叔，他所记下的则完全不同。他记下的是，我爷爷问他，拾麦子去不？你拾了多少？以后想干什么啊？我四叔想都没想就径直笃定地回答：我要当卖花生的！要是没人买，我就自己吃了它！爷爷竟然笑起来：我这儿子，有出息，就是不忘吃！

尽管是自言自语，尽管奶奶在晚上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说出的都是只言片语，有时候我根本无法通过想象为她搭建起连贯的画面——但在我的印象中，奶奶从未向我提及过爷爷临终前都和她说了些什么。她像我的爷爷在家里时那样，守口如瓶。

我知道的是，据我父亲的讲述而知道的是，奶奶从爷爷的窝棚里出来，径直走到蹲在门外的柳树下吸着旱烟的梁朝河面前：你给我找两个人。跟着我走。

他们在果树下，生有三棵白腊树的艾草地里，桥墩的缝里，以及河边老槐树生着虫子的树洞里，先后找到了二十几枚银元，和一小包被蓝布包裹着的东西。它们，被交到了梁朝河的手上。“他刚告诉我的，都在这儿了。大概能对得上。”

深陷于悲痛中的梁朝河显得更为悲痛。“我这林哥，这、这是……”

“他没动过一分一厘。你清点一下。”奶奶认认真真地对梁朝河说着，“他说，等胜利了，就再也没有穷苦人了，就都能有饭吃了——是这样吗？”

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而更为稀薄的，几乎未曾被提及的还有一个人，奶奶的大儿子，我父亲和四叔的大哥，他大约比影子还要淡，还要稀薄。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几乎从来都不提他，要知道他是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走失的，而只活到六岁的花儿姑姑却时常被奶奶提及——奶奶，为什么从来都不提及自己的这个儿子呢？

父亲和母亲，包括与奶奶最为亲近、总把自己当成是母亲肚子里的蛔虫的四叔也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他们给过我不少的理由，但那些泥足的理由都無法独立站住。在奶奶去世五年之后，我父亲突然接到一封来自黑龙江的信，那封信里提到了我的大伯，他有了认祖归宗的念头，决定回家来看看——当然，这已经是后话，我会在另一篇文字中再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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