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秦国商鞅变法最彻底（20年前秦国已经变法过一次）

如果问起大秦帝国强盛的原因，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商鞅变法。的确，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改革使得秦国在短时间内国力大增，为日后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细究历史，秦国强盛的真正开启者也许并不是商鞅，甚至可以说，秦国的变法也并非始自商鞅，早在商鞅来到秦国之前，秦国就已经开始走上了变法强盛之路。那么，秦国变法始于何时？谁又是秦国强盛的真正开启者呢？本文便来详述这一问题。

兵马俑

其实，早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在位之时，秦国就已经开始了变法图强的措施。秦献公（公元前424年—前362年），据《史记索隐》载名师隰（另一种说法叫公子连），为秦灵公之子。秦灵公十三年（公元前415年），灵公逝世，但君位却未被他的儿子师隰继承，而是由他的弟弟悼子继位，史称秦简公。很明显，秦献公的君位被他的叔父给篡夺了。失去继承权的秦献公无法再在秦国生存，不得不逃亡外国，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公子的生涯，而他流亡的国家就是魏国。

战国初年，三家分晋，原来的老牌霸主晋国一分为三，实力骤减。然而，在这三个新生的国家的当中，魏国凭借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君王的励精图治，任用李悝力行变法，任用吴起主持军事，同时又有乐羊、西门豹等一大批贤才辅佐，国力大增，迅速成长为战国初年七雄中的第一号强国。魏文侯三十七年（公元前409），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帅，开始大举进占秦国的河西之地，至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了河西之地，阻塞住了秦国东出的重要通道。而在魏武侯九年（公元387年），当时的秦君秦惠公率领了号称五十万的秦军精锐部队前来重夺河西，结果被吴起以五万武卒打败，此后数十年的时间，秦国再无力夺取河西，魏国霸业进一步得到巩固。

魏国

与魏国的国力蒸蒸日上相比，秦国自秦简公继位之后起便日渐衰弱，不但在这期间丢失了东出的重要战略要地河西，更是五十万大军败于五万魏军，颜面扫地，国力大减。这一切都被当时年轻的秦献公看在眼里，他虽然被篡夺了君位，但从未放弃过重夺君位的希望，一直在静静的等待着机会重回秦国，而这个机会终于在其逃亡魏国近三十年后，即秦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的时候等到了。

秦出子是秦简公的孙子，秦简公在位十六年卒，其子秦惠公继位，秦惠公十三年卒，他年仅两岁的儿子出子继位，史称秦出子。出子由于年幼，故由其母主持国政，但这引起了秦国公室的不满。秦出子的君位说到底毕竟来路不正，是由其祖父简公篡夺了献公的君位而得来的，而在秦简公、秦惠公两代君主的统治下，秦国不但丢掉了河西之地，五十万大军更是败于魏国，致使秦国国力大减，更是进一步激起了国人对出子的不满。现如今其孤儿寡母主持国政，一些心怀不满之人便有意废掉了出子，另立国君，流亡在外达三十年之久的献公获得了一个回国的天赐良机。

秦国政局的变动也引起了魏武侯的注意，他有意扶助献公回国继承君位，而其用意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希望借扶持献公继位达到建立一个亲魏的秦国的目的，但献公拒绝了武侯的帮助，只是表示为了感谢魏国多年对他的照顾，武侯在位之日他不会与魏为敌。随后，他便自行离开魏国，返回秦国。

出子二年（公元前385年），秦国宗室庶长改迎立献公与河西西县，立其为君，史称秦献公。同年，献公回到秦国，杀出子及其母，并扫平了一切反抗势力，在秦国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秦献公的继位，在秦国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从后世的角度看，这是秦国由乱入治的起点。

影视剧中的秦献公

献公继位之初便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势，首先由于公室内乱，秦国数十年的时间内斗不止，失去了争霸中原的最佳时机，同时魏国的强势崛起也严重打压着秦国的发展空间，河西之地尽失之后，更是失去了东出的重要战略要地，局势不可谓不糟糕。然而，秦献公并非是一个庸主，他的身上至少有两大优势。

他有振兴秦国的雄心壮志，这对秦国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连国君都胸无大志的话，那整个国家自然也没有奋进的动力与源泉。

多年流亡魏国的经历让其有一窥当时的超级大国魏国强盛之道的机会。魏国的强大主要集中在魏文侯与魏武侯变法强军的数十年时间里，这段时间也正是秦献公流亡魏国的时候，他自然耳濡目染了众多魏国变法的措施，也见到了魏国变法后强大的事实。因此，凭借着这两大优势，秦献公在继位后便逐渐开始了秦国的变法强盛之路。

秦献公变法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四：

首先，废除了人殉制度，人殉是一种古老且残忍的制度，当年开明有为的秦穆公，也没有跳出这种落后习俗的制约，死后用了百余人给自己陪葬，其中包括许多秦国的人才，给秦国日后的发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在人力资源本就缺乏的时代还大量的杀人殉葬，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因此秦献公断然废除了秦国的人殉制度，为秦国储备人才人力资源储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迁都栎阳（今陕西省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秦国的都城原本在更西边的雍城，秦献公将都城迁到东边的栎阳，目的一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二是为了更好的向东发展，这突显出秦献公已将秦国发展的目标定在了东方，意图为日后出关争霸天下打下基础，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东方建立一个稳固的战略据点，新都栎阳就肩负了这一重大的战略意图。迁都无疑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举动，此举和日后商鞅营建咸阳城并迁都咸阳的举措是一样的。

