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代专权宦官 王振（百官之首的三杨为何没有阻止宦官王振专权）

正统年间，冲龄即位的朱祁镇任用太监王振，纵容其干预政事，作威作福。愿意巴结奉承者，加官进爵，稍有不服或礼貌不敬者，就会遭到报复。一时间士大夫廉耻尽丧，在巴结奉承上，那是既含蓄又精妙。有一次王振看到工部郎中王佑没有胡子，就问他；“你怎么没胡子？”，王佑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把王振逗得哈哈一笑，第二天就提升王佑为工部侍郎。

按理说三杨既是百官之首，又是先帝托孤的辅政大臣，眼看着王振权势日益扩大，把官场弄得乌烟瘴气，连内阁的各项权利也被不断侵蚀剥夺，理应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或抨击王振，或劝谏帝王，但是直到三杨相继去世，也未见三人有任何动作，的确让人疑惑不解。

早在朱祁镇即位之初，三杨之首的杨士奇就上奏提醒过太皇太后、皇太后要留意皇帝的身边人，一定要选择“立心行己正当者”，否则与小皇帝日久生情，使皇帝情感大于理智，再想除去宵小就难了。如今情形，算是被杨士奇说了正着。

王振的专权不仅危害了正统朝，更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开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权阉横行，但是也会伴随着皇帝的生杀予夺而停止，所以，若想真正阻止宦官专权，关键还在皇帝。宦官的权利都是皇帝赋予的，只要皇帝能够乾纲独断，自然没有宦官什么事。

那么皇帝要想乾纲独断有那么难吗？

还真有！

有明一代，除了太祖朱元璋严格限制太监的权利之外，之后的皇帝基本都离不开宦官，还发展出了一套宦官制度。

建国之初，朱元璋汲取前代的亡国教训，规定严禁宦官干政，但自从朱棣靖难登基之后，由于当时宦官有功，且手下诸多宦官文武兼备，于是朱棣开始大量任用宦官。而且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之后，政事都压在了皇帝一人身上，即便是精力旺盛的朱棣也深感吃不消，于是内阁诞生了。

仁宣时期，以三杨为首的内阁地位逐渐上升，皇帝在政事上对内阁也甚是倚重，基本上朝政大事先由内阁起草意见，叫做“票拟”，转呈皇帝批阅，节省了皇帝的时间，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尽管如此，皇帝依旧要一个人面对海量奏折公文，但又不能将权利全部移交内阁，否则内阁就等同于宰相了，有违朱元璋禁止再设立宰相的祖制。于是司礼监的职责就扩充了。司礼监设立若干秉笔太监帮助皇帝分批奏章，叫做“批红”。一些日常琐事，秉笔太监只需要按照内阁的票拟意见，用朱笔誊写在奏章上，或是口述奏章概要与票拟意见，皇帝只要口授决议，秉笔太监再行批复。只有少部分非常重要机密的奏章留给皇帝亲自批阅，极大的减少了皇帝的工作量，提升了工作效率。

仁宗与内阁大臣议事

不过这样操作就需要秉笔太监不仅仅是识字这么简单，需要有一定学识知识储备能力才行。于是，自宣宗时起，设立内书堂，由翰林学士亲自教授十岁以下的小太监识字明理，以便日后辅助皇帝理政。此事当时三杨也并未反对，只是主张要慎重挑选。显然当时三杨也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大的潜在危机，况且与宦官合作也未尝不可，毕竟有些宫闱秘事，大臣力所不及，宦官反而可以利用自身有利条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自此司礼监与内阁合作处理政事的局面确立下来，这样的制度如果应用得好，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但前提是要有一个合格的君主，来平衡两者间的权力，或者是任用贤能的大臣和太监，不至于徇私乱政。

显然朱祁镇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他既没有其父祖的帝王之术，也没有优秀的政治才能。年少即位，政事基本全靠司礼监与内阁打理，三杨虽为辅政大臣，但是却并不能得到朱祁镇的信任，反而事事依赖王振的意见，导致权力的天平逐渐向王振倾斜。

面对这种变局，三杨能做的就非常有限。

首先，三杨是地地道道的儒臣，而非权臣。所以他们不会扩张自己的权利范围，增加政治话语权，儒臣的实现政治途径是辅佐君主，他们只会通过献计献策，或是规劝诤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就相对被动，在朱祁镇的信任远不及其父其祖对三杨的信任时，所有的规劝和建议被采纳的成功率就大打折扣，自从正统初期开始，一些政治决策比如人事任免权、是否-出兵麓川等决定就已非三杨能左右了，更何况是参议朱祁镇最信赖的王振。

其次，三杨历经四朝，几经沉浮，对于权衡利弊得失已然有了个人的心得体会。三杨中的杨荣曾说，“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以悻直取祸，吾不为也。”他们不会像官场直臣一样，甘愿捍卫伦理道德而去得罪君王，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给自身取祸。不管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为了自己的身前身后计，所谓的忠直正义都会向现实低头。三杨能凭借仅存的微弱影响力尽量影响皇帝的决定，保存朝中忠正之士不被王振侵害已然不易了。

不只是三杨，在朝所有熟读孔孟之道的士大夫都在面临捍卫伦理道德与接受现实的艰难选择。

一些士大夫忍受不了这种局势，又无力解决，会选择挂冠而去，以求独善其身。留下来的人能做的只有等待，或者等待皇帝哪一天的觉醒，或者等待一个时机可以干掉权宦。在此期间只能委曲求全，暂时抛开道德的框架，放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小心翼翼与之共存，因为应对权宦及其党羽的麻烦已经足够焦头烂额了。

只是三杨没有等到这个时机就离开了人世，后继的士大夫们在王振专权八年之后终于等来了皇帝御驾亲征，等来了土木堡之变，才算等来了王振时代宦官专权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