栎阳城遗址

第三便是"初行为市"，也就是说在秦国的都城里设置专门的市场并派遣官吏加以管理。从前的秦国没有专门从事商业的市场，和山东六国相比确实是非常的落后，也突显出了秦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弱点。秦国设立市场以促进商业活动，派遣官吏管理市场是为加强对商业经济发展的控制，对增强秦国的经济实力，以及日后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都有帮助。

最后，是编纂户籍与推行县制。这一举措是秦国进一步从落后愚昧的旧奴隶贵族国家向新兴的封建国家转变的一个重要举措，编纂户籍意味着对自己国内人口的掌握与管理，推行县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目的便是想极大地增强秦国的社会凝聚力与政府的统治力，改变过去政府弱小无力的局面。

而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改革，原先秦国衰弱的国势渐渐有了起色，而当秦献公十五年（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之后，秦献公亦开始将对外发展的矛头对准了魏国，意图重夺河西。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4年），秦魏之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石门之战，秦军大破魏军，斩首六万。此役也震动了周天子，周天子特意赐予献公黼黻（一种礼服）以示庆贺。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魏之间又发生了著名的少梁之战，秦军俘虏了魏军主将公叔痤。在历经了多年对魏作战的失利格局之后，秦国终于开始在军事上抵御住了称霸天下的魏国的压力，而这与秦献公开启的变法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河西之战形势图

秦献公的变法虽然终止了秦国多年渐颓的国势，并接连在石门、少梁之战中力压魏国，但秦国的变法依然有着不小的问题。

它至少有两大问题。首先，变法措施过于简单，且并无创新之处。无论是废止殉葬制度，还是迁都或者推行县制等等，秦国的变法措施其实山东列国早就已经推行，秦国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照搬过来而已。因此，虽然秦献公的变法收获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秦国落后的大局，石门、少梁二战虽然力压魏国，可魏国依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魏强秦弱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从秦孝公继位之初秦国的在天下的地位就可看出：

河山以东彊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因此，秦国如果想要进一步强大，秦献公这些变法措施的力度明显是不够的。

战国形势图

其次，献公去世，且变法成效甚微。少梁之战之后，献公便去世了，他在位共二十三年，时间虽然不算短，也取得了一定的变法成效，但秦国为了进一步的强盛，进一步的变法则是势在必行的。然而献公在继位的晚年并未采取更深层次的变法，而是迅速开启了对魏的战争，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却并未改变秦国弱小的根本大局，可以说这是献公在位时期的一大遗憾。秦国未来何去何从，则取决于新的秦君是何取舍。

好在继位的秦孝公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君主，他认可并继承了秦献公时期开启的变法图强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并不局限于使用本国的人才，而是面向天下召集能够让秦国走向强盛的有能之士。在这一背景之下，商鞅来到秦国，说服秦孝公力行变法，此后秦国变法二十余年，国力大增，正式挤入了战国强国之列。

商鞅变法的根本措施，是建立以耕战为主体的小农经济，通过严格的法律措施将秦国带入战时体制，从而适应战国时期残酷且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与秦献公师法魏国变法一样，商鞅变法同样是以魏国变法为蓝本，相传商鞅入秦之时曾携带了魏国李悝所作《法经》入秦。但不同于秦献公变法只是学到了魏国变法的皮毛，商鞅从法家专业人才的角度出发，以魏国变法措施为底本，深度结合了秦国的具体国情，相继推出垦草令、户籍制度改革、什伍连坐制、二十等爵制等一系列法令，并推行详细且严密的秦律，迁都咸阳以进一步适应东出争霸的战略需求，同时还改革风俗、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等，在经济、文化方面皆有深度改革。对比于秦献公时期的变法，虽然秦献公亦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皆有改革，但力度很浅，措施也不够全面，商鞅接过秦国变法的大棒，在秦国掀起了一场更为全面与深刻的变法浪潮，继承并发展了秦献公以来的变法意愿，从而正式开启了秦国强盛的道路。

商鞅

商鞅变法对秦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正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迅速跻身为大国强国，并开始了东出争霸的历史。同样的，也正是因为商鞅变法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从而掩盖了之前秦献公时期的变法浪潮。献公时期的变法虽然影响与力度并不如商鞅变法大，但它的意义同样是不可小觑的。

首先，献公时期的变法奠定了秦国变法的基础。对比献公与商鞅的变法，二者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一个较为肤浅，一个更加专业且深刻，商鞅在秦国已有的变法基础上进一步的推行变法，其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收获这么大的成功，除了他个人与秦国君臣的努力之外，献公时期打下的变法基础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商鞅变法在秦国虽然遇到了阻力，但相比其他列国变法阻力较小，与秦国早已开启变法的历史背景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次，献公变法坚定了秦国靠变法强国的意志。献公早年流亡魏国，目睹了魏国靠变法走向了强盛，所以他归国后便师法魏国开启变法，他的这个志向为其子秦孝公所继承。孝公继位之初便下令求贤，而他所求的贤才很明显是能够让其强国的变法贤才，所以当商鞅前几次见孝公对其说以帝道、王道之时，孝公昏昏欲睡很不满意，而当商鞅说以霸道与强国之术时，孝公则非常满意。秦孝公的这种政治取舍，与他的父亲此前推行变法的意志是相通的。

因此，秦国的变法虽大成于孝公与商鞅之手，但秦献公的变法对其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秦国变法并非始自商鞅，而是开始于秦献公之时，而秦国强盛的真正开启者，同样也应该是秦献公。

参考资料：《史记》；《商君书》；杨宽《战国史》